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没把群众发短信反映问题当回事儿,江苏睢宁县7名官员丢了“乌纱”。据报道,当地百姓拍手称快,网民们纷纷以“清官”来表达对县委书记王天琦的赞赏。 当然,我们都有理由赞赏之。为了倾听最真实的民意,县委书记主动公开自己的手机,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责任心。要知道,该手机一年所收短信逾万条,即使有相关部门帮助处理,书记的工作量也会大幅增加。
但是我们赞赏清官,并不意味着也赞赏“清官治官”现象,毕竟,这种带有人治色彩的吏治方式有着很强的偶然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睢宁县这7名丢官者是栽在书记的较真上,如果换了别的书记,没准他们就相安无事了。
其实,回顾媒体曾经报道过的其他地方掀起的“吏治风暴”,基本都具有这样的“清官治官”特征。譬如,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履新之始便推出“昆明新政”与“问责风暴”。他带头公开手机号码,每日都要亲审、批示电话记录。他开会时,曾当场批示免除一位打瞌睡的副局长职务。在他主导下,一大批失职渎职干部纷纷丢官去职。这种异常显眼的铁腕姿态,展示的其实是正义官员的苍凉与法治的柔软。
对于吏治,纸面上我们有足够多的法律与纪律。按正常法治程序,失职渎职或贪污腐败的公职人员只要被举报,自然会有执法部门调查处理,而根本无须一把手“公开手机”、“亲自批示”。但吊诡的是,现实中,法治往往在人治面前甘拜下风,甚至执法机构的官员也往往要靠最高领导来监督。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谁来管制官场中一把手?
如果法治不能主导吏治,那么做一个清官就会很累,清官也会因此成为稀缺资源。更现实的问题是,清官是会变化或者流动的。随着一个清官的离去,由他推行的吏治风暴还能坚持刮下去吗?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激活法治的力量,为依法治官的执行力找到解药,那么任何形式的“官场地震”、“问责风暴”都不过是一阵风而已,对官僚主义者的威慑力是极为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