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乡愁 老乡聚会,一杯淡酒,叙说多年的奋斗,末了,就撇开所有的愁绪,狂歌畅饮,用豪情壮语指点着属于自己的一片江山。 想起小时候,大家无忧无虑,在草地上奔跑,在河里嬉戏。儿时的伙伴,逐渐地星散于生活的各个角落,都在为自己的生活而奔波。每一个人都是异乡人,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流浪的梦,又有一个心灵的归宿地,“催促年光,旧来流水知何处?”光阴过处,无迹可寻,我们的梦想可曾都一一实现?
背井离乡是种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传统节日的时候,每一位客居异乡的人内心都在流泪:漂泊的感觉、不安定的感觉、流浪与流落的感觉充塞内心。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想要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对一个异乡人来说实在是不容易。一切需要从头开始,从最简单的生存到最后的扎根,这当中的艰苦,恐怕别人是没法了解的。
我们找不到在城市安家落户的感觉,语言、生活习惯、社交圈,太多的不同,硬生生地把自己隔在外面。低头看看自己流过汗且还在继续为之流汗的地方,总是茫茫然的:一朵在风中飘摇的蒲公英,什么时候会有属于自己的土壤?
子不嫌家贫,相对故里的安逸,城市或许生活会更丰富、更具挑战性。可在伤心失意的时候,每每脑海里浮现的还是那虽不富足却无比温馨的家。越是苦恼,越是孤独,越是思乡。(江慧妍)
无法安居的城市
古炫来自湖南绥宁县农村,从一所职业大学毕业后,在东莞的一所民办学校工作,从后勤工作人员一路打拼到校长助理。他打算,过两年回老家县城买个房子,结婚后两口子一起做点小生意。
“我目前的年收入大概8万块,在东莞买套房子不是不可能。”他一度把自己的人生设计成一个《蜗居》式的故事:先找个经济条件差不多的妻子,一起供一套房子,慢慢还贷。有了房子就有了城市户口,孩子可以入读公立学校,最后成为真正的城市人……
购房入户,曾是诸多经济上颇为成功的外来务工者的“攻城之路”。
为了存钱,古炫一度住在学校集体宿舍里,但他的计划在2008年被迫中断。这一年,东莞等诸多城市取消了“购房即可入户”的政策。
“当时我还跟朋友开玩笑,政策是活的,说不定哪天能翻过来。”古炫说,不过他至今没等到这一天。
“没有身份保障,有房子又有什么用?”他记忆犹新的是,刚来广东的时候,有天半夜被从床上拖起来查暂住证的经历,“手电筒照着我的眼睛,我一辈子都记得那个场景,从此发誓,要么城市彻底接受我,否则我迟早会离开。”
“事实上,城市身份背后牵涉着一连串的利益:社保、医保、子女入学……“没有这些,生活始终没有保障。”古炫说。
在他看来,回老家县城购房然后落叶归根,是多方权衡后不得已的选择,“我不可能再回农村生活,我所喜欢的大城市,又不允许我安身立命。”(袁树勋)
“回不去的家乡”
大学毕业后,怀着对“人间天堂”的向往来到杭州。
一个小小的笔记本,记着在这个城市的生活成本:每月收入2000元,360元的房租,每人180元,水电另算,饭钱300元,化妆品和衣服每月支出600元左右。杭州的朋友太少,家人也不在身边,虽然城市很美丽,但不属于自己。
孤独的时候,也想过,不如归去,回到家乡。然而,家乡早已变了模样,现在的家乡还是十年前的家乡吗?一切物是人非,苍老的不止是容颜,不止是疲惫的灵魂,还有日渐模糊的家乡。在传统文人的笔下,家乡总是诗意的,是温暖的,也是洒满着乡愁的地方。然而,这是一厢情愿的美化,他们回避了久居城市的年轻人早已不适应乡村的生物钟了,他们更遮蔽了乡村在一步一步沦陷的残酷现实。
“五一”前回了安徽老家一趟,尽管温情依然,但不得不感叹,一旦离开了家乡,便很难回去了,没有家乡的人是孤独的,回到家乡的人也是孤独的,家乡渐渐让人变得拘束,胆怯和充满无力感。(卷车)
与城市恋爱
来武汉已经八年了,但我觉得并没有真正融入到这座城市中。这盛大寂寥的城,包容并排斥着所有爱他与不爱他的人。我便是这芸芸中的一员,每一天都随着人潮起落,竭力让自己融入。我对北京的看法,也许与那些背着蛇皮袋蜷在地下通道里的人并无二致:没有归属感。归属感,听起来是一个相当空灵的词汇。它是一种你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感受。没有归属感,我们终究只是一座城市的过客,只是匆忙地来来回回地穿梭其中。
人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矛盾。每年快到春节的时候,在深圳工作的老同学辉都会问我回不回家过年。虽然在深圳工作了六七年,但是他也遭遇着归属之痛。辉是典型的“三无人员”,家人不在身边,知心朋友不在身边,没有女朋友。他说,走在深圳街头,不经意间会觉得很彷徨,很陌生,很冷。奔赴这座移民城市的外乡人,在这里大多数只是因为需要赚更多的钱。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挣扎,疲惫的时候,想找个人说说话都不能。辉总是提起在老家读书的时候,我们一帮朋友席地而坐,天南海北,好不快乐。
人构成了一座城市。我们对一座城市的感情,实际上是对在这座城市中的人的感情。当和这座城市的人们有了某种深刻的关系之后,才会真正觉得自己是这里的一分子。出生和成长的故乡就好比我们的初恋,有一种温暖在身体里流动,所以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会把她装在心底。当我们长大后出去闯天下,经过一座座城市,就好比遇到一个个女子,相爱与否,日久才能见真心。如果一段婚姻,七年,可以成就血脉亲情;如果一场爱情,六年,可以看到瓜熟蒂落。我不知道,我与武汉这座城市恋爱,需要多少年呢?(何宇澄)
燕子的选择题
燕子大学毕业后不久的2003年,和相恋了三年的大学同学结了婚。虽然两人都来自城市,但是家里都并不富裕,用现在时髦的词来讲,他们当时是“裸婚”――他们用仅有的积蓄,让双方父母来到北京,见了个面、吃了个饭,“没有仪式、没有婚纱、没有戒指,当然更没有车子、房子”。
不过,当时的燕子并不沮丧,“我们当时都非常努力的工作,为的就是在北京买个房子,然后真正地落户安家。”
燕子和丈夫读大学时都是学旅游管理的,两人毕业后都进入了旅行社工作,加起来会有8万多元的年收入。两年下来,终于攒下了10万块钱。“那天我大哭了一场。我们两个算上租房每个月花销绝对不超过2000元,日子过得真的很艰苦。”
2005年,手里已经有些积蓄的燕子面临两个选择:第一,用这笔钱做首付,在单位附近买一套六七十平方米的、总价30万之内的二手房,当时周边的二手房房价在4000元左右,新房稍微高一点。
第二个选择是买车。“我们想买一辆旅游车,帮旅行社拉客人或者做租车服务,自己创业。”
经过激烈的讨论和挣扎,最后两个人决定选择后者。燕子说,“导游的底薪是很低的,请了产假几乎就没有收入,怀孕也不能跑来跑去,孩子小的时候也不能父母都经常出差”,所以,“一直不敢生小孩”,“而为了房子、为了孩子,再苦再累我们也要拼一把,说不定我们自己做得好,还可以买大房子呢”。
燕子夫妇看上的大巴车价格在20多万,他们的积蓄够得上首付,每月2000多元的贷款也勉强能够承受。燕子的丈夫辞了职,开始了“个体户”的生活。
利用工作两年积累下来的人脉,他们“生意”做得相当不错。三年下来,小两口不仅提前还完了车贷,还存下了30多万的“买房基金”。
但让燕子大跌眼镜的是,此时,三年前他们看中地段的房价早已不是4000出头,而是两万还多!不要说一套大房子,就是和原来一样的六七十平方米的房子,现在要150万,首付就需要45万,然后成为真正的“百万负翁”,“我们辛苦了三年,省吃俭用,结果却是我买不起原来的那套房了!”
现在摆在燕子面前的又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题:第一,用手里的30万做首付,买一套他们买得起的房子,哪怕只有50平方米,哪怕在五环外。然后,每个月还给银行5000块钱,不能生病、不能失业;第二,用手里的30万再买一辆车,尽管会更辛苦,但是这样他们的收入又可以翻一番。
但问题的关键是,北京的房价还会不会再涨一倍呢?(孙冰)
黄金的昆明十年
34岁的黄金,在2008年的10月迎来了他生命中第一个孩子,2009年春,便一举买下了银海领域一套150平的四室两厅房子。他说孩子出生了,需要更多的空间。
一岁半的小女儿正勾着他的脖子,她已经可以叫爸爸了。黄金说他最幸福的时候是每天从公司回家,从踏上一楼的台阶,六楼的小女儿就会站在门口一声一声叫着爸爸。
黄金坦言,这样的幸福并非凭空而来,而在2000年底,他是揣着400块来的昆明。
黄金刚来的时候住在红莲街村民的房子里,120块钱一个月,一间房,没有家具,公共洗漱池。那时给一矿老板打工,一个月1260块的工资。为了节省开支,每天中午在公司蹭一顿饭,晚餐就把中午大家吃剩的热了再吃,这样温饱就基本解决了。最苦的是每天不分昼夜要去马街点货,一车车毛矿就从版纳运输过来,骑着自行车从红联街头到马街现在西部客运站的位置,在刮风的季节,货场弥漫着漫天的粉尘,每天都是一脸的黑渣。
一年多后,黄金向朋友借了五万块钱,倒卖铁皮矿,那时候一车矿好的话可以赚到4000多,可惜本金太少,每次只能倒一两节的货。即便这样,积攒下来也有了一笔不小的资金。2004年,朋友单位有集资房名额,地址在黄土坡,朋友不要他就拿了过来。80平方米,两室一厅,首付2万6千元,月供550元。就这样黄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套房。让他后来远远不能想到的是,就这样一套当初的单位小区房,价格在今天翻了一倍。
就这样摸爬滚打,在昆明的第6个年头,黄金的事业再上台阶,与人合股在建水开矿当了老板,而那一段风霜雨淋,灰头土脸跑货场的日子他铭记在心。那几年的黄土坡还是一片泥土地,下雨的时候只能在泥泞中行走,没想到后来修了路,听说还要建小花园,环境好了,房价也涨了。而09年初在银海领域买的房子,翻过年头,就由5000涨到了7000。
这是黄金的昆明十年,无论是居住、生活、工作,从他的字里言间,无不透着沉淀过后的成熟之美。在很多过去黄金的朋友看来,现在的黄金是成功的,老家多年不见的朋友来昆,辗转也要打听他的号码,约着吃个饭,套套近乎,看看有什么生意可以合作。
从黄金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移民的底气。(邓攀)
大城市,跟我有什么关系?
2005年,苏华大学毕业,执意要去上海闯荡。眼下,她一心想回到家乡。
当年让苏华看花了眼的高楼,如今变成一坨坨形状各异的水泥,生硬而压抑。5年时间,工资从最初的3000元涨到了7000元,她却过得越来越失意――这座城市自始至终不属于她。
在家乡,不少大学闺蜜已结了婚,各自的事业都风生水起,有的甚至当上了小领导。年前的同学聚会上,倒有不少人羡慕她:你是大城市的人。
苏华挤出一丝苦笑,大城市,跟我有什么关系?她感觉自己在大城市的道路上,正越走越远。
至于回家乡,已几乎成了一件抹不开面子的事。
和苏华一样,她的同事袁海也倍感疲惫。他不打算再在上海混了。
陌生的城市,难懂的语言,外来者的不合群……种种现实正以摧枯拉朽的姿态,让他们对大城市的美好憧憬逐次破灭。
前不久,袁海辞职离开了广州。
他选择离开的理由很简单,“在那儿再做几年也没什么发展”。
但2006年,他从中南大学毕业那会儿,对广州充满了无限憧憬。他觉得,那里有很多的机会,有不错的待遇。于是,一毕业他就到了广州一家不错的IT公司上班。
他们把公司当家,拼命工作,袁海说,但金融危机来临时,常和他一起加班的兄弟却被裁了。
找不到优越感,更没有归属感,苏华、袁海们头顶那圈都市光环正黯然失色。(高峰)
动荡的租房生活
2008年9月,拿到毕业证书三个月后,张毅然来到南宁。在广西大学的招待所里住了一晚,他就开始在附近的居民区找出租的房子,在老乡帮助下,他幸运租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职工住宅,月租是1000元,交了三个月的租金,押金跟房主商量后就没交。张毅然挑了一间住进去,把另外两间再租出去,自己的居住成本每月为350块。
2009年2月,张毅然搬离了他抵昆的第一处寓所。原因是当时房子前那块空地被一开发商拿到,挖掘机、打桩机每天24小时开工,他最终不堪忍受,不得不弃房而去。
他和同学合伙另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但因为房东的儿子结婚要房,只住了4个月他们就被迫再次搬家。
2009年6月张毅然以700元价格租得一套两居室,分租出去,一个月还是350块的成本,当时还曾窃喜。却不想一年后的2010年的6月,房东拒绝继续出租该房,理由是房子打算卖了。在看过一圈中介后,此时的张晓才恍然觉悟,房价已翻了一倍,700块的两室一厅如今租价已不低于1200了。
如今的张毅然,在网上找到一处合租的房屋,550元一个月,他实在不愿意再频繁搬家,希望能长住,但房东只肯合同半年一签。他说,租房从来只是短暂的安定,如果真的要在这座城市安定下来,接下来必须考虑的就是买房了。(朱周)
锅铲一响就想爹娘
下了火车,刚要走出站就被警察拦到一边,他不是问你去哪里,也不是告诉你该坐几路车,而是检查身份证,看你是不是网上通缉的逃犯。好不容易挤上公共汽车,抱怨一句“真挤”时,马上有人回应:嫌挤打的,那宽敞,就拉你一人。怕坐过站,请司机到站时叫一下,司机很客气地说:最好自己盯着,我不可能记住每个人要下的车站。
上班了,要先去财务、人事、办公室,看看单位又有什么新规定。单位的事,没人告诉你,要自己打听。比如说,上了一年班,才知道可以报销手机,但发票早不知扔哪里了。午饭时间,大家一起去吃饭,AA制,各点各的饭,各付各的账。AA制让吃饭索然无味,既没有一家人吃饭的可口、舒服,又没有朋友们吃饭的热闹开心。吃饭成了工作的延续,写字楼里特爱叫外卖,边吃边干,不耽误工作。
下班了,很想约三两知己,小酌几杯,但没可能。明天还要上班,每个人回家要一两个小时的路程,谁有闲时、闲钱陪你闲聊?于是,大家都成了工作的机器,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回到小区,你在这住一年了,但每次回来,大门口的保安总要盯你半天,看得你发毛,就是不打招呼。
租住的房子在一个居民小区内,每天下班穿过居民小区,听见别人厨房传来锅铲相撞的炒菜声和新闻联播的音乐,心里就酸酸的,情不自禁地想起远方的爹娘。
这个城市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人情味。(湛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