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现债务危机的背景下，温州再提“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根据已经获得的信息，温州推动地方金融改革，措施包括增加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扩大其规模，对农村合作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创建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等。这个方案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引导民间资本规范化、阳光化，但是作为一个试验区，改革的力度是否只能停留在这一层面？或者我们是否可以对“试验区”提出更高的要求？
“金融自由港”应成改革目标
应该明确金融试验区要建设成为“金融自由港”，否则就和2002年那次改革一样，意义有限。
为何此前改革无疾而终？有论者认为，这些年来，银行业从根本上而言，并没有改变中国金融绝对短缺的状况。在金融短缺的情况下，加上信贷紧缩，稀缺的金融资源自然只会选择大企业，而中小企业就只能另辟蹊径，通过地下金融或者非法金融，满足融资需求。还有论者将矛头指向价格双轨制。提出“首先扩大银行的利率浮动区间，使银行拥有更多的定价自主权，而后承认民间金融机构的合法性，将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尽数纳入银监体系，坚决抑制高利贷。制定相关法律允许民间金融存在，严厉打击民间金融乱象，给予生路给予监管，方是正途”。
这些意见不无道理，不过在我看来，不妨回到原问题上，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金融最通俗的理解是把资金交给企业家的中介，通过借贷，它搭建了资金所有人和企业家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将闲散的资金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因为资金在普通百姓的手里只会被消费掉，而在企业家手中才会创造出财富。可以说，有无资金和资金的多少直接决定了一个企业家才能发挥的程度，一个很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如没有资金的支持，他的才能一点都得不到发挥，得到的资金少，发挥的才能就少，得到的资金多，他发挥才能的程度就大。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驱动力，直接决定了其繁荣的程度。
银行也是企业
当然，这就牵涉到一个基本的问题：怎么知道谁有企业家才能？这取决于“去发现”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要有企业家才能。换句话说，这里涉及两类企业家：一是被发现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即获得资金的人；另一类是去发现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即作为中介的金融，不妨称前者为企业家，后者为银行家，当然，银行家也是企业家，和经营实业的企业家不同的地方在于，银行家经营的是信用，即货币。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传统上就应该有大量的私人银行家存在，他们利用自己的才能，做这样的生意，从中获利。这些私人银行家一定是以“分散”的方式存在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正常的社会会有大大小小的银行存在，有的银行家信用好，善于经营，银行的规模就大，相反规模就小，甚至被淘汰。
所以，银行家（银行）的功能其实不是“纽带”，而是“发现”，这个“发现”的过程是和风险评估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银行家要权衡收益和风险，以决定是否给予贷款，这个评估风险的过程就是“经济计算”的过程。注意，只有这些分散在社会中的私人银行家才有可能获得经济计算（风险评估）所需要的信息。私人银行家也是信息的创造者，在评估风险及贷款与否的行为中他创造出了新的信息，这一信息是社会协调所必不可少的，这就给出了银行的另外一项基本功能：“协调”。私人银行家的风险收益评估确定存贷款利率，这个利率通过不同银行家之间的竞争，最终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值，可以肯定的是利率仍然会是多样化的，这与银行家之间最终形成的专业化分工有关，有的银行家敢于承担高的风险，他的贷款利率就高，这类银行家实际上就是风险投资家，他们会从一般的、以保障储户资金安全为前提的银行家中独立出来。顺便指出的是，拥有资金的“居民”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算是银行家，他们有的追求资金安全、厌恶风险，有的追求高回报、偏好风险，他们有自己不同的投资方式，在一个银行家之间有专业化分工的社会中，他们应该有很多选择。
银行家与企业家，孰轻孰重？没有银行家，企业家不能获得他所需要的资金，是银行家决定企业家的资金供给，银行家其实是企业家的企业家，由此可见，银行家具有更重要的地位。一个社会金融的发达程度，进而言之是经济的发展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允许私人银行家发挥才能，表面上，他们是在全社会范围内配置资金的人，而事实上，他们是在全社会范围内配置更为重要的企业家才能的人（尽管理论上我们认为企业家才能不是要素，不能作为要素来配置）。如果一个社会抑制私人银行家的出现，如中国现在的情况，那么国有银行将占据主导，而国有银行事实上是官僚机构，不是银行家主导的企业，与私人银行家相比，国有银行不具有“发现”信息的能力，也不具有“创造”信息的能力，从而丧失了银行最基本的功能。我们要强调，把银行理解为放贷机构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银行的生命在于银行家的企业家才能，正是它赋予银行“发现”和“协调”的功能。国有银行服务的是政府的目标，有政府信用作为依靠，国有银行也从根本上丧失了“发现”和“协调”的动力，因为它不需要去发现，去市场找吃的，政府会给它饭吃，它把储户的资金源源不断地输给低效的政府投资项目也能保证万无一失，它是政府的准财政部，它和政府相互依赖，它的生存不是依靠自身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完全是政府给予的特权和变相的福利。
产权改革实现银行企业属性
由此可见，建设金融自由港离不开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对区内原有的国有银行进行产权制度改造，使它们由原来国有银行的分行或支行，改造成为民间资本控股的独立的法人银行，和它们原来的上级国有银行部门脱钩，实现彻底的改头换面。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打破垄断，实现和其他民营银行的平等竞争。二是放手让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不对所设组织的类型和数量、投资额度、出资比例等设限，在当前政府提出的试验区方案中，主要鼓励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的增量改革，而这些金融机构在业务范围上受到的限制仍然比较大，距离真正的银行尚有差距，而我们设想，如前所述，允许私人成立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即它的业务和目前国有银行的业务没有区别，当然，我们不可能预设在金融自由港内，会出现什么形式的金融机构，因为这取决于银行家的活动，不可能事先预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形式一定是非常多样化的。开放金融业，对急于寻找投资渠道的温州民间资本来说，无疑是打开了一扇大门。这两个方面，可以概括为国有银行的“私有化”和民间金融的“合法化”，这应该成为金融试验区的两条支柱，它们缺一不可。
有人可能会说，私人银行家可能会掩盖重要的信息，从而让储户承担额外的风险，甚至使储户遭受损失甚至血本无归，因此需要政府的“监管”。要指出的是，这种风险是有可能存在，但不能成为政府监管的理由。银行监管部门不可能有银行真实储备、投资情况的信息，银行很容易造假应付监管部门。政府更不可能知道的是什么规则是适合银行业持续健康发展，这套规则不可能被政府事先制订出来，只能通过银行家的竞争去发现，维护金融秩序的，正是不断地被银行家发现并得到市场认同的那套规则，也只有这套规则，才是金融业生存和不断扩展的基础。竞争中产生的组织和机构，如信用评价机构，是促使银行遵守应有的规则，维护金融秩序也起到辅助的作用。所以，政府的监管，如果需要的话，那绝不是执行自己制订的那套规则，而是维护这套市场自身的规则：一套有助于发现谁有银行家才能，并允许其发挥才能的规则。
现代金融需现代社会基础
建设“试验区”，或我们说的“自由港”，目的是催生出现代金融，但温州的土壤能否产生现代金融，我们仍然心存疑虑。这是因为现代金融所赖以生存的基础绝不只是金融本身，换句话说，现代金融业是建立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上的，一个法治的社会、诚信的社会才可能有现代金融，其程度和金融发达程度成正比，比如我们看到香港有现代金融，瑞士也有现代金融，而这些国家或地区无一例外都是高度法治的、社会诚信度高的国家和地区。温州如不在法治和诚信社会上下工夫，现代金融是不可能的，即试验区不会有什么结果。也许，建设法治社会的挑战，比建设金融试验区本身还要大得多，但确实这是政府必须面对的挑战，别无选择。
“试验区”应该有长远的目标：为我国金融的市场化、现代化积累经验，而不能停留在解决危机这个层面上，因此它要为全方位的改革做准备，不仅是放宽民间金融，使民间金融正规化、合法化，还要尝试国有银行私有化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不能局限于就金融谈金融，必须在法治社会、诚信社会和公民社会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在这方面，可借鉴香港、瑞士的社会管理经验。从发展阶段上来说，温州以制造业为主的阶段早就过了，温州也早该进入到以金融业为主的阶段，但温州迄今都没有已经进入这一阶段的迹象，这次，机会再次降临温州，我们有理由对温州这次的金融改革有更高的期待。须知，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必须用真正的、更深层次的改革来解决，除此之外别无他路。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