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姆被捕后，卡扎菲一时间突然成为国际媒体的主角。 萨达姆落网后不到一星期，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９日，卡扎菲宣布利比亚自愿放弃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并表示接受国际社会的武器核查。
卡扎菲一向桀骜不驯。与萨达姆一样，他也曾频频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发出挑战。他２７岁时政变上台，少年得志，狂傲不羁。一本小小《绿皮书》企图给整个世界指明方向，还企图通过一颗原子弹一劳永逸地解决阿以冲突。还在萨达姆与伊朗苦苦交战而使美国暗暗得意的时候，卡扎菲就已经成了美国收拾的目标。上世纪８０年代美利多次发生冲突，１９８６年４月１５日美军对卡扎菲驻地的空袭更是震惊世界，１９８８年洛克比空难事件后利比亚与西方关系似乎更是不共戴天。
卡扎菲承认，伊拉克战争是导致他这次做出如此重大决定的原因之一。其实，他的这种转变不是突然的，有多方原因，学者们在下面的讨论中指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的兴趣不仅限于此。萨达姆的垮台和卡扎菲的转变，是一种国际政治动态变化的反映。
顺带说一下：去年１２月１８日，伊朗政府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所在地维也纳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今年１月２日，朝鲜允许美国代表团参观朝鲜核设施。６日，朝鲜表示愿意停止试验和生产核武器。
――主持人手记
1强人时代的终结？
萨达姆一步步亡党亡国
殷罡萨达姆终于栽到美国人手里，而他最大的失误是他向不应该挑战的东西挑战。萨达姆胆子大，但并不精明，而全世界又都在涮他。在萨达姆当权的３５年里（从他１９６８年担任第二把手算起），伊拉克的国运大起大落，先是令人赞叹的十年复兴，然后是和伊朗的八年血战和两年的战后喘息。两伊战争他实际上是给美国打的，是给海湾君主国打的，因为最想教训伊朗的就是这些国家。当然也是给伊拉克打的，但伊拉克什么也没捞着，１０００亿美元的军火外债至少让他还２０年。我们想一想，从１９７９年伊斯兰革命到１９８８年这十年间，谁把伊朗给收拾了？是萨达姆。而谁最想收拾伊朗？是美国。两伊战争把伊拉克打穷了，打烂了，也把萨达姆打急了。当时萨达姆做出了以超常手段搞战后恢复的决定。他要把科威特夺过来，把科威特油田夺过来，把科威特１６００多亿美元的境外资产夺过来。于是，萨达姆并吞了科威特。萨达姆此举一是为了将科威特的所有资源和资产并入伊拉克，二是为了像英国人８０年前规划阿拉伯地区的政治地图那样，重新安排一下伊拉克和周边国家的边界，再现巴比伦帝国的辉煌。为此，他还打算把沙特西部的希贾兹地区还给约旦的哈希姆王朝，南部分给也门，北部留给自己，然后再收拾那些海湾君主国。萨达姆的行为实际上向当代的国际行为规则发出了挑战，发兵科威特的结果是招致世界４０多个国家的合力讨伐和联合国长达十年的制裁。萨达姆不服输，始终幻想在这个利益冲突的世界里等到一个云开雾散的时刻。当然，他不可能等到这一天，结果亡党亡国。
他挑战了不该挑战的
殷罡现行国际规则是人类社会汲取了几千年无序拼杀的教训之后建立起来的，具体的条文则是历次战争的战胜国集团拟定的，日内瓦协议是这样，联合国的诞生也是这样，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条约更是这样。这些规则不一定百分之百合情合理，但却是必须遵守的，不遵守就要挨打，除非你强大到了可以改变规则的地步。
萨达姆发展核技术，他自己也表示了要用核武器“一劳永逸地解决阿以冲突”，这就坏了规矩，因为核不扩散条约就是专门对付萨达姆这样的人的。美苏两大国容忍中国发展核武器，是意识到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且中国声明了“不首先使用”，所以在中国身上，这个规则改变了。萨达姆则不是这样，造出来多半就会首先使用，因此必然挨打，而动手打人的则一定是感到威胁最大的人，制定规则的人也许还要玩一些权术。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以色列在１９８１年６月“冒天下之大不韪”炸毁了伊拉克的核反应堆。
伊朗强大的时候，伊拉克确实受了些欺负，被迫和伊朗签订了１９７５年《阿尔及尔条约》，丧失了阿拉伯河主航道主权。如果萨达姆足够精明，完全可以趁伊朗内乱之机用合乎规则的外交手段解决这个问题，但他选择了全面战争，又缺乏足够的实力，所以和伊朗两败俱伤，让周边阿拉伯国家和美国占尽了便宜。
并吞科威特更能说明问题。科威特在历史上确为伊拉克巴士拉省的一部分，但却是特殊的一个部分，英国人顾及到当地的实际统治者萨巴赫家族的利益，没有将其并入伊拉克，致使伊拉克出海口狭窄，这是很遗憾的。但科威特早已成为一个得到全世界承认的独立主权国家，这个既成事实不是萨达姆想改就改得了的，非要诉诸武力，和全世界叫板，能不挨打吗？
萨达姆要把沙特西部的希贾兹还给哈希姆王朝，也不是没有一点由头，因为希贾兹地区本来就是沙特在１９２４年用武力将其从哈希姆家族手中夺走的。但时过境迁，现行国际规则不允许萨达姆以武力重新安排中东地图，结果他连试一试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就是核查问题。联合国１９９１年就开始核查了，但到了２００３年春天萨达姆还在讲条件，国际社会哪有这个耐心？美英牵头开打固然缺乏证据，也没有像１９９１年那样得到联合国授权，但有谁不认为萨达姆挨打是必然的呢？
如果我们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分析，不难发现萨达姆一辈子干的都是亏本买卖。假如萨达姆１９６８年上台后一直都进行经济建设（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９年伊拉克ＧＤＰ增长了十倍，世界上这样的例子多吗？），强大到和大国平起平坐的地步，那会是怎样的情形？
萨达姆是个莽撞的枭雄。他没有朋友，有的只是利用他防范伊朗的海湾君主、不愿意美国人轻易独霸天下的其他大国和地区集团，还有一些指望萨达姆活着自己就不会成为挨打的出头鸟的国家。当美国人将推翻他的决心付诸行动的时候，就是他丧失利用价值的时候，萨达姆自然得不到任何国家的庇护。
卡扎菲逐步走上“正轨”
殷罡与萨达姆不同，卡扎菲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识时务”。他曾多次试图挑战世界秩序，但最终都没做到底。举例说，１９６９年９月１日，其时２７岁的卡扎菲政变成功，１９７０年８月即派他的副手贾卢德到中国来，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购买原子弹，目的是为了帮助苦难中的巴勒斯坦人，为了帮助整个阿拉伯世界挽回颓势，干掉以色列。中国当然不会答应，他只好放弃购买，改为自行研制。
卡扎菲此次放弃核计划，不仅仅是向美国妥协，更重要的是他向世界规则做出了一个善意的表示。其实，卡扎菲的思想变化始于１９８６年。当时，美国总统里根认为卡扎菲闹得太厉害了，不仅支持中东地区的恐怖活动，而且参与制造了柏林一家迪斯科舞厅的爆炸事件（两名美国军人在爆炸中丧生），于是命令美国战机远程奔袭，于当年４月１５日对利比亚动了“外科手术”：轰炸了利首都的黎波里和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由于情报不准，尽管卡扎菲过夜的帐篷被炸了一个几米深的大坑，但炸死的只是卡扎菲的养女，炸伤了两个亲儿子，卡扎菲本人免于一死。
就我个人对卡扎菲的观察，１９８６年是他思想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两年后（１９８８年）的洛克比空难事件，我不认为与卡扎菲本人有直接的关系。炸飞机的有可能是巴勒斯坦阿布―尼达尔恐怖集团。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发生在去年。卡扎菲承认对洛克比空难事件负责。这一次他在萨达姆被捕后表态放弃核计划，应该说不是他的一时冲动，或一时的退让，而是真正走上一条与世界秩序接轨的路。他前几年帮助解决菲律宾人质事件，也是给美国看的。他一步一步“改好”，美国早就认为他“可教”。他十几年不搞恐怖活动了，他不资助哈马斯，只是口头上喊两句支持。例如１９９３年巴解组织同以色列开始和平进程，他就把他境内所有巴勒斯坦人请出了利比亚。
两人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殷罡卡扎菲和萨达姆有共同点：第一，他们的政治理念相同，即反共、反苏、反美，对游离于美苏阵营之外的中国持比较亲善的态度，并且寄予希望。第二，他们都是中东的强人，都想当大英雄，都有自己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在中东根本问题上，都同意并试图以极端手段一劳永逸地解决阿以冲突。其实这不是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寻求地区霸权的、不顾国际秩序的、脱离时代的强势、极端的民族主义，在有规则的国际秩序中不可能不受挫折。但他们的积极意义在于，在伊斯兰教起主导地位的中东地区，他们恰恰是一种反对宗教极端势力、反对政教合一、置宗教于一种适当地位的人物。比如萨达姆的主张就是复兴社会党的主张，即统一、自由、社会主义。人们往往忽视了他对宗教问题的认识。他坚决反对宗教干涉世俗生活，认为宗教的价值不能超出清真寺，清真寺的作用仅是人们在此净化灵魂，汲取力量，而不能成为指导或主导社会生活的“司令部”。因此他镇压一切向其社会主义和复兴党挑战的宗教派别。卡扎菲也把宗教问题放在一个很适当的位置，他承认伊斯兰教的一些价值追求，但绝对反对由宗教势力来实现社会变革。卡扎菲曾实践过穆斯林公社，把全国分成１５００个大公社，但察觉到不合时宜，就改了。第三，两人都是爱思索的人。卡扎菲相比之下更为浪漫、理想一些，也更灵活一些。卡扎菲从不提阿拉伯历史上的旷古大英雄萨拉丁，而萨达姆则总说自己和萨拉丁有一种感应：他们都出生在提克里特，年代相差８００年，而且都是通过武力和政变来夺取政权。他想效仿萨拉丁战胜新十字军，他相信自己有这个历史使命。但他太过于莽撞，太不守规矩了，他要挑战一切，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
萨达姆的完结，卡扎菲态度的改变，说明在当今世界，“英雄”时代或强人时代可能真的结束了，不能仗着一个或两个英雄去改变这个世界。当年埃及的纳赛尔就想当大英雄，实现阿拉伯统一，还真的和叙利亚搞了联邦，同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打了两场战争，一次是１９５６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另一次是１９６７年战争，结果一败再败，抑郁而死。叙利亚的阿萨德总统是个介乎于萨达姆和纳赛尔之间的人物，结局也是一样的。如果说真有什么英雄的话，那就是萨达特。萨达特继承的是纳赛尔留下来的战败，他发动了１９７３年反攻，并借反攻的震撼及时和以色列实现了和解，结果是每一寸土地都要回来了。萨达特之所以成了英雄，正是因为它运用了所有合法的规则。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有规则，所谓绝对主权越来越不绝对，越来越受限制。一个国家内部越来越追求人权，越来越尊重群体的意见；在国际上越来越追求合作。在中东，纳赛尔没有了，阿萨德也不在了，过去的卡扎菲也没有了（阿拉法特是另外的问题）。
吴心伯萨达姆和卡扎菲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不同，就是对形势做出的判断不同。萨达姆的悲剧在于他一再误判形势，他对三次战争的判断都犯了错误。第一次是两伊战争，他以为几个月就能拿下伊朗，没想到打了八年，致使自己的国家受到很大的损失。第二次是入侵科威特，他认为美国不会出兵，但美国真的出了兵。第三次是这次伊拉克战争，在开战之前他又以为国际社会能阻止美国出兵。而卡扎菲在９．１１之后对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首先是９．１１以后他认识到反恐问题已成为美国战略重点，所以他在洛克比空难问题上做出让步。第二是他看出美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方面的决心，所以最近放弃核计划。第三是他看出美国不会只在中东地区虚晃一枪，而是把战略重点名副其实地转移到了中东，这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反恐是长期的，虽然利比亚不是美国将要对付的首要目标，但总归在黑名单上。利比亚必须应对这一局面?熏与美国合作。总之，卡扎菲对９．１１以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调整有比较正确的判断。
当然，卡扎菲与萨达姆在追求其政治目标方面所采取的不同手段，也决定了美国在处理利比亚和伊拉克的问题上的不同方式。他们两人对地区秩序都有理念，萨达姆的重心主要是在海湾地区，卡扎菲主要是在阿拉伯世界，后来转移到非洲。萨达姆使用的是军事手段，从两伊战争到入侵科威特。而卡扎菲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来推进自己的政治理念。因此美国对他们的处理方法也不一样，对卡扎菲虽然也有武力上的惩罚，但主要还是以政治压力、国际孤立为主。但对萨达姆则采取武力打击。
2回溯强人的时代
●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这些政治强人及其领导的国家长期游离于两极格局和三个世界之间。他们对现行的国际秩序或者成为某种依附力量，但往往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反叛的力量，有时甚至成为现存秩序的挑战者。
美国在做英国没有做完的事
马小军中东地区各国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１００年以前，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在此进行了长期的政治角逐，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被看成是这两种力量角逐的终结。一战后，奥斯曼帝国垮台，诞生了如埃及、伊拉克、利比亚、黎巴嫩、叙利亚等一大批新国家。由于一战前后英国在整个地区占有政治优势，实际上从那时起英国就已开始从形式上、从外表样式上对这一地区的一些国家进行整治、改造。如果美国人说现在要在这个地区搞一个什么民主样板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只是在做英国人没有做完的事情，或者说只是以美国人的标准继续深化这一历史过程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人以直接方式或“委任统治”方式统治的几十年里，这一地区的国家确实被英国式的政治文化彻彻底底地熏陶了一下。社会上层的生活方式逐渐不列颠化，贵胄子弟和知识分子们奔赴欧洲留学，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的阿拉伯―伊斯兰政教合一的政治文化渐行渐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出现的思想和社会政治运动的左倾化，极大地影响到西亚北非各国。在一些国家，受到西方文化熏陶和接受了西式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少壮派军官，先后发动政变推翻了君主专制政权，建立起共和国体制。大约是受到了土耳其革命的深刻启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埃及首先发生了自由军官运动。一时间，纳赛尔成为西亚北非各国革命者精神上的导师，埃及也成为“革命圣地”。许多像萨达姆这样的政治家年轻时都曾在此学习，然后从此出发投身阿拉伯革命。自由军官运动曾在很长时间内影响了一代政治家，阿拉伯革命逐渐成为他们的共同政治理想，确切地说，甚至是“阿拉伯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泛阿拉伯革命的政治理想，把阿拉伯地区的政治事业始终看做是一个整体，各国的革命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例如萨达姆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就只是个跨国政党的一个地区分支机构。卡扎菲则更是一位充满了“革命理想”的人物，他认为阿拉伯革命是个整体事业，各国有责任互相支持。他甚至一直尝试着把自己的国家合并到埃及或叙利亚，以便联合起来共同完成阿拉伯革命大业，因此多次发动所谓和平大进军式的政治合并。
强人政治家相似的特点
马小军阿拉伯革命的政治理想一直鼓舞着这些政治家，在夺取政权后也自然演变成为他们对国家治理的一种政治理念和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原则。军事政变这种极端的获取政权的方式，制造了一批强人政治家。这些政治家具有大约相似的特点：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但可能更多地却是一个世俗主义者；大多在本国或欧洲的军官学校接受过严格的西式军事教育（暨政治文化教育。有趣的是，英国人办的军官学校往往成为革命者和强人政治家的摇篮，这恐怕是不列颠政治设计师们始料不及的）；多数人有着强烈的反西方倾向和反共倾向；几乎都是凭借军事政变的方式夺取政权；大都以强权手段建立并维系一个国内专制政治体制；他们对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不陌生，都是共和体制的坚定维护者，从政体形式上看，各国都有总统、议会、政党，实行的是共和制；都大力推行非宗教化及政教分离的基本国策，在国内社会生活、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强力推行世俗文化，甚至是西方化的世俗文化和生活方式。
一个有趣的悖论现象
马小军在西亚北非国家里，世俗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性政治特征。这些国家与海湾国家的酋长国、君主国因此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里，似乎出现了某种悖论化的国际政治生态现象：若从价值取向或从国家政体形式或样式上论，萨达姆、阿萨德、卡扎菲们领导的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似乎更应该成为美国的哥儿们，而从一千年前或更久远的历史年代遗留下来的一成未变的极端君主体制的、政教合一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海湾各酋长国则应该成为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缘于地缘政治、国际政治的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后面诸国反倒成为美国非常紧密的盟友，而萨达姆、卡扎菲、阿萨德们及其国家非但没有成为美国的哥儿们，反而被美国列入了所谓邪恶国家或失败国家的黑名单中。这真是现代国际政治中非常有意思也很耐人寻味的一件事。
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这些政治强人及其领导的国家长期游离于两极格局和三个世界之间。但在某些历史时期，他们又出于各自的需要，或者接受苏联帮助，或者接受美国的帮助。比如埃及曾接受苏联的帮助，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曾接受美国的帮助。他们在现行的国际秩序中或者成为某种依附力量，但往往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反叛的力量，有时甚至成为现存秩序的挑战者。今天，这一代强人政治家基本上已走完了他们的反叛道路，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完结了，到了他们淡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3进入美国改造中东的时代
●今后美国进一步推进民主化进程，它将威胁到几乎所有阿拉伯现有政权。美国有这个决心。但美国到底能走多远，它准备付出多大代价？
阮宗泽萨达姆被擒和卡扎菲低头，在美国看来?熏提供了如何解决当前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国际安全问题的两大模式：一是萨达姆模式。美国采取的是所谓的先发制人，颠覆政权。第二是卡扎菲模式，主动弃核求安全。卡扎菲态度的变化被许多人猜测是想为自己的政权留一条后路，为自己儿子的继位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固然在情理之中，但卡扎菲未必不是从萨达姆的下场中“领悟”到了什么。而美国现在就是要充分利用卡扎菲来做文章。尽管布什总统１月５日宣布继续对利比亚进行制裁，但美国仍会树卡扎菲为“榜样”，这个“榜样”是美国急需的，它可以给美国带来很多好处：它可以争取时间，将全球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国家如叙利亚、伊朗甚至朝鲜身上，以减轻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压力。美国会给卡扎菲许多“奖励”，以此向世界显示：是学卡扎菲还是学萨达姆，不同选择就会有不同下场。这也反映了美国在９．１１事件以后对国际安全的认识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２００２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现在美国最大、最迫切的威胁就是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萨达姆和卡扎菲可能和这两者都有些瓜葛。美国有一个包括七个“无赖国家”的黑名单：利比亚、叙利亚、苏丹、古巴以及三个“邪恶轴心”国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美国认为，现在的其他大国暂不对自己构成战略性挑战，不必担心自己的行为引发与其他大国的战略对峙，美国更可以放心地要么使用武力收拾它们，要么像对卡扎菲一样，适时施以缓手。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担忧成为其改造中东的最好切入点。所以美国决心要对中东进行民主化改造，针对的就是西亚北非这一动荡地带或敏感地带。
对中东地区的深远影响
吴心伯萨达姆被擒和卡扎菲放弃核计划，对阿拉伯地区的影响是深远的。第一，对阿拉伯世界任何一个领导人来讲，靠反美来整合阿拉伯世界已不可能，这两个人在阿拉伯世界一度被视为反美的旗手，但现在反美已无法成为登高聚众的旗帜。第二，从战略上来看，即使哪个阿拉伯国家拥有核武器，也不可能对美国构成实质性的核威慑，因为目前他们都没有远程投掷工具，按其技术和能力，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发展洲际导弹。第三，从国内政治层面看，今后一国的政权安全更多地取决于国内政策，而不是依靠其对美国的态度，更不能采取一个与美国对抗的政策。第四，与此相关，阿拉伯地区整合的理念受到严重的挫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熏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不会把其主要的政策重点放在阿拉伯世界秩序的改造上。最后一点，今后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进一步推进民主化进程，它将威胁到几乎所有阿拉伯现有政权的稳定与安全。这些国家能不能接受美国所推行的模式，对美国本身也是挑战。从目前来看美国有这个决心，但到底能走多远，准备付出多大代价，今后恐怕阿拉伯世界与美国之间的主要矛盾将是中东民主化与政权的改造和生存的问题。
改造中东有不同方式
殷罡西方对阿拉伯地区的改造始于８０年前英法的委任统治。法国只是解决了一个叙利亚和黎巴嫩问题，依据法国人的观念试图建立共和制。其他十多个国家主要是英国安排的。英国当时追求的是有效统治，它不愿见到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大帝国，又意识到共和制的遥遥无期，所以在埃及、伊拉克、约旦和沙特都扶植了君主制。冷战期间选择盟友的一个原则是需求，而不是价值取向。所以美国的一些盟友像南美洲的军人政权和海湾的君主国是较野蛮或落后的体制，而苏联阵营的国家往往是比较进步和温和的。美国对中东进行第二次改造其实就是改造英国的有效统治，从有效统治转变为民主的共和体制。
阿拉伯国家的政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君主的，另一类名义上是共和的，但缺乏共和的基本要素，这就是民主和法制。改造君主制国家难度小一些，英国、北欧和日本的君主制可能成为沙特的远期榜样，近期榜样是约旦和摩洛哥，即具备比较有实际作用的议会。而埃及这种共和制的国家，需要慢慢培育出一定的反对党。我认为阿拉伯国家实际上在谋求建设现代国家或普通国家，所谓现代国家主要是发展模式和政治体制的进步和完善，所谓普通国家就是改变以前依仗一个领袖对国家的专制，或者一个“大英雄”对整个地区的影响。
阿拉伯世界的改造不是没有成功的例子。约旦、摩洛哥、卡塔尔的君主立宪都在走向成功，实质上是社会进步。对阿拉伯世界的改造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难，但要由阿拉伯人自己进行。外来的压力和帮助是必要的，但越俎代庖是不行的。
下一步，美国的目标是在君主制国家继续完善君主立宪制，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建立民主共和制，但困难很多。
改造伊拉克为什么难，是因为美国在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犯了一系列错误，最主要的错误是解散了军队、警察、情报机构和复兴社会党。由于美国不是对伊拉克原有国家机器和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实行改造，而是将其彻底打烂，又没有及时建立起新的准国家机制，这就给伊拉克的反占领活动提供了空间。复兴党是一个具有很强社会基础的现代政党，拥有一批政治精英，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会满意萨达姆的所作所为，他们不会不考虑自己的党和伊拉克的前途，而且可以成为在后萨达姆时期发挥健康作用的政治力量。如果美国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将在伊拉克重建进程中再犯下新的错误。
4复归“平庸”时代？
●平庸时代的复归，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被又一次固化住了，被强化了。但国际秩序中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是转折性的变化。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卡扎菲向美国俯首，就发生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
马小军随着政治强人们陆续淡出历史舞台，世界即将进入一个“平庸”的时代。这个所谓平庸时代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强势的国际秩序的固化。如果说卡扎菲投降了，那么卡扎菲所屈服的其实只是现存的国际秩序。从近处说，这个国际秩序建立于二战结束，雅尔塔体系重新构建了被世界大战摧毁了的由政治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同时为大国及其统领的国家集团贴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标签或外衣，使其具有了新时代的特征和色彩。苏东剧变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延续了５０年的国际格局，即两极格局，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甚至哪怕是动摇一下由大国主导世界的国际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存秩序其实是始自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建立之日。４００年来，欧洲或欧美大国（包括沙俄－苏联－俄罗斯在内）主导的国际秩序至今未曾发生过本质上的变化，尽管其间曾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具有革命性的挑战，但它每次却又都复归平静，重归平庸。此次平庸时代的复归，只是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被又一次固化住了，被强化了。
国际秩序行为者的变化
阮宗泽其实，现存的国际秩序或体系也在经历一场大的演变，但不是最根本的变化。最根本的是国际秩序中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是转折性的变化。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卡扎菲向美国俯首，就发生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而力量对比的变化最重要原因是冷战的结束，这是一个分水岭性的事件。我们对比一下过去和现在的情况?熏就会看得非常清楚。在冷战期间有两大军事集团，许多国家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免不了受这两大集团的制约，虽然有些国家可以处于某种游离状态，但并不能完全超脱。因此当美国一方或苏联一方要去改变一国的政权或打压某一国家的时候，即在采取行动的时候，要多少照顾到两个利益：一是盟友的利益，因为是两大集团的对峙而不是单个国家间的对峙，争取得到盟国的支持是必要的。像美国过去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就是真心诚意的。它觉得一个强大的欧洲作为其盟友将有助于抵抗苏联甚至华约集团的挑战。因此盟友在其外交政策中的分量是很重的，它要尊重盟友的意见。而今天的情况则不然。美国完全可以单打独斗。这是一个大的变化。
二是在冷战的大框架下，任何一方采取行动时都得顾及另一方的反应。如美国就时时要顾及苏联的反应，反之亦然。当时的很多地区冲突背后都有大国争夺的影子。虽然现在也有，但不能和那时相提并论。那时是非常直接的，如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马上支持阿富汗反对派。而现在，苏联不存在了，这两个因素对美国来讲已经不再重要。反过来说，美国受到的制约大大下降了。所以说国际秩序还是那个秩序，但秩序里的行为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性的变化，这便是当前国际形势动荡起伏的注解。
美国在改变国际秩序，而不是国际秩序在改变美国
阮宗泽我不认为别的国家有力量挑战国际秩序，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美国。美国越来越感到在其力量和国际秩序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张力。就是说，现在的秩序基本上是基于二战之后力量对比所作出的一种安排，当时美国还面临苏联和华约集团的对峙。现在的情形不一样了，美国可以“一览众山小”了，它日益感到这种秩序正在成为自己采取行动的一种约束。因为在美国看来，这一国际秩序没有反映出自己“老大”的现实，因此就不顾国际行为准则，采取单边主义行动。还有一点是，美国认为难以想像自己要与“无赖国家”一样遵守同样的国际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美国在改变国际秩序，而不是国际秩序在改变美国。美国现在有强大的力量来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甚至可以不顾盟友的反对，国际上也难以形成反美统一战线。美国对萨达姆和卡扎菲的做法反映出这种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已转化为其政策取向、政策结果。可以说，过去靠一代又一代的英雄人物来拯救或号召西亚北非地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英雄”的出现需要理想和能力，现在没有这个条件，谁想成为“英雄”就可能会成为美国的靶子。虽然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民主化改造将是长期性的，但是它的决心和能力不应该低估，而且力度也很大。所以“卡扎菲效应”是不是也会波及朝鲜，需要进一步观察。
吴心伯其实，两极格局结束以后，美国就一直在考虑怎样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使其更多地反映出美国的力量优势，更多地维护美国利益。在这方面各届政府所运用的手段不一样，克林顿政府更多的是用新自由主义的方法，通过市场化、全球化的方式来推动新秩序的建立。布什政府更多的是采取现实主义的手段，更多的是通过政治与安全的手段来推进新秩序的建立。市场化、全球化让我们感觉到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比较能够接受，如果通过政治和安全的手段方式，就会让人感觉变化的力度大一些，更具震撼性。但我觉得殊途同归，目的都是谋求突出美国优势地位，更多地照顾到美国的利益。
5从现存国际秩序想到的
●我们现在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它更多是带有道义上的诉求，但是美国不讲究是否公正、合理，它讲究的是对美国有利的力量对比原则，而较少顾及其他国家道义上的诉求。
美国得到了一个“为所欲为”的历史机会
马小军如何评估现存的国际秩序？
说到国际秩序，让我想起十几年前，也就是第一次海湾战争刚刚结束时，老布什提出要建立世界新秩序，当时中国国内也在讨论建立国际新秩序。显然，这两个新秩序的主旨和政治价值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今天，如果我们说美国正在“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我觉得似乎是夸张了一点，是否可换成“重塑”一词来表述。因为现存的国际秩序本身正是美国主导的，只不过它现在可以凭借现有的力量优势按照自己的意愿对这个秩序重新改造、塑造而已，而须臾不必介意或在乎任何人、任何国际力量的干预，而这样的力量，在目前以至可以预见的将来尚不存在。回顾一下９．１１事件以来美国采取的种种国际政治行为，就可以看到，其已对现存国际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似乎，那批新保守主义者在大约十年之前策划于密室的所谓“美国新世纪计划”，恰逢因９．１１事件而来的全球恐怖主义浪潮呱呱落地了，美国因此得到了一个“为所欲为”的历史机会。
美国有深远的战略意图
阮宗泽从国家这一角度看，现存秩序的主导力量当然是美国。美国对秩序的改造首先是维护它的国家利益。美国有几个立足点，第一，它得依靠美国先进的生产力。在现存秩序里，美国掌握着最先进的生产力。而且其他国家都想从中获取好处；第二，美国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也起着某种领先的作用，从这些方面看，美国能够在现有秩序里起主要作用。因为有这几个支撑，它在国际秩序里所占有的位置也就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发动了多次战争，对伊拉克战争的命名尤其耐人寻味，即“斩首”和“震慑”。“斩首”似乎意味着美国要先把反美反霸的国家搞掉；“震慑”则暗示打倒一个、震慑一批，这些都反映出美国更深远的战略意图。卡扎菲未知的结局、萨达姆可悲的下场，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其传导性和影响都是极强的。在美国的黑名单上，首先是伊拉克，然后是伊朗、朝鲜等。实际上美国在打压一个目标的时候，也在关注它所带来的反响，看看能否震慑那些“同类”目标。就是说美国在尽量使其一举一动扩展冲击力。同时，其他国家如朝鲜、伊朗也在盯着美国对“同类”国家的一举一动。美国在伊拉克、利比亚的成败，也就直接影响到其他国家下一步对美国采取什么样行动。这种种举措之间存在一种战略联系，这种战略联系在全球化状态下被放大、被夸张，影响非常明显。今后美国将会把利比亚这篇“文章”做下去。美国对朝鲜要价可能会更高，六方会谈的难度将有增无减。
过去美国为世界提供了很多“公共产品”，如推动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成立ＷＴＯ和推进自由贸易等，在满足美国自身要求之后，它还会考虑到中小国的利益、道义诉求，小国也能从中享受到一定的好处。但现在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公共产品”，越来越受到质疑，特别是在新保守派得势的情况下，美国将越来越多的东西“私有化”，如今的反恐实际上也被“私有化”了。
不同理念会碰撞
吴心伯现在的问题不是国际秩序要不要进行改造，而是以谁为主来改造，用什么样的标准改造，应该怎样兼顾力量对比和道义上的正当性。我们现在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更多是带有道义上的诉求，但是美国不讲究是否公正、合理，讲究的是对美国有利的力量对比原则，而较少顾及其他国家道义上的诉求，结果塑造出来的国际秩序的持久性和合理性就会大打折扣。这里显然会有不同理念的碰撞，如何在两者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使世界秩序能够更加持久，也能够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同，就显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