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投身多边外交十多年，期间于1993年至1998年在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参加过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等各个机构“多如牛毛”的会议。正如俗语所说：世上无“怪”事，只怕有心人。笔者通过平常的“细心观察”，得到一个重要的“大发现”，即在国际会议上，常常有人搞“小动作”！通常而言，如果会议议题重要，台上发言者妙语连珠，台下听者必定精神集中，双耳“高”竖，目不二用。但如果会议讨论例行性的议题，发言者“朴实无华”，会议最后的结果也不会超出人们的预料，许多听会者就容易思想“开小差”，在会场内便会“情不自禁”地搞起一些“小动作”。
如在联合国安理会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与会的大使大都是“副部级”以上人物，助手也是公使、公参或参赞之类，但这些常年“泡”在会场的“会议油子”，在会场内也经常“走神”，而他们的“小动作”也五花八门，各有特色。
最常见的是嘴中嚼糖。90年代中，各国代表在安理会内时兴嚼口香糖。这种美国箭牌口香糖25美分一小包，内有五片，也有大包装的，内有17片。但因口香糖嚼后不便“随地”处理，而且在安理会举行公开会议时，使节们面对实况转播的摄像机，腮帮子在不断运动也不“美观”，后来大都改为口含薄荷糖。在纽约市面上出售的主要有两种薄荷糖：一种是小塑料盒装的，内有数十粒比沙粒略大一些的糖果，按白色、绿色、桔黄色、粉红色等分出不同的口味；另一种是管状的，糖果如钮扣般大小，一管有近20粒。粒小的可以“细水长流”，粒大的自然“劲儿冲”。代表们听会觉得“索然无味”时，就会从口袋中掏出糖果放入口中品尝。遇到会议时间太长，发言者又长篇大论，就有代表主动将自己的糖果与邻近的同事分享。这时，一种在“共同患难”之中“有福同享”的“战友”之情便会在代表们的心中油然而生。
1997年2月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理查森大使的“小动作”则具有“美国特色”。每次在安理会听会时，他总爱摆弄桌上的铅笔，还经常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铅笔的一端放进嘴中叼着。散会后，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在收拾会议室时，如果发现铅笔的屁股一端有牙印，就可以肯定这是“美国制造”的。
最繁忙的是看报纸。安理会的全体磋商通常在上午10时开始。许多代表早上多在办公室忙于公务，会前来不及阅读当天的报纸。参加会议时便夹着报纸匆匆走进会场，在座位上趁着别人做长篇发言，便“忙里偷闲”将当天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世界报》等浏览完毕。有些国家的代表团内设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将当天世界各大报纸的相关新闻报道复印成册，或将各大网站的消息快讯下载成文，供其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阅知。这些代表、副代表和助手则借会议之“良机”，一边听会，一边对世界大事“一览无遗”，真可谓“一箭双雕”。我在纽约工作期间也“近朱者赤”，每天利用开会的“宝贵光阴”，将《人民日报》海外版、纽约当地的《侨报》认真阅读一遍，而且也常利用磋商听会之机，阅读《纽约时报》文娱版中关于卖座电影的宣传广告，选择其中的一两部电影，为周末“轻松轻松”预做准备。
最有趣的算是绘画。安理会各国代表桌前都备有一叠巴掌见宽的白纸，主要供大使们准备发言要点或草拟一段案文什么的使用。当大使们发现有些议题“事不关己”时，便开始用铅笔在纸上随心所欲地练起绘画。佛得角大使尤素斯开会时必定绘画。两年任期，其绘画技巧大有长进。每次绘后，都有人向他索要。他离任时大家都觉得“依依不舍”，在他“外交家”的头衔前又“加封”了“画家”的称谓，这一时成为“佳话”。其他代表的“作品”则五花八门，既有“满天繁星”，也有“淑女头像”，更有“美术字帖”，其中俄罗斯大使拉夫罗夫的“立体字帖”颇具特色。我在纽约工作期间有幸“珍藏”了一幅。
在1996年底联合国秘书长换届选举期间，安理会三天两头开会筛选。当时，埃及是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紧张激烈的磋商中，埃及代表团的一位二等秘书每次总在会场后排搞“小动作”：散发头一天埃及报纸关于加利秘书长竞选连任受到美国政府百般刁难的漫画复印件。由于漫画生动有趣、极富讽刺意味，大家争相传看。这种“小动作”显然带有“政治意图”，说不定还是“奉命”行事的！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9月在纽约举行了历史上首次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首脑会晤。在五巨头的会晤后，有人发现克林顿总统在近两个小时的会晤中也走了一会儿“神”，因为他在席位前面的白纸上胡乱绘了八个人头像，其中有几个头像是大胡子、长耳朵的，属于“四不像”，谁都叫不出名字。
最热闹的要数看电视转播。安理会磋商室外有一间30多平米的休息室，室内配备了一台25英寸的电视机，整天播送60多个电视台的节目。许多代表在会场内听“腻”或坐累后，就会离座出来，到电视机前看一段电视节目。有一年，一家体育电视台每天下午3时准时转播欧洲杯足球赛，许多“球迷”大使干脆“不务正业”，在会议期间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著名球队的比赛，遇到好球时还大声鼓掌欢呼。弄得正在隔壁开会的其他中、下级代表也“身在曹营心在汉”，主持会议的安理会主席也“坐立不安”，早早宣布散会。
最随便的是会上“睡觉”。安理会的会议常常从早开到晚。遇到深夜开会，体力不支的代表便会在会场内哈欠连天，甚至“堂而皇之”地打起瞌睡。这不是会议议题不重要，也不是发言者的讲话不精彩，而是生物钟在“作祟”。懂一点“礼貌”的代表会想方设法地为自己做掩饰，如戴个变色眼镜、用手托着下巴，等等。但也有一些代表干脆“明人不做暗事”，屁股往前一挪，身子往椅子后背上一靠，脑袋朝天、眼睛一闭，来个“跟着感觉走”。有一次，安理会就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冲突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发言的国家有50多个，会议一直进行到凌晨才通过一项决议。次日，欧洲一家报纸在做报道时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安理会的快速反应》，下面配了一张一位欧洲常任理事国大使在会上“仰天”大睡的新闻图片，使读者既过目不忘，又哭笑不得。
记得我小的时候，幼儿园的阿姨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班上所有的小孩听课时必须“规规矩矩”，不要“乱说乱动”。现在我刚过不惑之年，通过多边外交的“实践”才“恍然”发现，这些要求原来并非“国际惯例”！▲
(作者曾任我国常驻联合国安理会的大使顾问，所著《亲历安理会》一书已于今年10月下旬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