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辽代虽然战争相寻，还是延续并发展了官方修书的传统。有关辽代的历史文献遗留下来的很少，致使人们误认为辽代统治者不重视官方修书。其实，辽朝统治者比较重视文治，设立国史院专门修史，国史院有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等职务分工。终辽一世，统治者组织编撰了不少史书，这与其“以史为鉴”的目的密不可分。
[关键词]史书编撰 官方修 书辽代
[分类号]G239.29
1 引言
辽朝是契丹族统治者建立的一个朝代，自907年阿保机建国，至保大五年(1125年)天祚帝为金朝所俘，计九主，共218年。辽朝在其存在的两百年间，曾经积极引进宋朝的各种书籍，翻译和印刷了一些汉文名著，如道宗咸雍十年(1074年)十月，诏有司颁行《史记》、《汉书》，萧韩家奴翻译了《通历》和《贞观政要》等。但是，辽朝对自己统治地区的各种著作却“书禁甚严，传人中国(即中原地区)者，法皆死”。道宗清宁十年(1064年)十月，甚至下令“禁民私刊印文字”。这种文化封锁政策影响了文化传播，再加上战争等原因，致使流传后世的文献甚少，以至于“记注典章，可备国史者，求之簿录之家，不多概见；即家乘野史，亦复散泯无传”，使得人们产生一种误解，以为辽代统治者不重视官方修书。作者在梳理大量文史资料的基础上，发现辽代虽然战争相寻，还是延续并发展了中原地区官方修史的传统，兹对辽朝的官方修史机构及官修史书成就略陈管窥之见。
2 官方的修史机构
辽代官方的修史机构主要是国史院、起居舍人院和著作局，从圣宗朝起，各个官方修史机构陆续撰有实录、起居注、日历等。仿宋制，辽代设立了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等职官负责修史。但是，大多时候皇帝会命令他比较信任的官员负责编修，而不一定是专门人员，这也就打破了部门间的泾渭分工。因辽朝未曾编成纪传体正史，因此这里所说的“国史”多指本朝实录之类。
史书的修撰，除了策划者――皇帝之外，还有监修国史对整个修撰过程起着监领作用。监修国史简称监修，由丞相或类似丞相级别的官员担任，就相当于现在出版机构的名誉主编，一般不参与具体的编撰过程。辽代受历代王朝修史传统的影响，于辽初太祖时即设“监修国史”一职，如《辽史》卷76《耶律鲁不古传》所说，“太祖制契丹国字，鲁不古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这里的“监修国史”应该只是一个特殊荣耀的象征，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从事监修职务的人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专门为制国字贡献较大的耶律鲁不古所设。
监修国史一职大概正式设立于景宗乾亨初，见于记载的监修国史是室?。据《辽史》卷79《室防传》载：室防，字梦奇，南京(今北京)人。太宗会同初进士及第，为卢龙巡捕官。太宗入汴，为知制诰，总礼仪事，累迁翰林学士。在景宗保宁间，兼政事舍人，景宗数次问他古今治乱得失，他奏对得皆称旨。后来迁为工部尚书，不久改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又拜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乾亨初，监修国史”。除了室?以外，监修国史还有韩德让、张俭、窦景庸、耶律阿思、梁援和耶律俨等。兹将辽代历朝监修国史列举如表1：
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等职的设立时间，据《辽史》卷47《百官志三》载：“景宗保宁八年见史馆学士”，“刘辉，(道宗)大安末为史馆修撰”，“耶律块，(兴宗)重熙初修国史”。可见，从景宗至道宗期间，随着政权的稳定，国史院的各种职务是逐渐设立的，国史院的职能也越来越完善。
在古代，从事修史任务的官员是不固定的，一方面体现在国史院官员大多历任过其他职务，因品行、学识、政绩等受到皇帝青睐而被派往国史院委以修史之任。如前所述，室防做政事舍人时，景宗数次问他古今治乱得失，他回答的较为圆满，于是逐步升官，官至监修国史。另一方面是指修国史时也会由其他部门的官员兼修，比如掌天子文翰之事的翰林院官员，大多文才出众，手笔健拔，可以用来修史。据《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载：萧韩家奴，字休坚，涅刺部人。“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圣宗)统和十四年(996年)始仕”，重熙时，兴宗诏天下言治道之要，萧韩家奴因奏对称旨，被“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
门下省的起居舍人院专门负责修撰起居注。起居注记录皇帝的言行，是修史的重要依据。据《辽史》卷47《百官志三》所载，起居舍人院设有起居舍人、起居郎、知起居注等职：圣宗开泰五年(1016年)见起居舍人程翥；杜防，圣宗开泰中为起居郎；耶律敌烈，兴宗重熙末知起居注。著作局设有著作郎、著作佐郎和校书郎等职。苦于文献无征，其人员的明细分工及具体修了哪些史书则不得而知。
3 官修史书的成就
辽朝初年，庶事草创，还没有如同中原各王朝的史官制度。虽然“监修国史”一职在辽太祖时即已设立，但它并不是正式的修史职务。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会同四年(941年)二月，太宗即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足见统治者对修史是相当重视的，这当视为辽朝纂修先世历史之始。
如前所述，国史院、起居舍人院等官修机构的具体职务大多始设或酝酿于圣宗朝，故从圣宗之世起，官修活动也日渐频繁。这可以从元修《辽史》帝纪的卷数多寡反映出来：《辽史》本纪一共30卷，太祖至景宗五帝享国75年，只占10卷，而圣宗一朝50年，却占了8卷。
统和八年(990年)，为表进室?和邢抱朴等编撰的实录20卷，皇帝亲自写诏书褒奖。圣宗朝编修实录20卷并非偶然，这与之前积累的丰富史料密切相关。此外，圣宗时，日历，一种实录据以完成的原始材料，已经被编纂。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三月史官被告诫修日历毋书细事，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五月规定：“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历”。
兴宗时期，涌现了一批关心史事的官员，如萧韩家奴、耶律庶成、耳律谷欲等。萧韩家奴对契丹贵族建国前的历史非常关心，他向兴宗上疏说：“臣闻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国祚中绝，自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朴，未有尊称。臣以为三皇礼文未备，正与遥辇氏同。后世之君以礼乐治天下，而崇本追远之义兴焉。近者唐高祖创立先庙，尊四世为帝。昔我太祖代遥辇即位，乃制文字，修礼法，建天皇帝名号，制宫室以示威服，兴利除害，混一海内。厥后累圣相承，自夷离堇湖烈(按：湖烈，即耶律阿保机的高祖耨里思的父亲颏领)以下，大号未加，天皇帝之考夷离堇的鲁(按：的鲁，即撒刺的)犹以名呼。臣以为宜依唐典，追崇四祖为皇帝，则陛下弘业有光，坠典复举矣”。对于萧韩家奴建议追尊太祖阿保机之前“四祖”为帝的肺腑之言，兴宗悉心采纳，即追尊耨里思为肃祖、萨刺德为懿祖、匀德实为玄祖、撒刺的为德祖，并命他与耶律庶成等编修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耶律庶成是他的老搭档，他们合作完成了实录和礼书的编修。耶 律谷欲奉诏与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编修辽朝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耄耋之年尚笔耕不息，精神实在可嘉。在三人的努力下，最终修成实录20卷。
道宗时，史书的编修较为频繁。据《辽史》卷104《文学传下?耶律孟简传》载，耶律孟简，字复易，道宗大康初被权臣耶律乙辛谪巡磁?关，大康中，始得返乡里，他“诣阙上表曰：‘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乃编耶律曷鲁、屋质、休哥三人行事以进”，道宗命置局编修，“(耶律)孟简谓余官曰：‘史笔天下之大信，一言当否，百世从之。苟无明识，好恶徇情，则祸不测。故左氏、司马迁、班固、范晔俱罹殃祸，可不慎欤!’”耶律孟简所编耶律曷鲁、屋质、休哥三人传记，应该是见于记载的辽代国史编纂机构编修本朝纪传体正史(即国史)的惟一成果。大安元年(1085年)，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即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和兴宗的实录，大概是在萧韩家奴等所修史书的基础上审订而成的，这是见于《辽史》记载的辽朝第三次纂修实录。修国史机关应该直到道宗末尚存，这由《辽史》卷104《文学传下》所载寿昌二年(1096年)大臣刘辉的奏疏可以佐证。《新五代史》对契丹族和辽朝历史的记述，引起刘辉的不满，他向道宗上书说：“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但是，道宗后期疏于政务，甚至以掷骰子的方式选拔高官，后来编纂《皇朝实录》的耶律俨本人也曾通过这种方式被选为知枢密院事、越国公。皇帝如此，上行下效，史官很难尽职尽责地从事本职工作。
耶律俨，字若思，析津人。本姓李氏，道宗清宁六年(1060年)，赐其父李仲禧姓国姓耶律。耶律俨登咸雍进士第，授著作佐郎，补中书省令史，以勤敏著称。据《辽史》卷27《天祚皇帝本纪一》：“(乾统三年，1103年)十一月，诏监修国史耶律俨纂太祖诸帝实录”。耶律俨最终修成70卷，这是辽朝第四次纂修立国以来历代皇帝实录。从脱脱等编的《辽史》可以考见，《皇朝实录》70卷包括纪、志、传等部分。它是金朝两次纂修《辽史》和元末脱脱等修《辽史》的底本。
翻译著作，也应当看作是一种创新。辽代创制契丹文字之后，官方用它翻译了一些汉文著作，其中也不乏史书译作。契丹文有大字、小字两种：大字在太祖神册五年(920年)正月制成，同年九月颁行；稍后数年，小字问世，它是辽太祖之弟迭刺仿照回鹘拼音文字制成的，有“数少而该贯”的特点。辽朝中期和后期，官方出现很多善于翻译的人。例如耶律学古“颖悟好学，工译?及诗”；耶律庶成曾经翻译汉文医书，“初，契丹医人鲜知切脉审药”，兴宗“命(耶律)庶成译方脉书行之，自是人皆通习，虽诸部族亦知医事”；萧韩家奴博览经书，通晓汉、辽文字，受兴宗诏翻译诸书，“(萧)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这些有关文学、医学、历史等方面的译书对于巩固辽政权、熟悉汉族文化大有裨益。
4 官修史书的局限性
同其他官修史书一样，辽代史书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意旨，对人物的论述很难公正、客观。据《辽史》卷21《道宗本纪一》载，道宗清宁二年(1056年)六月“罢史官预闻朝议，俾问宰相而后书”，规定史官要在宰臣的授权下才能记事。再如，道宗朝的耶律乙辛和他的拥护者在元修《辽史》中被列入“奸臣传”这一冷酷无情的反面传记中，因为《辽史》此部分主要是以耶律俨按照道宗的孙子和继承者(即天祚帝)的意旨所编写的《皇朝实录》为基础的，而当时的实录对耶律乙辛怀有刻毒的敌意。
这样，是坚持原则秉笔直书，还是附和统治者的意愿，在少数民族建立的辽代，是史官面临的一个难题。统治者虽然汉化，但其残暴的本性还是未变，不愿意别人忤逆其意旨，在没有“皇帝不亲自观史”(尤其是起居注一类)的道德约束下，统治者完全可以为所欲为。比如道宗大康二年(1076年)十一月甲戌，“上欲观《起居注》，修注郎不撷及忽突堇等不进，各杖二百，罢之，流林牙萧岩寿于乌隗部”。一般说来，起居注一类的当朝史历来是不允许皇帝看的，但是道宗非得要看，修注郎坚持原则却不仅被打而且被罢官、流放。但是也并不是说辽朝皇帝皆是如此独断专行，兴宗就是一个例外。兴宗曾经诏谕萧韩家奴：“文章之职，国之光华，非才不用。以卿文学，为时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朕之起居，悉以实录。”但是，做起来似乎有点难。一次，“猎秋山，熊虎伤、死数十人，(萧)韩家奴书于册。帝见，命去之。(萧)韩家奴既出，复书。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辽朝皇帝有在秋天打猎的爱好，即文中所谓的“猎秋山”，或称幸“春水秋山”。在兴宗组织的一次打猎活动中，被熊、虎咬伤、咬死几十人，这对于曾经以打猎为生的契丹人来说是极其不光彩的。兴宗看到萧韩家奴记载下来，就命他划去。萧韩家奴当时听从，但最后还是把熊虎伤人这件事写下来。后来兴宗见到他的记录，被他敬业的精神所感动，感叹说：“史笔当如是。”其实萧韩家奴的秉笔直书也是承受很大压力，至少初次他把所写的记录划去了，只不过他的坚持非常侥幸，不仅没有得到惩罚，还得到赞赏。
5 结语
从修史内容来看，辽代官方修史主要包括对本民族历史的全面追溯(主要反映在“实录”中)和对汉族历史(主要是唐代和五代)的翻译。从动机来看，前者与民族情感有关，后者与资政价值有关。具体说，辽人重视历史，但却不只是“描述”史实，被动地充当过去事件的讲述者，而是要主动地“发现”史实，追问史实对当下的价值。辽代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官修的少量史书为后世提供了珍贵史料，在中国图书编撰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