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母”与“正义”之间，你如何选择？大多数朋友几乎是脱口而出：当然是父母。这令人欣慰，尤其是在我们刚过完了5月的母亲节、6月的父亲节后。这曾经是一个困扰了很多人的哲学与道德、革命与改良、暴力与非暴力的问题，也是让加缪与萨特最终决裂的问题。
上个世纪50年代，加缪的故园阿尔及利亚爆发战争，他被夹在了中间，他不愿像他的老友、著名的哲学家萨特那样选择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因为他反对伤及妇孺的革命，却也不愿意站在殖民者法兰西政府一边，因而遭到了两边的攻击。后来他在解释自己的境况时说道：“我一直在谴责恐怖。但我也必须谴责一种盲目推行的恐怖主义――正如阿尔及尔街景所示，有朝一日它会危及我的母亲或我的家庭。我信仰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要保卫我的母亲。”
在母亲与正义之间，加缪选择站在母亲一边。他的道德、勇气与诚实赢得了广泛的称赞，但把“母亲”与“正义”放在一起比较，也遭遇了众多的非议。以致加缪后来不得不修改了用词，用“爱”来代替“母亲”：爱与正义。
不管是“母亲”还是“爱”，把它们同“正义”相提并论，让人选择，在哲学与道德范畴的争议可能挺有趣，可对于中国人而言，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既不是哲学思考，也不是道德说教，而是生与死的问题。从连坐、株连到灭九族，我们中国人对“父母”与“正义”的理解，可能是连加缪与萨特都无法想象的。
鲁迅留学日本的时候加入了光复会，也就是秋瑾所在的革命组织。有一次组织派鲁迅去搞暗杀，他也准备去，但走之前突然说，“如果我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来赡养她？”组织者以为他胆怯，但也无话可说。革命就是为了让母亲们活得更好，如果弄得母亲老无所养，怎么说得过去？于是鲁迅活了下来。鲁迅选择了母亲（爱），而不是秋瑾所选择的“正义”。
最早为推翻清廷建立共和而牺牲的先烈中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史坚如。他是最早牺牲的革命党人之一，1900年11月19日戴着镣铐走向刑场时才21岁。他被杀害后，妹妹带着母亲逃亡到澳门，辗转到香港，但清廷鹰爪要斩草除根，到香港去追杀她们。孤单贫穷的母女两人只得流落到荒凉的新界，在开荒中相依为命。
《礼记》有一句“父母存，不许友以死”（意思是为了父母，不能轻言牺牲），应该是影响鲁迅也呼应加缪的早期中国思想，这句话不禁让我想起黄花岗烈士喻培伦。他年轻时带着弟弟到日本留学，后来回国参加革命。他擅长制造炸弹，是革命党人的主力。广州黄花岗起义后，他弟弟硬要跟他一起去。他含着泪对弟弟说：你不能去，如果我们都去，今后谁照顾母亲？――他再也没有机会照顾母亲了。现在，他就长眠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很多母亲带着孩子、或者孩子带着母亲去祭拜他的时候，都会说：他是为这个民族的无数个母亲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还有爱。
在“父母”与“正义”之间，你如何选择？对于“正义”像空气一样稀松平常、不再需要付出“父母”的代价才能得到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父母”。但我们不能忘记，在风雨如晦的年代，邪恶势力常常用“父母”（我们的爱）来要挟“正义”，迫使无数仁人志士在“父母”与“正义”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在对亲人的爱与对正义的追求中二选一。
绝大多数人永远会选择“父母”，他们对父母与家庭的爱，值得我们称赞。但也不应忘记，更不应曲解：任何时代，总有少部分人会选择“正义”，并为此付出自由、生命的代价，以致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父母会遭受痛苦与磨难。他们为追求“正义”而付出“爱”的代价，却让无数的后辈子孙们能够得到更多的爱，让无数的父母不再当奴隶，不再让父母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受苦而哭天喊地，不再让孩子们眼睁睁地看着父母被欺凌而无能为力……他们值得我们――父母和孩子们――永远地敬仰！
我期盼现在这个再也不用在“父母”与“正义”之间做出选择的和谐社会能长治久安；我期盼越来越多的父母为了自己的孩子而站在“正义”一边；我更期盼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在充满公平、正义与爱的环境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