策划人语 媒体是社会公器，是公共信息的平台。近年来中国传媒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很多时候，媒体是战士，是社会的良知，是“大地的嗓子”，呼喊出最真实的声音。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某些制度尚不健全、局部尚不和谐、社会发展尚不成熟的今天，媒体的身份在一些领域也被错位了，扮演了一些它本不该扮演的角色。在一个机遇与困惑并存的时代，中国媒体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媒体人应该肩负怎样的历史责任？这需要我们全体媒体人用行动作出回答。（执笔/黄菲）
中国媒体三张“变脸”及其他
黄菲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中国媒体有这样三张熟为人知、深入人心的脸。第一张是包青天的脸――有冤情，有纠纷，找媒体，媒体出面，问题解决，沉冤得雪；第二张是慈善家的脸――有困难，有不幸，找媒体，媒体出面，捐款涌现，困难解决；第三张是狗仔队的脸――看明星绯闻，看名人隐私，找媒体，媒体出面，绯闻隐私包你看够。不容置疑，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这三张脸曾经有、甚至现在还有各自存在的价值。然而，这三张脸都是社会发展不成熟、某些制度不健全的产物，是三张被扭曲的脸，三个被错位的角色。中国媒体，应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脸，真正属于自己的角色。
包青天的脸
有冤情，找媒体。从“焦点访谈”，到各类法治类栏目、调查类栏目的推出，媒体日益成为了人们寻求社会正义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据了解，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每周收到群众来信1500余封，其中90%反映的都是司法不公问题。媒体的作用也令人瞩目。毒奶粉、西安彩票等一系列大案都是先由媒体报道，引发关注，进而司法介入。遇到了纠纷找媒体，受到了不公待遇找媒体，想揭露和举报黑暗现象找媒体，在公众眼里，媒体似乎越来越成为无所不能、公正廉明的“包青天”。
有些群众有冤不去法院而来找媒体，这是中国新闻界的悲哀，也是对法制建设的讽刺。媒体成为“包青天”，确实说明了我国法治建设的力度还有待加强，尤其要注重在人们心中完全树立起权威的法律。老百姓知道冤屈要得到申雪最终要靠法律，他们相信法律是公正的，相信“世间自有公道”，但他们之所以去找媒体而不去找法院，乃是对如何实现法律的公正心中还没底，他们对程序的公正多少还持一种怀疑态度，这可能有传统观念的影响，但更多是因为“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的现实的教训，而打官司，首先就是打程序，当程序的公正得不到贯彻时，当有人以言代法以言乱法时，当司法的及时性原则未能得到充分体现时，他们不去找记者又去找谁呢？何况这里还有“问题久拖无果，记者曝光，上级重视，很快搞掂”的“示范性”作用。虽说这样的“示范性”作用，对法律权威的树立并无益处，但总算说明了公道的存在，而这也正是在警示人们，要实现真正的法治，仅靠法律的工具性价值是远远不够的，法律的技术性条件再完备，在法治建设中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对法律的真诚信仰。
媒体有一张“包青天”的脸，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媒体的言路越来越宽，影响越来越大，人们觉得通过媒体能让知情面扩大，可以更广泛地获得正义力量的支持，所以愿意寻求媒体的帮助；二是媒体的地位特殊，它通常是按照行政区划和级别来设置的，有较浓的行政色彩，往往找的媒体级别越高，出来讲话或者作批示的领导的级别往往也相应较高，解决问题就可能更顺利一些；三是媒体解决纠纷的成本较低，求助者不必到法院，先交诉讼费，然后等开庭，即使赢了官司还要等执行，而媒体只要发现你反映的事情有新闻价值，记者们的职业要求他们在第一时间抢到新闻，一旦事情经媒体传播，过去你找他都不理不睬的领导，现在则可能主动来找你。所以，人们把媒体视为“包青天”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法治社会绝不应该有媒体“青天”，从媒体最终还得依赖法律和权力解决问题来看，这种“青天”是法律和政治体制不完备或运行不到位的产物。
媒体的功能，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道德层面的，有其局限性。媒体不是执法部门，更不是“包青天”。媒体更重要的责任在于宣传、弘扬推动社会进步的事物以及精神，这是社会分工决定的。由于法制的不够健全或某些执法项目的不落实，由于一些权力部门的不作为或权力滥用，总之由于整个社会发展的不成熟或局部的不和谐，就出现了纠纷、怨恨、矛盾。在事情未得到解决或未得到很好解决的情况下，老百姓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媒体身上。殊不知，媒体也有“不能承受之托”，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舆论监督是一个正常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也是媒体不可推卸的责任之一，但舆论监督不应成为这个社会唯一的希望，媒体也不应该成为包青天。
另一方面，媒体成为“包青天”，正说明了我们的舆论监督的力量得到了加强。普通老百姓并无多少“话语权”，有冤难申时，自然会想到“铁肩担道义”的媒体，想通过他们来伸张正义，这是无可厚非的。新闻媒体在这个时候需要把握好原则，牢记媒体的责任是要忠实于事实，让人民知情，而不能大搞媒体审判，从而妨害司法公正。要把公众的情绪煽动起来并不难，揭社会的疮疤谁都会，谁都会发牢骚，但传媒不应当成为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应该有一种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应当注重社会效果，应当树立人们的信心，应当让大众看到希望和光明。完善的法治环境需要一个建设过程，而舆论监督的有效配合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公正离不开公开，公开更有益于公正。媒体应当以严谨、理性、公正、勇敢的态度发挥自身的监督作用，让社会的法制建设在舆论监督下越来越健全，让司法成为人们心目中真正的“包青天”――这无疑是个漫长的进程，这个进程中，媒体任重而道远。
慈善家的脸
现在不但流行“有冤情，找媒体”，让媒体成了公众眼中的包青天，还流行“有困难，找媒体”，使媒体在很多时候扮演了慈善家的角色。
我们经常在报纸或电视上见到这类似的案例：
为救身患重病的母亲，安徽科技学院2002级学生袁雪华全家负债6万元，面对医院开具的30多张催款单和“不交款，就停药”的警告，袁雪华怀揣民政部门的特困证明多方求助未果，走投无路之下，她找到媒体。经媒体报道后，袁雪华的困难得到了解决。
张林曾因车祸致残，离婚后带着儿子和父母一起生活，一家4口全靠父亲的低保金生存。2005年8月，张林因给儿子偷山地车被抓后在劳教所劳教。2006年1月，10岁的儿子张果被机动三轮车撞成脑骨粉碎性骨折，3次病危。大墙内的张林得知后开始自残。因家太穷，借的7万多元花完后，张果不得不出院。劳教所民警向媒体送来求助信，经媒体报道后，社会上许多好心人都对小张果伸出了援手。
2005年6月，张店一对孪生姐妹中姐姐高考前夕身患白血病，父母卖掉房子为女儿治病。媒体报道了这一感人事件后，社会各界纷纷献爱心，为这遭遇不幸的一家捐款。
2005年8月初，厦门大学研究生杨德超向媒体发出“寻找疯姐姐”的吁请。一时间，包括本刊在内的全国数十家媒体闻风而动，参与其中，结果仅仅用了100多天时间，就使苦苦奔波了3年的杨德超找到了离家出走5年的姐姐。
……
“有困难找媒体”，有关职能部门不能解决的困难，一旦媒体披露后即可解决。这反映了社会救助机构的不健全和失职。“有困难找媒体”，这句话表面上是对媒体社会作用的肯定和褒扬，实际上是反映了社会救助体系的缺失。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是挺身而出为确有漏洞的社会救助体系越俎代庖，还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从根本上推动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这值得媒体深思。
有这样一个案例。陕西旬阳农村小伙子曾青7次考上大学，却无力圆大学梦。媒体以《六次金榜题名次次失之交臂主要原因是家境贫寒》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并为曾青设立读者热线，吸引社会关注。许多个人和企业纷纷为其捐款。曾青却与曾帮助他的媒体产生了矛盾――原来，曾青退学并不完全因为贫困，还有其他诸如学校、专业不理想等因素在内。曾青第7次退学之后，媒体再次深入调查，将其前6次退学背后的事实披露，旋即就有企业要求曾青将捐款退出。一场媒体号召的“献爱心”活动，就这样被推到了一个尴尬境地。捐助者和受捐人，以及其间的操作者――媒体，对这一场社会捐助活动都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概念。受捐人的实际情况如何，整个捐助过程是否有一套科学的管理、控制体系跟进，捐助资金该如何合理支配等等，都是模糊不清的。本应该有一套系统、按照一定程序严格运作的社会慈善活动，产生了相当大的随意性。媒体代替了慈善机构，记者在履行新闻报道之职的同时，还肩负了“慈善家”之重任，“爱心”捐助难免因此陷入尴尬。
慈善事业，媒体不能缺席，然而媒体该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以应有的身份推动中国的慈善事业？美国媒体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在《嫁给比尔?盖茨》一书中，盖茨夫人愉快地透露出促使盖茨参与慈善活动的一个细节。爱心清单美国消费者权益协会的活跃分子纳德写信给盖茨，希望他能带领全球358名亿万富翁召开一个会议，讨论美国及全球贫富悬殊问题，并制定一项资助穷人的计划。这封来信被媒体公开以后，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许多人都拭目以待―――比尔将如何行事。盖茨随即表态，通过媒体告诉公众，他会自主地参与这种活动，回报社会。就这样，媒体以十分策略的方式促成了世界首富走上更积极、更广泛参与慈善和公益事务的道路。如今，盖茨夫妇已将其财产的一半以上（200多亿美元）投入到全球慈善事业中。
在慈善事业上，美国媒体还很注重新闻的选择性和舆论的引导功能。它们认为，在不放弃监督型角色的同时，也可以起到引导型的作用。在美国媒体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消息：戴尔公司总裁迈克尔?戴尔的4个孩子现在都成了小慈善家，他们生活节俭，热衷公益事业；安?鲁瑞的6个孩子生活简朴得一如平常人家的孩子，鲁瑞以他们每个人的名义各设立了一项慈善基金，让他们捐款救助他人。
不仅如此，美国媒体还积极配合全国慈善机构咨询局等部门，将根据慈善机构主动提供的财政收支情况写成的报告公之于众，对于那些拒绝提供财政收支情况的机构也同时广而告之，而美国民众则根据媒体公布的监督性报告，自主决定向哪个慈善机构捐款。
事实证明，媒体对慈善事业的态度及其积极扮演的“慈善媒介”的角色，在塑造美国慈善文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包括媒体在内的诸多社会力量和文化传统的牵引下，慈善意识在美国社会已深入人心，而美国每年几近天文数字的巨额捐款也主要来自普通的民众。
作为有爱心、有良知、代表社会先进文化的媒体，确实应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积极为弱势群体鼓与呼，但在程序上，应该将协调、组织、筹款等具体工作交给民政部门和慈善机构，而媒体该做的，是发挥自身的监督功能和引导功能，从根本上推动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美国媒体的慈善功用也同时验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信息时代，无论是成人还是孩童，都从各种媒介中学到态度、情绪反应和新的行为风格，这一切沉淀久了，就会成为塑造新的社会风气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家有人格力量和积极的社会文化意识的媒体，都是同样值得尊敬的慈善家。希望我国的媒体，扮演的也是这样的慈善家。
狗仔队的脸
狗仔队，原为意大利文“Paparazzi”，首次出现于1958年，正式翻译名应为“追踪摄影队”。中文翻译的“狗仔队”由香港人开创。这种调查追踪方式被香港记者发扬光大后，善于追踪明星隐私的记者便被称为“狗仔队”。
2006年5月10日，几乎所有报纸和网站都为这样一件事情沸腾了：歌手窦唯怒闯北京某报社，砸坏该报社电脑、电视等办公用品，点燃了一辆有该报停车证的灰色威驰车。随后，窦唯被警方带走。惹得窦唯“冲冠一怒”的原因是该报4月5日《丁武奉劝窦唯去看心理医生》，和5月10日《窦唯否认骂李亚鹏虚伪，李亚鹏将暂时全休陪伴王菲生产》这两篇文章。出人意料的是，对窦唯此举，两大门户网站的读者留言，竟然有3／4的声音是在支持窦唯。
无独有偶，冯小刚导演在《天下无贼》发布会上，因为某娱乐周刊在报上以地图的形式登出了其家庭地址，使其生活受到严重骚扰，当场大骂该周刊记者“混蛋”，而被冯小刚导演大骂的该记者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这么登也是为了增加发行量。”
这位记者一语道破天机，“增加发行量”恰恰就是个别媒体和记者遭到冯导“语言暴力”和窦唯“行为暴力”的渊源。在娱乐新闻领域，为了“增加发行量”，“不厚道”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不胜枚举。明星个人隐私得以在传媒上游走，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隐私能为传媒带来受众，使传媒从隐私中获益，大众窥私使媒体“繁荣”找到了突破口。当满足大众窥私后能扩大受众，带来丰厚的回报，媒体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条生财之道。
在名人隐私报道中，媒体被认为是“十恶不赦”的罪人，身负“七宗罪”：
罪之一，庸俗。就拿那张“明星地图”来说，上边极其无聊地将明星的住宅进行了一个极其虚荣的比较：档次、价格、位置、环境、设施……除了制造不负责任的浮华、虚伪和肤浅的喧嚣，实在看不出这种报道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罪之二，恶俗。布兰妮的试孕纸，哈里 贝瑞的蕾丝内裤，言承旭垃圾桶里带血的卫生棉……这些令人目瞪口呆的垃圾居然可以让媒体找到可以挖掘的“新闻价值”。
罪之三，臆断。为了制造公众与名人间的所谓“平衡”，他们时不时地谋划着将名人的不幸推向极致，于是，“自杀”接二连三：黎明、董文华、刘晓庆、赵忠祥……不知道下一个会安排谁，不过事实证明，这些人都还活着。
罪之四，欺诈。用假新闻假噱头误导公众。
罪之五，猥亵。这是一种大势，媒体对名人的性丑闻越来越有热情。
罪之六，冷血。媒体对名人是残酷的。对人、人的感情、人的生命，他们几乎只剩下麻木了。
罪之七，钱。万罪归宗。
对商业价值的追求已经让某些媒体渐渐迷失了自我，他们一味在公众兴趣与名人冲突成本的平衡中投机，对公众的谄媚以及自身责任心的缺乏，让公众的口味变成了社会的口味，然而并非喜欢吃的就是身体需要的，这样的宠溺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让整个社会营养不良，甚至发生畸变。对名人、对公众、乃至整个社会，这样的悲剧，媒体的责任不可推卸。
从艺人被狗仔队揭秘的新闻占据了市场，更可清楚看到这一点。演艺界的文化艺术，已鲜有被报道，圈内文艺创作的社会性，在公共空间中已变得没有地位，受众了解的，都是艺人的隐私，并随时可以说出一大堆性丑闻的资料；但艺人的演出、创作及文化水平、对社会的影响，都被忽略。可见这种阅读的转移，会令大众丧失了文化消费可获取的文化意义，而艺人或创作人的表演或创作心血，终也不敌狗仔队的一段揭秘文字和一幅揭秘图片，试问耕耘何价？
作为新闻媒体，不多多注重现实问题，为广大老百姓呼吁解决实际问题，不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不对社会不良和丑恶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为了扩大市场份额，增加发行量，换取更多的广告利润，一味地迎合市场、迎合受众，把所谓的“娱乐”，完全定位在挖掘明星隐私、窥探名人私生活上，把好好的一个“娱乐版”，变成了“八卦周刊”，将堂堂的社会主义新闻记者，变成了“狗仔队”，将社会的基本道德和良知抛之脑后，那么这样的媒介，实在辜负了党和人民赋予它们的那么多权利和希望。
让媒体不再扮演狗仔队的角色，需要媒体社会道德意识的提升，国家新闻法规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国民整个道德、文化水平的培养和提高。
他们是媒体的哪张脸
我的一次“有偿新闻”
谭石
我刚到办公室，就接到主任的电话：“东方红小学上午有个重要活动，你立即去采访一下。”我一路紧赶过去，来不及坐下来，接过粉红色《倡议书》，边看边调整相机，作拍摄的准备。这时，我才知道这是一次为白血病学生募捐动员大会。这个苦命的孩子才12岁，小学四年级学生，查出白血病后，家人伤心欲绝，倾家荡产带孩子四处求医，在天津骨髓库里找到了配对的骨髓。然而，骨髓移植成功后，还需要几十万元抗排异治疗费，他们已经没有能力筹措这笔巨款了。消息传到孩子所在的东方红小学，校长、老师、学生们坐不住了，他们开始向社会发倡议、作呼吁……
会场上，有孩子父亲哀哀求助的声音，有请人代读的孩子感谢信，有不同身份人的倡议……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现场捐款，人们自觉排起长队往捐款箱里放钱，50元、100元、3个硬币……摄像机不停地拍摄，相机不断地被按下，现场的记者都试图记下这感人的场面，留下每个好心人的身影……
最后一名捐款人投下钱后，两名工作人员上来托起捐款箱，准备到一边去开箱清点。突然，一个声音响了起来，“慢――”在全场目光注视下，市电视台的老记者举着一张百元大钞，“等一下，我还没捐呢！”
他的话惊醒我们其他几位正忙碌的记者，大家都停下了手中的活，把手伸进了口袋……立时，全场响起长久而热烈的掌声。
采访结束，我们与校长道别，校长接过旁边人递来的信封，拿出一叠钱来：“你们来为活动作宣传，已经让我们感谢不尽，哪能让你们掏钱呢？你们捐的那些钱，我们学校给补上……”
“这怎么行呢？”我们不约而同地嚷了起来，我们记者也有良知、有爱心，总不能笔下写的是一套，自己行动上是另一套吧？这是我们给这位同学的一点爱心，说啥也不能再回收！
校长搓着双手，挺不好意思地说，“你们来采写新闻，还掏钱出来，这叫――”他的话还未出口，我们脱口而出――“有偿新闻！哈哈……”
那一次，我的报道写得很成功，很多人打电话到编辑部，说是看了我写的报道后自发去捐款的……我知道，这是“有偿新闻”的结果。
无悔的选择
杨清舜
1999年至2005年，我曾在一家地州级小报工作。在几年的工作中，我曾多次在采访中因车被堵受困，两次遇到车祸，无数次在极为危险的原始森林、灾难发生地采访，历尽艰辛，并因为写舆论监督报道，部分违法者将我恨得咬牙切齿。但这些却从没有使我改变新闻写作的志向。
2002年底，我与边民一起闯进原始森林中寻找传说中二战期间坠毁在中缅边境的美国飞机，忍着劳累和饥饿在一天中找到了三架飞机。寻找这三架飞机的新闻发表后被国内外数十家新闻媒体采用，并引起外交部领导的高度重视，而新闻采写过程中的艰辛，或许只有我们记者行业的人知道。
在写批评报道中，我曾因写《潞西市59名青少年连酿血案》等文章，触动了地方保护主义的神经，遭有些领导的怒骂，但老百姓的呼声却让我不能自已。我宁愿选择压力，为民请命。
面对微薄的收入和自己无休止的劳累，有时候我会在问自己这样没命地忙碌值不值得，但是当看到白发苍苍的老妪为儿子因公伤牺牲而得不到公正待遇的时候，当看到被歹徒打伤的学生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呻吟不止的时候，当默默奉献的典型人物或突发新闻出现的时候，无论怎样我还是会迅速带上笔记本与相机踏上征程，因为我知道我是记者，我是媒体人，我是社会的良心。
“吃饱了撑的！”
许丛军
做了10年媒体，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你们真是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
去年7月中旬，乌苏里江禁渔期快要结束时，我打电话找到了有关部门，要求和他们一起下江了解禁捕期期间鱼类资源保护的情况。
我们坐船刚到一个打鱼的网滩，就看到了有几个人在使用严禁使用的渔具，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跳下船直接就奔那几个人去了，提出要没收渔具，并小声说道：“今天你们真的有点儿背，让记者遇见了。”那个聪明的渔民马上就奔我来了，向我求情说：“我们今天是来这里玩的，你就放了我们吧。”我当时就很不理解：“我是来采访的，你向我求什么情啊，我又不是执法的。”看我不理睬，这个渔民的态度就很不友好，高声说：“还不是你多管闲事！纯粹是吃饱了撑的你！”我说你和我说不着，就没有再理他们，进行自己的采访。好在那几个人当面只是骂骂咧咧，并没有动粗。
事后才知道，一些河道和江岔子已经被执法部门“承包”给了打渔人，收了好处之后自然在执法力度上就要减弱了。
另外一次是记者暗访假冒食品加工厂，惊动了某一执法部门，赶到现场后一执法者好像是感到自己面子上过不去，居然和造假者一个口气：“你们真是吃饱了撑的，管点什么事儿不好，你咋不查贪污啊！”等到被记者曝光之后，恐吓电话也就来了。
我没有被这些事情阻挡，依然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只是心里有些不舒服，颇有不吐不快的感觉。
我在记录，我要记录
陈小平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媒体工作，做过电视编导，做过报纸记者。不只一次有人这样问我：“你写了那么多容易得罪人的文章，做那些得罪人的节目，难道不怕惹麻烦么？”我怕惹麻烦。可是当我一次又一次地面对那些孱弱的求助的目光时，我的灵魂就无法安宁。我无法躲避。我只不过是用笔，用摄像机，真实地记录了一些人的喘息、泪水、祈求和不幸。我只不过是为他们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尽管有时是徒劳无果的。
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我一直将这话当作我记者生涯中的座右铭。“为什么我的眼睛中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我说不清楚，是因为为老百姓说话而热爱这一切，还是因为热爱这一切而为老百姓说话呢？我想，这是没有多少区别的。
今年四月，一些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一度想离开这个奉献和奋斗过的岗位，疲惫、烦躁像寒流一样侵袭着我。我躺在病床上，关了手机。然而，我曾帮助过的一对姐妹还是几经周折找到了我，还给我带来了一束她们自己种的鲜花。她们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孤儿，在我的报道和热心帮助下，她们又有了完整的家。她们在我的病床前向我讲述现在生活中的各种趣事，阳光般灿烂的笑脸让我感觉到了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价值。我又找回了往昔的自己。
我在记录，我要记录。我对自己说。
答案就在他心中
李成贵
程水清和童志清是《黄冈日报》的记者。2003年6月上旬的一天，程水清听说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某村一农家4个成年子女，有3个都因得了肝病而去世。程水清当即和童志清前往采访。
原来，62岁的农妇占玉华老人接连遭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不幸，3个子女先后去世，丢下3个正读小学的幼孙，她不得不将三个破碎的小家合并成一家，由她挑起这个家庭的担子。童志清和程水清满怀敬意和同情，写出了《她用破碎的心支撑着不幸的家》。文章见报后，引起了黄州区委书记蒋国平的高度重视，他带着区教育局、民政局和禹王办事处负责人，送去了3600元现金，接着又以文件的形式落实了3个小孩从小学到初中的全部学费和全免占家的农业税；区红十字医院送去了4000元肝病治疗药品，并对其全家免费体检。
谈起这个故事，程水清很有一番感慨。他说，开始他对为弱势群体实施新闻救助到底有多大的作用表示怀疑。现在看来，作用不可小看。这位从农家走出的老记者，在30多年的媒体工作生涯中，已经养成了爱“管闲事”的同情心和责任感。
正是凭着这种同情心和责任感，程水清和童志清这对金搭档，用良知和心力写出了一个又一个故事。黄州区委的一位领导同志曾经问程水清：“这么多事情你们是怎样发现的？真得感谢你们为我们区委区政府提供的舆论帮助！”对此，程水清没有回答。其实，答案就在在他心中。
学习小莉好榜样
霏 霏
我是一名娱乐记者，众人口中的“狗仔队”。媒体为何有这么多的绯闻？应该说，娱记的“功劳”功不可没。一些娱记，写正儿八经的新闻没本事，也没有兴趣，写名人或演艺界的绯闻却兴趣很浓。你若告诉他今晚某名人将要住在某宾馆，他就会想方设法溜进名人对面的阳台上，一个晚上都举着长镜头照相机，不信搞不出一点带“荤”的东西出来。你若告诉他今天看到演艺界某男某女一起走在大街上，好了，明天的报纸准是铺天盖地的“师生恋”、“姐弟恋”、“三角恋”，现场照片拍不到，海报照片也要弄上一张，并且还要设计一句酸溜溜的台词：“看哇，我俩多般配！”
我就是这样的娱记。虽然有许多厌倦和无奈，但我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由，乐此不疲。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江南时报》一篇《十问吴小莉》的文章。其中问到吴小莉专访郭晶晶时为何回避闹得沸沸扬扬的郭晶晶的绯闻。吴小莉说：“其实不是郭晶晶回避绯闻，而是采访时，我说我不关心绯闻，我只关心她与田亮那种感情。”并说：“这样的绯闻也不需要问，我不感兴趣。”
吴小莉的回答令我肃然起敬。讲新闻竞争，香港不比大陆激烈？人家尚且能对绯闻“不关心”、“不需要问”、“不感兴趣”，能追求高质量、高品位，而我，我们一些记者、一些媒体却像苍蝇逐臭一样，眼里只有绯闻，盯住绯闻不放，相比之下，显得多么庸俗。娱乐新闻有广阔的报道领域，有丰富的新闻资源，有得天独厚的题材优势，靠“出卖”名人的隐私，拿名人的隐私招睐读者，终究不是办报办刊办台的正道。
就是从那一天起，我下定决心：学习吴小莉，在庸俗猥亵的隐私面前，理直气壮地说：“我不关心，我不需要，我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