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孔融让梨”的故事，也有“尧舜禅让”的故事，它们是许多历史美德的起点。尧舜先哲，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禅让”，它是一种境界、一种榜样，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但“孔融让梨”可信，“尧舜禅让”不可信。
历史美德，有时如远望的绿意，草色遥看近却无。
著名爱情小说《诺桑觉寺》中，女主角凯瑟琳•莫兰在谈到历史时说：“要说历史是枯燥无味的，那就怪了，因为大多数历史是编造出来的。”至少，我们可以说，过去竹帛上、今天书本上，许多“历史”，不是信史。人们观念中许多所谓的“历史事实”，与历史真相差得太远。
尧舜时代，部落联盟的大酋长已有相当的特权，很多部落头领们都想争夺此位，想要和平“禅让”，已不太可能。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有人盗魏襄王墓，所获竹简，与儒家经典记载出入极大。内称：夏族的尧本想把王位传给儿子丹朱，但是夷族的舜起而反对，通过一场政变，舜囚尧而杀丹朱，才弄到权位。这些记事，后来称为《竹书纪年》，时间在儒家经典之前，可信度远比儒家经典要高。
所以禅让，这个“让”那个的，是个挺大的神话。儒家学者之所以臆想和编造“尧舜禅让”，想来也有苦衷。在风起云涌的战国时代，国君传位之争已相当残酷，为劝说国君们推行“仁政”，禅位让贤，减少流血，就以“尧舜禅让”事迹游说天下。说着说着，以讹传讹，假的也变成真的了。
有时，对待历史的激情和“意义”观，也是促成此状的原因。阿克顿在《剑桥近代史》第一卷导言中说：“当我们撰写历史时，一定要把人类事务的进步当作是科学的假设而贯穿其中”。这样，历史中就多了“人类真正的财富、幸福、知识乃至美德”，帷幕后，许多刀光剑影的场景，被省略了，或被简略了。
此外，儒家有所谓“三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既树尧舜为榜样，对其事迹自然得曲意掩映，就不能不说些不是真话的话。只是“禅让”这一幕，到后来，却衍生为一种宫廷政治的“行为艺术”――如曹丕代汉、司马炎代魏，皆以“禅让”为遮羞布。而相对真实的《竹书纪年》，后来反倒成了禁书。
历史的真与假，有时竟如此具有反讽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