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文明较早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远古时期，东夷人就在此地活动。仰韵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人们已在这里过着定居生活。龙山文化时期，就出现了城群和中心城。在之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地处齐鲁、燕赵文化结合部，黄河、运河文化交汇点上的聊城，多次发生文化碰撞、融合与更生，逐渐形成了独特而又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既有齐文化崇商敬农的优长，又有鲁文化尚仁重义的特点；既有燕赵文化慷慨无私的侠义，也杂糅了秦晋文化开放宽厚的气度。在中国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中，聊城是一个文化个性十分鲜明的城市。研究聊城的历史文化，最重要的是探求它的精神实质，发掘其中最有价值、最值得弘扬的传统精神。
忠实守诺的诚信精神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信是人类最可贵的文化资本，也是儒家所一贯提倡并力求践履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春秋时期，聊城与鲁国毗邻，孔子曾多次到聊城授业讲学，其弟子子路、闵子、冉有等曾长期在聊城活动。可以说，聊城自古就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和滋润，并经过千百年的薪尽火传，使人们躬耕之余，承接着数千年递送的诚信古风。《隋书》中曾对聊城人的诚信大加褒扬，称“今其人尚多好儒学，性质直怀义，有古之风烈”。
聊城人的诚信精神在治政、德教和百姓生活中俯拾皆是。齐景公时，晏子曾为东阿（今阳谷县阿城镇）宰，面对景公的不当之赏，晏子不仅不受，反而向景公反映实情，表现了可贵的诚信精神。战国时期茌平学者淳于髡，受齐威王派遣，向楚王献鹄，途中鹄飞，他仍拿着空笼去见楚王，楚王不仅不为失鹄而怒，还羡慕“齐有信士若此”。唐代诗人魏万因崇敬李白而千里相访，感动得李白以平生最长诗篇相赠，并受托编辑李白的诗集。魏万不负重托，将历尽艰辛收集到的李白诗词编成《李翰林集》，使李白游历名山大川的诸多诗词得以完整保存、流传后世。
从聊城遗留下来的一些习俗看，诚信的例子也随处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聊城仍流行着“对瓦”卖牛的习俗，即在买卖双方将牛的价格谈好后，先将一片瓦块摔成两半作为信物，等过一段时间发现牛没有问题后，双方再凭借各持瓦块完成交割。目前，茌平、高唐一带，仍流行着先吃饭后付款的风俗，而且结算以客人报数为准。民众以互讲诚信，不以为欺，入财利之场而不污，行商贸之业而不奸为风尚。
诚信精神无疑是聊城历史文化中最精彩的篇章。今天，作为一种思想道德基准和一种契约信用原则，它仍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减少社会交易成本、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必需。2003年，中共聊城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诚信聊城”的要求，有着诚实守信传统的聊城，今后，也一定会书写出诚信的新篇章。
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
“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这是开放、充满活力的齐文化的显著特点。聊城人创新精神的渊源，发端于善于创造先进工艺技术著称的东夷文化，但更多地还是得益于齐文化的滋养。春秋战国时期，聊城隶属于齐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处文化土壤造就一个地方人群的文化性格，在齐文化的长期熏陶下，聊城人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创新意识。
在人类由荒蛮走向文明的漫漫征途上，聊城历代志士仁人在思想、制度、军事、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创新精神，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远古时期，相传伏羲曾在阳谷一带研究天文地理，推出了24节气，开辟了人类认识自然的新纪元；黄帝的史官仓颉在东阿潜心造字，死后葬于东阿，至今铜城镇存有仓颉墓。夏商之交，伊尹躬耕于莘野（今之莘县），教民种谷植桑，带来中原农业文明的大发展。战国时期，阳谷人孙膑创立了增兵减灶等战法，所著的《孙膑兵法》为中国重要的古代军事典籍。三国时的伟大文学家曹植在任东阿王期间，不仅诗作出新、千古流传，而且深爱声律，属意弦音，创造了佛教音乐，成为中国佛教音乐的创始人。唐初高唐人吕才撰写的《阴阳书》，极大地丰富了唯物论、辩证法，为中国哲学思想宝库增添了新财富。宋代医学家成无己，首次完成了对“医学之祖”――《伤寒论》的注释，对中医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明代临清艺人刘茂基创造的山东快书，至今广为流传。
由于聊城人聪明能干，敢于创新，历史上曾创造了众多闻名全国乃至世界的土特名产。东阿阿胶已有2000多年的生产历史，自西汉至明清一直为贡品，并获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东阿阿缟，临清贡砖、哈达，聊城毛笔，阳谷白洒等都曾为上等贡品，在国内居于重要地位。
多年来，聊城市始终把创新作为加快发展的不竭动力，经济发展速度连年高于全省平均发展水平。2000年，中共聊城市委、市政府又以创新思维提出了建设卓越秀美的中国江北水城的奋斗目标，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江北水城”这一独具魅力的城市品牌，已经誉满国内外。
拼搏进取的图强精神
《易传》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也是聊城人图强精神的生动写照。
聊城历史文化中的图强精神，突出表现在反侵略、反压迫上。特别是在近现代，聊城农民起义和武装斗争此伏彼起。光绪年间，境内人民掀起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义和团运动，朱红灯、王立言等率领数万拳民，焚烧洋人教堂，杀死反动教士，痛击清军，重创西方列强，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壮丽的篇章。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军进犯、国难当头之际，中共聊城地方党组织、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同仇敌忾，同进犯日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殊死斗争。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临清人张自忠，是为国捐躯的惟一的国民党上将军官，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中殉职的最高级别将领；时任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的范筑先，在聊城保卫战中壮烈殉国，他们的事迹和英名在人民心中树起了永恒的丰碑。
聊城历史文化中的图强精神，同时表现在人民群众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斗争中。聊城历史上旱灾、虫灾、震灾连年频发，特别是境内河道众多，洪水之患长期威胁着居民的生存，困扰着人们的生活，为了生存、安宁、图强，聊城人同大自然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据考证，大禹治水的主要区域之一就是鲁西北平原。“禹治九河，徒骇为首”。流经聊城境内的徒骇河、马颊河及古黄河，均为禹当年治理过的河流，至今聊城境内仍有禹堤、鲧堤遗址。元代至元年间，根据寿张县令韩仲晖和太史令边源的提议而开凿的会通河，减轻了民众负担和运输不便之苦，使南来漕船无需转经陆运，便直达京师。改革开放之初，聊城在全省率先实行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一举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聊城历史文化中的图强精神，还表现在尚文重教上。在与贫穷落后的搏击中，聊城人非常清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把发展教育作为改变贫穷的措施之一，使尚文之风渐渐树立起来。对此，《老残游记》中称，这里是“家家富足，户户弦书”。明清之际，聊城文运大开，儒学星列，书院林立，私塾遍布，一时“科目鼎盛，贤士辈出”，仅东昌府就有中进士者290人，中状元者5人。平民教育家武训行乞办学的义举，更佐证了聊城人兴学图强的思想。对武训的行乞办学，清廷大加褒扬，授予武训“义学正”的称号。文化教育的繁荣造就了很多名人志士，唐初名相马周、哲学家吕才，明代文学家谢榛，现当代国画大师李苦禅，国学泰斗季羡林等都是聊城人。
改革开放以来，全市呈现出经济和社会事业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在奋发图强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农业形成了蔬菜、林果、畜牧、水产四大主导产业，工业出现了高唐时风、茌平信发、东阿阿胶、鲁西化工、中通客车、山东凤祥等一批在全国同行业居于重要地位的大型企业集团。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旅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全市涌现出了张海迪、孔繁森、白云、徐本禹等时代楷模。可以说，图强精神已经融入聊城人的血液，成为激励聊城人奋发图强、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
崇商尚贸的重商精神
聊城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农业文化无疑是它的主旋律，但商业文化也是其中一个引人入胜的乐章。聊城重商精神的形成，主要受齐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是运河开通以来多种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
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境内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商业兴起。考古发现中有春秋时期的大量贝币，表明当时已有商贸活动存在。秦汉时期，大量锦绣、罗、毂不仅进贡宫廷，并且销往朝鲜、蒙古、波斯、罗马等地。至唐代，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私营商业体系，博州的平绸，阳谷、东阿的绢均有出口。宋元时期，圆铃大枣、乌枣畅销江南乃至港澳。临清哈达先后销往中国西藏和印度、尼泊尔、蒙古等国。元朝末期，由于京杭运河的开通，水运交通便利，使当时的张秋、东昌、临清成为南北漕运之要冲，带动了城乡工商业的发展，客商往来频繁，商品交换活跃。明清时期，商业更加繁荣。东昌为当时沿河九大商埠之一，被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临清为江北五大商埠之一，“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素有“小天津”之称，临清钞关税收占运河漕运税收的1/4。当时，聊城商贾云集，百业兴隆，江浙、秦晋等地客商争相涌入，运河两岸，会馆林立，金店、银号、书坊、笔庄、药铺、茶馆等十万商户鳞次栉比，遍布城区。
聊城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地区，京九、邯济铁路和济聊馆高速公路在聊城交汇，有着现代商业发展的区位、交通条件。近年来，中共聊城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区域性商贸中心城市的奋斗目标，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建设了香江光彩大市场等一批大型批发市场，积极发展现代物流、连锁经营等新型业态，打造城市中心商业区，区域性商贸中心城市的雏形已经形成。
仁厚宽容的蹈和精神
“蹈和”，为聊城山陕会馆山门匾文，这既是商人所应遵循的原则，也是聊城传统精神的一种体现。蹈和的含义，就是在保持各种因素本质的基础上，使它们达到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彼此相容相通，人与社会的发展都处于和谐的氛围中。
历史上，聊城人饱受战乱之苦，同时也经受了多种文化的冲击。可贵的是，无论是血与肉的搏杀，还是精神文化的撞击，都没有在这里播下仇恨与对立的种子，各种文化不仅没有受到排斥与压制，反而能够交融相长，共同发展，达到了一种新的、更高的境界。这与聊城历史文化中仁厚宽容的蹈和精神是分不开的。汉韩延寿为东郡（聊城秦汉时属东郡）太守时，称当时的聊城“政教大行，最号易治”。“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曾任范县（治所在今莘县古城镇）知县，调任潍县知县后，曾赋诗一首：“范县民情有古风，一团和蔼又包容。老夫去后相思切，但望人安与年丰”。这都充分体现了聊城人仁厚宽容的蹈和精神。
在聊城历史上，曾发生过四次较大规模的文化冲突。第一次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时期。当时，聊城处在东夷与中原交界地区。伴随着部落间的征战，东夷文化和中原文化不可避免地在这个前沿地带相互冲击，聊城较早地接受了这两种文化的洗礼。东夷文化和中原文化在这里并进而在东部其他地区经过长时期的渗透融合，形成了一种更为先进的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文化形态就是后来闻名遐迩、光辉灿烂的齐鲁文化的雏形。第二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时，中国社会正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礼崩乐坏，经济和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变迁。聊城是齐国西部的重要城邑，处在齐文化、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相互冲突、融合的交界地区，随着诸侯争霸，以“仁”为核心的鲁文化、“重工商利物”的齐文化以及“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在聊城不断撞击消长，最后达到融合渗透。第三次是在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南北文化大交融时期。是时，聊城境内黄河岸边的??城（今茌平韩集高院墙一带，后为济州治所），为南北政权争夺的战略要地，王城（今北杨集东南、丁块西南一带）为平原郡治所，北魏孝文帝所推行的改汉姓、说汉话、穿汉衣、和汉人通婚、倡导儒学教育等许多民族大融合政策，使南北双方的文化得以在这里融合为一体，先进文化在这里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第四次是在元明清时期。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随着会通河的开凿，穿越聊城的京杭大运河成为纵贯中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京津、江浙、燕赵、秦晋、荆楚等各地文化纷纷传入聊城，与齐鲁文化融汇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这种新型的文化包含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秦晋文化、京津文化等多种文化成分，具有兼容性文化特色，其显著特征就是在农业文化中融进了商业文化，这在当时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以上四次大的文化冲突，带来的不是文化的消蚀与退化，而是文化的融合与更生。各种文化能在聊城兼容并包，聊城人仁厚宽容的蹈和精神起了内在的根本性的作用，没有蹈和精神就不会形成融合，更不可能有后来的协调发展。
仁厚宽容的蹈和精神深刻影响着聊城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并逐渐成为人们讲礼义、重和谐的社会风尚。元末明初，聊城因战乱和水、旱、蝗、疫之患，一度人口稀少，明政府多次组织向聊城移民。明洪武三年（1370）至永乐十五年（1417），近50年时间数次从山西省洪洞、潞州、泽州和山东省登（今蓬莱）、莱（今掖县）二府大规模向鲁西移民。随着山西移民的不断迁入，民俗方面也出现了西风东渐之势，许多山西民俗被带到了聊城，今鲁西人的许多方言和礼仪习俗，仍然打着当年大移民的深深烙印。移民与原籍民众和睦相处，相互汲取文化优长，共同为聊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明清时期，山陕、江浙、京津等众多外地客商长期选择聊城为生财之地，也说明当时的聊城社会和谐，发展环境优良。在聊城，无论达官贵人，还是百姓庶民，都把仁厚、宽容、和善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来尊崇。相传，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为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期间，其聊城家人因盖房与邻居发生划界纠纷，写信向傅以渐求助解决。傅以渐看后，回书相劝家人：“千里送书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中人遂按他的意见将墙内移三尺，邻居深为感动，也主动退让三尺，于是出现了至今犹存的六尺巷。后来，康熙皇帝南巡，在聊城听说了这件事，对其老师的此举甚为赞赏，并为六尺巷题名为“仁义胡同”。
历史上，蹈和精神为聊城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更与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相吻合。因此，这种精神更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