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东方伊斯兰文明在同一民族国家内共处。 土耳其，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家，有97%领土在亚洲，人口中有95%是穆斯林。土耳其却坚称自已是个欧洲国家，所有活动都在欧洲进行，并为加入欧盟（前称“欧共体”）奋斗了几十年。要知道，欧洲是一个典型的基督教世界，它对一个伊斯兰国家要入盟本能地抱有警惕。土耳其扼欧亚两洲，跨黑海、马尔马拉海、爱琴海、地中海，邻保加利亚、希腊、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伊朗、叙利亚、伊拉克，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土耳其历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成为典型的东西方文明交汇处，因而也成为一座沟通东西方交往的桥梁。
东西方文化水乳交融
在土耳其旅游时，不同文明水乳交融的景象是随处可见的：当你来到土耳其时，你会看到高耸入云的西式建筑和融于人们生活之中的西方礼仪，也会听到清真寺唤拜塔发出悠扬的唤拜声，看到人们在虔诚地礼拜；在这个国家里，人们会热情地问候你“滚纳登”（您好！）、行中东式的贴面礼，你会发现犹太人和土耳其人一道在“大巴札”（大市场）里大赚其钱；你还可以在这里喝到中东国家所盛行的小杯红茶，也能品尝到西方顾客津津乐道的土耳其咖啡；在这个国家里，你会发现大量的拜占廷、希腊、东南欧、法国、亚美尼亚和阿拉伯的文物古迹。即使在人们每天朗朗上口的土耳其语里，你也会发现其中夹杂着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法语和英语词汇。土耳其展现给人们的是，不同文明可以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共同生存。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把首都建在了安卡拉。但土耳其最大的最有名的城市却是伊斯坦布尔。在千年风霜里，她目睹了来来去去的民族，也积淀着东方西方的文化韵味，它已经成为最具象征与实际意义的东西方交汇点。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上惟一地跨两大洲（欧亚）的城市，位于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西端，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就是通过这里走向西方的，闻名遐尔的“托普卡帕宫”（老宫）里面的丰富收藏品便可证明这一点。博斯普鲁斯海峡在伊斯坦布尔市内伸向大陆，形成了一个交通繁忙、熙熙攘攘的“金角”，古代时期商贾云集、帆樯林立的热闹景象可想而知。想当初，土耳其人就是在这里铺上木板，把战船通过金角陆地拖往另一面海洋，从而攻陷君士坦丁堡并将这里作为自己的首都，改名为伊斯坦布尔。金角对面是拜占廷帝国首府君士坦丁堡雄伟的城墙，它蜿蜒地盘旋在该市的山丘之上，拜占廷帝国首都城池之坚固和它的易守难攻的特点可窥一斑。在山丘高处，是人们熟知的“苏莱曼清真寺”，不远处是更加著名的“蓝色清真寺”，两寺高耸的唤拜塔尖和圆形穹顶遥相呼应，给人一种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巧妙融合的柔和之感。
奥斯曼帝国的“遗产”
土耳其人的祖先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原为在中亚地区游牧、四处征战的西突厥部落的一支，后迁栖到里海附近和波斯北部一带，并志愿皈依了伊斯兰教。在14世纪初他们建起的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在苏丹苏莱曼一世统治时这个帝国达到了鼎盛，其疆界东部达到中亚的里海、西部伸展到北非的摩洛哥、北部扩展至中欧的奥地利、南部延伸到非洲的苏丹，除伊朗、阿富汗以外整个中东握在它手中。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影响是深远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前后的欧洲风云，持续百年的阿以冲突和血腥的波黑战争都可以看到它统治的痕迹。到19世纪末，这个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变得衰弱不堪了，吏治腐败、列强入侵和民族独立以惊人的速度侵蚀着奥斯曼帝国，进而它变成了“西亚病夫”，与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旧中国一起遭到列强的宰割和欺侮。
一战后的《色佛尔条约》彻底肢解了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的势力仅限于小亚细亚半岛一隅。在随后的民族独立战争中，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率领人民驱逐了西方列强，1923年成为当时民族解放运动中首批涌现出的民族国家。国父凯末尔在总结数百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了土耳其若想再现辉煌就必须大搞改革开放的结论，要低下头来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大搞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他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宗教干预政治的问题。奥斯曼帝国是伊斯兰教的中心，奥斯曼苏丹掌握着“苏丹”（最高行政首脑）和“哈里发”（最高宗教领袖）两个头衔，深深地影响着土耳其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因此，处理好教俗关系是能否进行其他改革开放的关键。凯末尔深知此事的敏感性和重要性，毅然废除了身为拦路虎的苏丹制和哈里发制，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教俗分离的改革。继而，他又提出了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改革主义六大原则，再辅以改革措施，形成了以凯末尔主义为代表的改革开放潮流，使古老的土耳其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一改革运动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封闭的中东地区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一些被压迫民族看到了希望，伊朗和阿富汗率先仿效。从这一点来说，土耳其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国家，这也为它以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如今土耳其是中东地区最世俗化、最开放的伊斯兰国家，服务行业和旅游业极其发达。据统计，在1980年～1991年间它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在5%以上，在1990年～1997年间为3%左右。1997年，土耳其的人口居世界第17位，国土面积为世界上第36位；该期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814亿美元，在世界上排名第24位；人均GDP值为2980美元，排名第67位；直到2000年，土耳其的综合国力仍位居世界第16位，军队人数位居北约组织的第二位。一句话，土耳其现在已成为一个中等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申请加入欧盟，向着发达国家的方向前进。
当然，土耳其的问题仍很多，奥斯曼帝国留下的“遗产”和现政府的政策失误造成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一党制转为多党制的动荡、数次军事政变带来的惊扰、民族分离主义导致的叛乱和想成为欧盟成员而多年未果的遗憾。近年来土耳其又被金融危机深深地折磨着。
“世俗的国家，信教的民族”
土耳其是与几个阿拉伯国家接壤的中东国家，伊斯兰教不可能不在这个国家发挥作用，怎样协调多种文明共同存在和共同发展是许多国家亟待解决的大问题。随着全球化趋势加剧，原来受到排挤的伊斯兰教的力量正在迅速崛起，它本能地要弱化人们对一个民族国家的认同，把土耳其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归咎于对宗教的忽视……于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土耳其出现了大量的清真寺，具有强烈伊斯兰色彩的政治领袖上台执政并能实施自已的纲领。尽管如此，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东方伊斯兰文明在土耳其却未发生大规模冲突，它们在土耳其虽有分歧和矛盾，但它们的对抗和冲突是十分有限的，远没发展到其他地区那样无法调和的程度，更没演化为无法控制的血腥暴行。其原因是，在土耳其赞成走世俗化道路的中坚力量仍是社会的主流，维护凯末尔世俗化原则的军方用政变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方法限制这种冲突的蔓延。
土耳其是有许多问题的，但有两点它搞得成功，一是它很早就实行了以教俗分离为代表的改革开放，二是它使得多种文明在该国可以共存，这使它与中东其他国家相比有个较高的起点。作为一个多文明和矛盾的统一体，可以这样来形容土耳其：“世俗的国家，信教的民族。”凯未尔就此问题说过：“我国的新制度是符合我国人民传统的，也是符合现实情况的，能更加容易地吸收世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