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黄菲 策划人语 11月份的第四个星期四，11月22日，是美国法定的感恩节。中国没有感恩节，但关于感恩的论述，中国古已有之。《诗经》中的一段话是对“感恩”最准确、最到位的论述：“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桃报李即是感恩，可这并不等于为感恩而感恩，而是为了“永以为好”，即为了建立一种和谐的、美好的人际关系。对别人的关心予以确认，并做出积极的回应，通过这种交流以建立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心”的关系，即是“感恩”。
源远流长的感恩文化诠释着中华民族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性美，熏陶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然而，时代在变化，感恩的内涵也在变化，21世纪的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感恩？把这一命题置于市场经济狂飙突进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中，我们发现，这不仅是一个文化命题、社会命题，更是一个时代命题。
（执笔/黄菲）
让感恩成为和谐社会的一种温暖
□黄菲
面临危机的“感恩”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来不缺乏关于“感恩”的内容。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知恩图报”均成为我们民族的口头语言和文字中的训诫。“啜菽饮水”、“衔环结草”、“投桃报李”、“一饭千金”……关于感恩的故事、箴言比比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感恩思想一直占着主流的地位。然而，和许多传统的思想文化一样，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感恩文化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我们不能一言以蔽之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感恩匮乏的时代，然而某些时候感恩的缺席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困惑、悲伤、愤怒和叹息，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
2007年8月中旬，湖北省襄樊市总工会、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举行的“金秋助学”活动中，主办方宣布取消5名贫困大学生继续受助的资格。原因是2006年8月资助这些贫困大学生时，该市总工会要求他们抽空给资助者写封信，汇报学习生活情况。但一年多来许多受助大学生未给资助者写信。所以部分女企业家表示“不愿再资助无情贫困生”。事件引发了一场争议。一方认为受助大学生“不懂得感恩，应该付出代价”，而另一个声音则是“既然主动资助别人，就不应图回报，否则就不是慈善，而是施恩”。这样的争论注定不会有定论，这起本应皆大欢喜结果却半途而废不欢而散的助学事件，可以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关于感恩的故事。
30年来，一对古道热肠的夫妇李学林和沈玉珍，靠捡垃圾、当搬运、摆地摊，先后共收养弃婴49个，他们陆续被人抱养。但至今没有一个孩子回来看过恩人，没有一个为90多岁、失去劳动能力和经济来源的老夫妇提供一点帮助和回报。49个孩子无一回报，虽然善良的老夫妇再三说“不怪他们不怪他们”，但这确实是一曲爱的悲歌，李学林和沈玉珍把它唱到了极致。这是关于感恩的另一个故事，让人备感悲伤。
37岁的著名歌手、“2005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丛飞，生前曾资助了100多位贫困学生。丛飞病重住院之后，有的受助者对他表示关心和慰问，有的受助者却不闻不问。有一位受助者认为丛飞资助自己是另有所图，称自己太忙，没有时间去看望丛飞，自己收入有限（月薪三四千元），没有能力帮助丛飞；一位家长得知丛飞生病暂时没有能力继续支付他孩子的学费，没有任何安慰的话语，而是问“他什么时候治好病出来挣钱”。这个关于感恩的故事，令人叹息。
2006年4月1日，湖南衡山县店门镇九观桥水库游船驾驶员肖楚红在九观桥水库的漩涡中救下了6名游客和一名船工，自己却被吞没于巨大的漩涡。肖楚红以生命换取了别人的重生，生死一隔，受到恩惠的人却转瞬割断恩义的脐带，无声无息消失于茫茫人海。获救者无人来吊唁。甚至，为了逃避对于恩情的心理负担，为了躲避对于死者亲人可能的补偿，有获救者悍然否认被救的事实。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只有伤心和气愤。
……
这样的故事，已经发生得太多了。它们以一种让我们心痛的方式提醒着，警示着：我们的“感恩”正在面临巨大的危机，正在慢慢流失，而这种流失，对社会的危害是很大的。感恩心态缺失，善心和善举被人误解、忽略，甚至践踏，甚至以怨报德，那人性中善的一面将会受到压抑。
也许那些故事都太具有典型性，不是每个人都会遭遇到，然而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感恩的稀缺：你在公交车上让座，很可能得不到对方的任何表示；你见义勇为擒盗贼，很可能得到保护的人并不领情；你恪守温良恭俭让的准则，很可能被称为“傻瓜”兼“面瓜”。民工用辛苦的劳动支撑着城市的建设，城市人懂得感恩吗？在有些城市人内心，正是民工破坏了城市的形象；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有些先富起来的人们懂得感恩吗？在某些人眼里，无论是本身贫穷还是出生于贫穷之地都是一种耻辱；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有些飞速发展的知名企业如今还感激当初创业者的功德吗？
需要感恩的时候，没有理由失语。不懂得感恩不是含蓄，更不是持重，只能是寡情薄义与违情悖礼。虽然对于施与者来说，应该出于悲天悯人的本心本性去施恩行惠，不图回报，然而受助者如果完全忽略了施与者希望自己的善举有所回应的感受，确实有悖于常理。我们需要生活在一个温情脉脉的世界里，我们需要生活在一个有情有义的社会里，我们需要远离冷漠、残酷、薄情、无义，所以，感恩这一课，我们不能不学习。我们施恩不为图报，但我们受人滴水之恩，则不能不以涌泉相报，因为这是恩义得以循环的人类之道。
危机的背后
感恩文化的危机，可以说是商业文明与传统道德文明冲突的必然产物。我们的历史从农耕文明发端，传统的儒家文化讲求知恩图报，追求一种内敛的个人修养；商业文明则讲求价值、利益的最大化，追求个性化的张扬。在经济转轨、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两种价值观激烈碰撞，导致了感恩文化一定程度的缺失。
感恩文化危机的背后，我们更看到了中国社会契约精神的发育不良。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的感恩意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政治对权力的感恩，即“忠”；其二是对父母亲人的感恩，即“孝”。然而，这两种观念在近现代中国都受到了激烈的批判。所以，从表面上看，今日中国感恩文化的缺失在于旧“恩情”被否定，而新的没建立起来。然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处于社会转型之中，财富或机会上的公平仍然有违人们的预期，所以在许多人的内心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在这种情况下，使一些人在接受社会或个人援助时，会产生一种“理所当然”、“受之无恩”的心理，认为他现在得到的，就是他“被剥夺的”，是他“本来就应该得到的”，“感恩之情”自然就无从谈起。
我们承认慈善与救助是一种社会救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奉献者需要“替人受过”。显然，“得恩惠者”混淆了“得”与“失”，混淆了自己与他人、社会以及权力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然而，正是因为这种“契约倒错”，让我们看到有家长在得知丛飞生病暂时没有能力继续支付他孩子的学费，不但没有说出任何安慰的话，反而会责问“他什么时候治好病出来挣钱”。
感恩文化本质上应属于自生自发秩序范畴。在一个社会不能提供自生自发秩序有效形成的土壤之时，良性的感恩文化也无从建立。即使这个社会曾经有过“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样的行为信条，但在现实生活中陷入失序困境的人会觉得这样的古训相当遥远。为了强化施恩人的形象，我们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求受恩人不断将感恩的心态重复呈现于别人的视线下进行“展览”，这会对受恩人造成过分的心理负担，从而降低了对施恩行为的评价，甚至产生冷漠心理。当“施恩”慢慢演变成软暴力的时候，“受施”就成了一种负担，“感恩”就成了一种自由的丧失。
所谓“感恩”，更多的是出于对人类共通的一种本性的感激之心，绝非“感谢恩赐”的意思。从人格上来说，感恩者和被感恩者是平等的，只不过出于各种原因前者产生某种匮缺需要后者的援助。然而目前社会各界在倡导感恩意识的时候，并没有对两者进行严格区分。一些领导教训员工要学会“感恩”，否则予以开除。一些学校或社会机构在资助困难学生时，喜欢举行各种仪式，这种“示众型援助”让受助者感到了自身的卑微，唤起了受助者的自怜感，非但无法激起反而可能摧毁受助者的感恩之心，因为他们接受援助已经付出了把自己最不愿为人所知的隐私展览于众人面前的代价。
感恩出现危机的背后，我们还看到了中国教育制度的不足。我们的教育过于功利性，过于侧重功能性的学习。我们教育孩子学知识、学技能、学本领，但不大教育孩子学做人、学生活、学处事；我们教育孩子如何与人竞争，但不大教育孩子如何与人相处；我们重视孩子的智商，教他们如何做更聪明、做更成功的人，但我们不大重视孩子的情商，不习惯教他们如何拥有和表达自己的情感，做更受欢迎的人。感恩传承本身就存在着文化断层。十年“文革”期间，感恩文化得到极大的否定，而新的文化教育体系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教育传承出现断层。现代学校德育仍然存在误区，教育内容普遍“大”而“虚”，现在再提“感恩”，是德育内容从“小”务“实”，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接，也是人性的需要回归。
重建感恩文化
广东有一家企业，每年都拿出100万元，设立“大学生助学金”。但被资助者必须签《道义契约》，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返还助学金，加入助困行列。结果,第一批受助学生毕业后，半个月里，即有21人偿还了16450元。
这样的做法固然效果显著，但当道义需要契约来约束，感恩需要条约来限定时，是否是我们这个有着扶危济困、知恩图报传统的民族的悲哀？我们不应有狭隘的报恩文化，而需要真正的感恩文化和开放的慈善精神，施与者不应苛求回报，受助者也不应忘记回报社会，感恩不需要书面的契约来保障，每个人心中都应有一张无形的契约。
“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荒谬、自我中心/不管怎样，总是要爱他们……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被遗忘/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在特里莎修女创办的加尔各答“儿童之家希舒?巴满”的墙上有这样一首诗。由这首诗，联想中国的感恩现实，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感恩文化和慈善文化有着怎样的捉襟见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然而，中国的感恩文化还停留在封闭的“报恩文化”的层面上。这种封闭的“报恩文化”离真正的感恩文化和慈善文化还很远。在感恩文化和慈善文化中，施恩者不以“图报”为目的，不像“报恩文化”那样具有交换性；受恩者“图报”并非被动地指向原来的施恩者，因而具有开放性；受恩者是让情义自由流动的“社会人”，而不是被情义“奴役”的“报恩人”。
人们常常谈到中国的慈善事业与发达国家差距如何之大。比如，中国和美国人均收入相差38倍，而人均慈善捐款相差了7300多倍。慈善事业的发展，固然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等密切相关，但更离不开“懂得感恩”的社会土壤，离不开完善的慈善制度支撑。现在看来，我们这两者都大有差距。
慈善，应当是纯粹而纯洁的，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能让受助者付出任何人格与尊严的成本。尽管慈善行为使个人受益，但慈善首先是一种社会救济行为。即使受助者理当有感恩之心，也不适宜直接被要求“现世现报”。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怀抱爱心，回报社会，当然更是一种感恩。如果从慈善制度安排上，我们能既让受助者有表达自己感激的渠道，又不会因此背上沉重的精神压力，他们的感恩之心是否会更快乐明朗？如果那些不愿意暴露自己生存状况的受助者，既能得到经济的援助，又能得到足够的尊重，他们的感恩之情是否会更深挚绵长？
感恩是一种道德良性互动的润滑剂。要让感恩之情延续传递，受助者当然更需善待社会善意。心怀感恩，才能知道珍惜，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珍惜别人患难相助的爱心。懂得感恩，也就懂得施恩。今天他们在别人的帮助下渡过难关，明天他们或许也会对别人施以援手。感恩能够造就“爱心效应”。在慈善的链条上，感恩是道德良性互动的重要一环。当来自于他人和社会的关心和帮助，在受助者身上留下了感恩的种子，这种感恩意识会促使他去关心帮助更多的人，使爱心在感恩中传递，善行在感恩中接力。
和谐社会为感恩文化的重建，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契机。我们提倡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施恩与感恩――这一良性的互动对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必然大有帮助。
感恩文化的重建应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提炼、归纳、表扬那些历史上动人的感恩故事和人物，对于净化我们的心灵、开阔我们的思路是大有益处的。同时，以往的感恩文化中，存在着不自觉的奴化的成分，包含着上下之别的不平等观念，充斥着施与者漫不经心的傲慢与偏见，这些感恩传统中的糟粕应该用现代意识仔细鉴别，坚决剔除。
感恩文化的重建要从孩子着手。我们的德育课应该多一些“道德意识的日用品”，而不仅仅提供一些空洞的、不着边际的说辞，家长也应该把感恩教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培养一个知书达理的孩子，才是真正的成功。今年华东师范大学首批免费师范生开学前收到了校长写的亲笔信，信的最后写道：“一定不要忘记感谢父母和家人，不要忘记感谢老师。希望你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走出家门，怀着一颗自信的心走进校门。”这既是一个师者的谆谆教诲，也是一个长者的温情叮嘱，我们应该多一些这样严肃而又亲切的感恩教育。
感恩需要强者率先垂范。强者在我们的社会往往以一种施恩的姿态出现。其实，强者得到了更多的恩情，如果强者把自己取得的成功看作是跟任何旁人无关的事情，那就是极大的错误。如果强者懂得感恩，那对感恩文化的重建与流行，必然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我们习惯表彰施恩者的流行文化里，我们也应该表彰那些懂得感恩的人。我们还要特别强调，每一个施者同时也是受者，施恩与感恩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在这一社会互动与社会支援的过程中，我们都会从中获益，成为共同的赢家。
我们祈祷，让感恩像空气和水一样成为这世间最日常而又最温暖的词汇；我们祈祷，让恩泽发出应有的璀璨光芒，受恩者与施恩者都在这样温柔无私的光芒里如坐春风；我们祈祷，让情义如涓涓暖流，在这和谐的社会里生生不息，循环传递。
他们的感恩故事
那个受资助后杳无音信的人
叶雷读大学的时候，因为穷，内心特别自卑，但他知道越自卑，就会越让人看不起，所以他表现得特别坚强，从来没有申请过任何资助。直到他妈妈患了食道癌，为了挽救妈妈的生命，叶雷在网上发了求救的帖子。后来他收到了江苏一位徐姓退休教师200元的资助。叶雷拿着200元哭了一个晚上，许下了报恩的愿。可妈妈还是走了，接下来一段时间里他特别悲伤，既要读书又要还债，压力非常大，本想和徐老师联系，但考虑再三他还是没有联系。现在，叶雷毕业留校任教了，按照原来的地址写信，可信总是被退回来。但叶雷从来没有忘记徐老师的恩情，所以对学生特别好。
在一般人眼中，受到资助说一声“谢谢”也许非常容易。但贫困生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他们的心理世界和生活世界可能是分裂的，毕业后不和资助过自己的人联系，原因也是复杂的，也许一句“谢谢”在贫困生心中是非常沉重的。他们或许不小心弄丢了恩人的联系方式，或许认为还没有到和恩人联系的时候，或许心怀感激却不知如何表达，或许事业不够成功而无颜和恩人联系，或许还没有考虑好用什么方式回报恩人，或许他们正在用自己的行动传播爱心，或许本着非常强烈的自尊心把一句“谢谢”永远留在心底……
没有理由不感恩
柳叶桃是在城里读高中的。那时的他是一个自卑的孩子，身材矮小，成绩一般，性格孤僻。第一次到城里，没有朋友，没有城里孩子的自信和优越，每次打电话回家，听到妈妈亲切的叮咛声，泪水便悄然滑落。怕母亲担心，他从来不对她说孤独，语气中却不乏乖戾，小小的他也懂得用粗暴来掩饰对温情的欲望。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高二，柳叶桃遇上了一个好老师。老师姓程，亲切、随和，对同学一视同仁，他能看出每个学生的心事，用朋友的方式听你倾诉，帮你解难。刚开始，柳叶桃并不信任程老师，在他希冀的眼光中，一次又一次地无动于衷，一次又一次让程老师失望。那时的柳叶桃总是很极端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孩子，没有人真的关心自己，但在心底他却担心老师会放弃自己。
有一天晚上，柳叶桃感冒了，发烧到39.4℃。当他买药回来时，发现校门已经关了。站在街边，他冷得发抖，第一时间想起了程老师。接到电话的程老师匆匆赶来了。看到老师心急如焚的样子，柳叶桃哭了。那一刻他知道，即使在他已经放弃自己的时候，老师依然没有放弃他。一直以来柳叶桃都想用最美丽的文字去描述这件毕生难忘的事，但每次都无从下笔，因为事情虽然简单，却异常温暖。
人生最幸运的事，莫过于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上学时遇上一个好老师，工作时遇上一个好领导，有一两个可以交心的朋友，当柳叶桃终于摆脱自卑的阴影，一步步成长起来时，发现身边都是要感激的人，他发现，自己没有理由不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平凡人的平凡爱
彭秀是一个平凡的人，然而从小到大，她得到了无数的帮助和关怀，让她觉得自己一直生活在温暖的环境中，也让她对社会一直怀着深深的感恩。小学三年级，彭秀开始远离家乡出外求学，在那段开始独立生活的日子里，因为水土不服，她发着39℃的高烧，是她的老师得知情况后将她送到医院，用微薄的工资给她买药，让她很快恢复了健康。高三那年，彭秀父亲去世了，她的世界一下子陷入了伤痛，她开始变得敏感和脆弱。一个同学把她带到了自己的家，与她盖同一张被子，睡同一张床，分享各种零食，也分享宝贵的复习资料。就这样，彭秀的心情慢慢地平静了下来。大二那年，电脑还没现在这么普及，彭秀的作业都是用手写好了之后跑到机房去验证对错。彭秀的几个已经是师兄师姐的老乡为了她可以方便地学习，七拼八凑了电脑的零件，她在电脑城打工的同学帮她组装了电脑。于是，她有了台属于自己的电脑，虽然配置很低，但学习起来方便多了。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那些温暖的帮助，在别人看来都是小事，但对于彭秀来说却是那么的重要，不仅让当时在困境中的她备感温暖，更重要的是深刻地影响了她对待生活的心态，教她懂得了也要这样善良地对待别人。对于这些曾帮助过自己的人，彭秀不但感激，而且有些愧疚，因为除了当初说的一句谢谢以及现在还放在心底的感激外，没有对他们有任何的答谢，虽然他们在给予帮助的时候没有想到要任何的回报。彭秀自认为是个很平凡的人，没有很大能力为社会做什么贡献，但她由衷地愿意像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一样，真心诚意地去帮助别人。虽然收入不高，但她参加了市团委组织的“一帮一”助学活动，资助一个山区学生每年的学费；单位每次组织赈灾捐款，她捐的数目都会让同事吃惊；任何时候遇到乞讨者，她都会掏钱包……她不曾想要任何物质的回报，只希望人与人之间的爱能够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一直传递下去。
一声谢谢已经足够温暖
早年曾在黄继光和邱少云所在部队服役的高健民，20多年来倾个人之力先后关怀资助过130多名学生，而这些受助的学生在毕业后，主动与他联系并表示过感谢的，还不到10％。
高健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并不后悔，对那些学生有意无意的回避也表示理解，但他还是有些遗憾：如果有更多受助的学生对他哪怕说一声“谢谢”，他都会感到很温暖。
2003年，生长在西北革命老区的黎岳高分被东北某重点高校录取，但因拿不出路费，其父服药自杀。从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高健民当即决定帮助她。高健民病退后，每月只有1200元退休金，打针吃药和日常开支要花掉一半的费用。剩下的钱他全部用来帮助那些素不相识的学生。像以往一样，通过校方联系到黎岳后，高健民带着水果和糖去看望她，并一再叮咛她：“有什么困难，或者缺钱了，随时给我打电话。”
“她似乎不太喜欢我往她寝室打电话，她也从未主动来过电话。可能是不好意思。”2005年，黎岳读大三了，中秋节那天，高健民拎着几斤月饼照例前去探望。“接过月饼，她看都没看，随手就扔在了桌上。直到我走，她连声‘谢谢’都没说，一直神情木讷。”高健民的表情里，有点遗憾，也有点无奈。
现在读初二的张强接受高健民的资助已有4年。高健民为张强买文具和衣服，逢年过节还给他家送大米、白面和豆油。“春节时，我心里惦记着这孩子，可他从来没有打电话给我拜过年。”高健民有些遗憾，“拜个年也不过花他1分钟的时间啊！”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高健民关心、资助过的学生已有130多名。“他们毕业后，给我打过电话的非常少，家长大部分也是这样。”高健民说，“我只能这样理解――他们不联系我，是‘正常’的。虽然少数家长很热情，让我有种融化的感觉，但这是‘反常’的。”
谢学台报恩
2007年2月26日，大年初九，在江苏省海门市打工的安徽籍民工谢学台从深达3米的冰冷的河水中救出三位因车祸落水的海门人，他的壮举感动了海门，感动了江苏，3月7日是海门市一年一度表彰见义勇为英雄的日子，谢学台作为唯一的民工，唯一的外地人，被海门市评为“见义勇为英雄”。
“海门人以前救过我老婆。我一辈子都报答不了尹大姐，报答不了海门人的恩情。”谢学台无意中道出了一段令人闻之动容、催人泪下的感恩故事。
2002年10月的一天，在海门市打工的安徽籍民工谢学台的妻子遭遇一场车祸，被送往医院抢救，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可肇事司机付了一笔入院医药费后，便杳无音讯。老谢无力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四处筹钱毫无结果，几乎绝望了。
就在那时，邻床来了一名探视者，这位海门大姐得知谢学台的不幸遭遇后，深表同情，当即掏出身上仅有的500元钱让老谢救急，并主动提出帮助老谢讨要公道。
大姐联系律师帮助老谢打官司，还替老谢垫支了全部医药费12000元。不久官司有了结果，肇事司机支付了两万多元赔偿金。领到赔偿金后，老谢几经周折，才知道这位大姐叫尹红梅，是海门强盛物业管理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当他还钱谢恩时，大姐却委婉地说：“钱不急着还，还是先留着妻子治病和孩子上学吧！”不轻易掉泪的安徽汉子，此时泪流满面……
为了生计，谢学台四处奔波，与尹红梅一家人的联系也少了很多，但对于尹红梅给予的无私援助他一直铭记在心，感恩不已。
就在谢学台成为见义勇为英雄时，他得知一个惊人消息：尹红梅的丈夫施振彬身患尿毒症，全家人正在变卖房产为其治病。谢学台拨通了尹红梅家电话，说：“大姐，你是我的恩人，你丈夫是什么血型，我想帮老施换肾！”电话那头的尹红梅激动万分，她哭着回答：“你的心意我领了，可这万万不能啊！”就在谢学台在接受颁奖的当天晚上，他带着礼物来到了尹红梅家。
用感恩回报关爱
6岁那年喻珏的父亲因病去世，只剩下她和妈妈相依为命。不久，妈妈所在的纺织厂又因效益不好倒闭，家里就靠每月几百元的下岗生活补贴费勉强度日。但纺织工会并没有忘记她们这个贫困家庭，不仅每次开学送来助学金，还特意安排她们家和纺织集团副总裁朱勇结对助学。
刚开始结对助学时，看到家里突然来了陌生人，年少的喻珏还挺排斥。因为家里困难，她在学校里曾经被小朋友嘲笑，幼小的心灵经不起一点波动。
然而，结对助学后，纺织集团副总裁朱勇不论工作多繁忙，每逢春节、中秋、五一、十一等节假日，都会提着月饼、水果去看望她们。前两年，喻珏参加高考时，朱勇很关心她填报志愿的情况，多次提出了填报专业的建议。正是在工会和朱勇年复一年真诚帮助下，欢笑才重新回到了她们家。喻珏每周一至周五住校，周末离校回家，她常会给朱叔叔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学习、生活情况，同朱叔叔聊聊天，感觉很开心。
喻珏说，湖北几个贫困大学生被取消受助资格，表明这些大学生在人格塑造上确实有所欠缺，中国有句古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参加捐助的叔叔阿姨肯定不指望有什么回报，但说声谢谢、打个电话或者写封信应该不算困难，为什么我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呢？
喻珏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选择了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就是想在毕业后做一名社工，帮助更多困难群体，用感恩回报社会的关爱；在学校，她参加了学校志愿者服务总队、学生会社团活动，另外，她还是纺织工会志愿者的一员，在今年5月份为高三学生提供填报志愿的咨询和指导……
让孩子从小心怀感恩
1999年，徐小华被查出患有食道癌，手术治疗后本以为一切都在慢慢好转，谁知几年后，尿毒症的阴影又一次笼罩在她身上。接连两次来袭的病魔并没有击垮她，在家人的鼓励和社会的关心下，她坚持治疗，以顽强毅力抗击命运。其间，她爱人患慢性肝炎也长期病假在家，两人每月的病假工资加起来不过1000多元，但患尿毒症血透，一年自付的医疗费就需2万元。
前几年，在闸北经贸公司的牵头下，徐小华的儿子也幸运地成为结对助学对象。在捐助者的资助下，孩子今年顺利考上了大学。作为长期接受社会帮助的困难家庭，徐小华和爱人一直教育儿子要心怀感恩。尽管他们平时同捐助者联系不多，也不好意思多麻烦别人。但他们经常告诉儿子：“今后大学毕业了，家庭经济好转了，我们也要去帮助更多更困难的家庭。”徐小华想，这也是对曾经帮助过自己一家的好心人的一种回报吧。现在，儿子长大了，也越来越懂事了。每次放学回到家中，儿子总是很主动地做家务，给爸爸捶背，让妈妈多休息；出去倒垃圾，会将邻居门口的垃圾一起带走；在公交车上，总是第一个站起来为老人、孕妇让座……看到孩子能以自身行动报答社会、帮助其他人，徐小华感到特别高兴。
七嘴八舌说感恩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在读硕士周一游：现在感恩之心的缺乏与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关。美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有感恩的观念和回馈社会的思想，西方还专门有一个感恩节。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条从道德修养到入世政治的人生路线轨迹，却基本上没有回馈社会、反哺社会的感恩意识。
长沙市某网络游戏公司技术总监于季生：情人节与圣诞节在国内很受年轻一代追捧，而感恩节却鲜有人提及。不是因为我们缺乏“火鸡”，而是缺乏情愫。与不断出现的“被救之人悄然离去”的个案相比，这种渗透到日常心灵里的感恩情愫稀缺更为可怕。
厦门市建发房地产公司市场部营销人员刘永强：为什么感恩如此匮乏，一是因为不少人对感恩存在着错误的理解，他们把感恩当作是一种精神上的负债，不愿意承担这样的债务。而另一方面，确实也有人把施舍转变为一种支配他人的权力，亵渎了恩情。
著名时评家鄢烈山：不知感恩肯定是一种变态心理。从大的背景讲，自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污染了，没有真情只有利害，变成了利用与被利用、防范与被防范的关系。有些贫困生，小时候怨父母无能，长大后知道了一些制度性因素(如农民工受的户籍限制)，又会怨社会不公，将自己的一切不如意全归咎他人，在幽怨心境中，将资助者个人的善意也视为自己不得不忍受的屈辱。这种心理应该说是一种社会病吧。
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小周：感恩是最好的习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必定会热爱生命、关爱他人；学会感恩，才能收获平和与快乐。感恩，说明一个人对自己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的正确认识。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感恩，很难想象一个社会能够正常发展下去。
盐城市月亮街某书店经理朱光明：感恩之心是一种自然的情感表达，只能由内心催生，逼是逼不出来的。有些受助者并非不懂得说谢谢，而是在受资助的道德压力下，产生自卑乃至自暴自弃的情绪。所以，与其抱怨有些受助者缺乏感恩，不如营造一个宽容的慈善环境，使受助者可以自信地面对未来，将来有所成就，回报社会。这也才是最大的感恩。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王峥：感恩，就是对别人的恩情有所感觉、有所觉悟、有所感动。感恩，就是对那些有恩于自己的人表达自己的感激、感谢。感恩就是回馈别人，尤其是在精神上的回馈。社会学家把这种精神的回馈称为内在报酬，每个人都渴望获得别人的承认、肯定、尊重与赞美。内在报酬的价值，是物质的回馈无法提供，也是无法比拟的。
连云港市地方税务局干部冯友琴：人性有善的一面，乐于助人是人善的天性，在得到他人感恩的时候，人善的天性也将得到充分发扬；善的天性如得不到他人的承认，就将受到遏制，恶的一面将会有所暴露。社会和谐要求人发扬善的一面，遏制恶的一面，社会和谐需要“感恩”来润滑。
武汉市公交公司工会干部舒眉：在现代社会，随时愿意对他人的困境伸出援手，做一个高尚的施与者，随时懂得对他人伸来的援手表示感激，做一个真诚的受助者，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一种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