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于用“个人主义”、“自我奋斗”等标签来描述“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国人而言,丹麦的现实无疑是一种提醒:标签固然好用,但它们的危害也特别大。所谓一叶障目,其实指的正是这种情况。
丹麦的“社会主义心态”
曾经有一个丹麦人不无骄傲地向我宣布,丹麦的社会体制,是全世界最好的体制。他听说我在美国生活过,便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美国那地方,太资本主义化了。”我请教他,为什么说美国太资本主义化?难道丹麦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他说,丹麦,甚至整个斯堪的纳维亚,都不该算做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从传统上来说,丹麦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社会分配原则和政府行为方式,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体。这和美国的资本主义有本质的不同。
在丹麦,最响亮的政府工作口号之一,是任何人不得被置之不理。也就是说,丹麦社会的组织结构,它的政府哲学,是要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受到同等照顾:享受同等的政治经济权利,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大多数时候,这个口号是特指由政府来照顾那些竞争中的弱者:生病的人,失去劳动能力的人,穷人。
丹麦社会维持高福利制度的经济支柱,实际上是遵循一个“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基本逻辑。就个人收入而言,丹麦人近乎每个月工资的一半都归国家所有:个人收入的50%左右必须以所得税的形式上缴政府。如果收入更高,那么所得税的比例还会上升到接近60%。除此而外,在商店里无论是买一盒牛奶还是买一条内裤,都得要交25%的价值附加税。在中国,人人都在抱怨国家对私人汽车征税太高,没想到丹麦的汽车税水平也不在中国之下。征税的结果,是在丹麦买汽车和在中国买汽车一样贵。一个丹麦朋友在我初到丹麦时告诫我,我在超级市场里买的米,每一颗上面都有25%的消费税。所有的消费税,在卖给你的时候就已经包含在价格之中了。
这样的税收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均贫富”的调节机制,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形式的体现。不管你怎样具有竞争能力,也不管你能够挣多少钱,反正你得拿出一半来贡献给社会。从理论上讲,你挣得越多,你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因此,经济的运作机制尽管是资本主义式的,但社会的分配机制却是社会主义的。比喻地讲,一个资本家的资本增值越快,他赚取的剩余价值越大,就意味着他交给国家的税越多,也就相应地意味着他对丹麦社会的贡献越大。他不仅要将自己收入的一半交给国家,而且当他发了财之后,他越是想过一下豪华生活,越是想消费,他交的消费税也就越多,他为丹麦的社会福利提供的钱也就越多。
由于高税收制度的存在,在丹麦社会里较少看到野心勃勃的大资本家,更不容易出现像比尔?盖茨和杨致远这样的美国式的商界英雄:再多的资本积累,再快的资本增值,最终都有一半多要交给国家,那还不如省着点干。事实上,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丹麦,巨型私营企业凤毛麟角。80年代末一项统计显示,在丹麦的企业里,占绝大部分的是中小型企业,雇用人员在500人以上,就算是丹麦的大企业了,它们只占到丹麦企业总数的1%,70%的企业雇用人员在6人～49人之间,大约相当于中国的个体户或者比个体户大一点。考虑到丹麦的国家规模和人口数量,这种情形也属正常。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了把这种特点与丹麦人的社会心态挂钩。许多丹麦人的一种说法是,德国人之所以能获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就,是因为德国人不懂得享受生活。
“社会主义心态”的文化基础
夸张一点说,在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哲学中,包含着“社会主义心态”。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从社会学的角度,也许可以找到很多答案,但我的理解却是文化上的。
比如丹麦。从18世纪中期开始,丹麦的农耕文明经历了一次影响深远的革命:土地改革。由当时丹麦最有影响力的贵族政治家瑞凡特罗(C.D.Reventlow)倡导的这次“土改”,将丹麦的雇农从封建领主制度的桎梏中彻底地解放了出来。在土改中,有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是农民的个人安全保障;第二,是农民的居住权利不受出生地限制;第三,是对强迫性劳动的正规化管理;第四,是对农业用地和农民居住格局的管理调整。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政策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农民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成为事实,并保障他们的社会能动性――即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可能性,从而从整体上发挥丹麦农业的生产力。
这次“土改”涉及的社会面和制造的影响力是无与伦比的。从某种程度讲,它奠定了丹麦进入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基础。这次由贵族分子发起的“土改”最终在不流血的前提下,成功地进行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直到20世纪20年代,丹麦的最后一批农民“无产阶级”(husmaend)终于得到了土地。在“土改”过程中,封建地主对土地和农民的控制被极大地削弱了,政府在整个国家的农业事务中,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当时,丹麦人口的85%是农业人口。
在18世纪推行了成功的“土改”之后,19世纪丹麦又在另一个知识分子格伦特维(N.F.S.Crundtvig)的领导下,推出了另一个独具特色的社会改革实践:“群众运动”(这几乎是最接近的说法了,因为据说在英语里都不可能找到与folkeligbevaegelser相对等的词汇)。这项“群众运动”最先从宗教领域发起,最终演变成了一个涉及丹麦全社会的教育、群众组织和经济合作的运动。这中间,最重要的是格伦特维所创建的“人民高中”,颇像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开办的农民讲习所。“人民高中”不仅教育了农民,并且为农民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这项运动的直接成果之一,是在19世纪后期兴起的“农业合作社”。从1877年开始,从美国、西伯利亚和阿根廷等国家出口的粮食,在国际市场上受到青睐。以农业为生的大多数丹麦人口遭遇了严重的经济挑战。他们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地作出了自己的反应:他们成立大大小小的合作机构。以这些“合作社”为基础,丹麦农民极大地提高了农业产量,降低了单位成本,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改变了丹麦农业的基本结构。
“群众运动”在丹麦境内开花结果,它们的效应一直延续到今天。从19世纪的“步枪协会”、“体操协会”和“本地议事厅运动”,到今天种类繁多的各种组织和协会活动,丹麦人的“群众运动”一直蓬勃开展。这些群众组织,在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从而造就了所谓的公民社会,培养出了独特的丹麦社会形态,也培养出了丹麦人的社会品性,造就了今天丹麦的“社会主义心态”的文化基础。
丹麦人的温和中庸,他们对社会平等的追求,在民众组织和公众话语中得到了有效的表达和实现,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驾齐驱,从而进化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术语,我们也许能够把这种社会形态叫做“福利社会”。但我想这种社会形态中间所包含的丰富内容,远不是这样一个简单概念所能包容的。
一位丹麦的文化历史学家曾经在他的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现在仍然能够清晰地记得我对丹麦这个“协会之国”的第一次体验。一天下午,我那时大概十岁左右,我站在我叔叔的肉铺里,看他做鹅肝酱。他的皮夹子掉了出来,等他把东西都捡起来之后,我们便开始谈论他的皮夹子中间装的东西。我首先想到的是钱,但这只皮夹子中更重要的东西却是超过一打的各种各样的会员卡,所有这些会员卡都来自我们的家乡,一个铁路线边上不起眼的小镇。今天,我只需要半分钟,就能够点出我自己参加的所有协会中的前15个――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的确没什么了不起的。丹麦人的协会之多,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有一个玩笑说,只要有四个丹麦人碰巧在一起,他们可能就会采取行动来建立一个协会。用一个丹麦朋友的话说,如果你感到自己的背部经常疼痛,你便可以去建立一个“背部经常疼痛者协会”,在政府注册,邀请全丹麦所有背部不舒服的人参加,并对社会和政治施加相应的影响。如果你发现背部疼痛的人在丹麦有相当的数量,你甚至可以发起一个“背部疼痛党”,去参加本地或国家的大选,成为政府和立法机构中的一员,为所有的背部疼痛者争取相应的权利……
在这里,个人与“组织”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即便像我这样一个老外,如果想要在奥尔堡打羽毛球的话,我都得先找到“组织”才行。也就是说,我必须先参加一个俱乐部,才可能到一家与俱乐部有联系的体育馆去打球,否则没门。我本来喜欢羽毛球,对丹麦七八十年代的世界冠军弗洛斯特记忆犹新,但在丹麦半年之久,就是没有打过一次羽毛球,原因是我找过几家“组织”,都因对其收费和手续的厌恶而没有加入。
如此组织化,当然也不能简单地用“社会主义心态”来指称。但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于用“个人主义”、“自我奋斗”等标签来描述“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国人而言,丹麦的现实无疑是一种提醒:标签固然好用,但它们的危害也特别大。所谓一叶障目,其实正是指的这样一种情况。
不过,这种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有毛病。北欧福利社会一度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令人羡慕的伊甸。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高级社会主义”的天堂开始遭遇经济上的苦恼。高福利待遇给公民提供了无微不至的生存关怀,但同时消磨了他们的个人能动性。没有了生存的压力和危机感,任何勤劳的人都有可能变得过于逍遥自在。▲(摘自《触摸欧洲》,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