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处在继明治维新、二战结束后的第三次国家发展战略抉择期，需要通过改善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关系，以实现共同发展。此时，日本媒体能否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对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抉择至关重要。
特殊的记者俱乐部制度
日本国土狭小，交通发达，语言单一，文盲率低，所以报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非常大。日本有五大全国性媒体：读卖新闻社、朝日新闻社、每日新闻社、日本经济新闻社和产经新闻社，它们除经营在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和《产经新闻》外，还综合经营杂志、电视和广播等，以形成强大的综合影响力。在最近的《世界报业协会全球日报发行量百强名单》中，这五大报纸都名列前茅。《读卖新闻》朝刊和晚刊的总发行量达到１４００万份，《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的发行量也都是数百万份，五大报纸的发行量占日本全国报纸总发行量的一半以上。而日本受众在各种媒体中，对报纸的信赖度尤其高，最高曾达到９２％，最低时也从没下过８０％。
提起日本媒体，不能不谈到日本式记者俱乐部制度。欧美也有记者俱乐部，但那仅仅是联谊性质的，而日本的记者俱乐部对媒体来说是主要的采访基地。传统上日本各官厅和大机构都辟有专室，向媒体发布消息，只有加盟记者俱乐部的媒体才有资格派出记者常驻于此，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据统计，日本报刊登载的新闻中，有七八成以上是通过记者俱乐部发布的。记者通过记者俱乐部获得信息，同时要遵守其极为严格的内部规则，包括什么消息能发，什么消息不能发。如果哪个记者违反了内部规则，就永远不可能再次踏入这个圈子，该俱乐部的所有信息也将对其封锁。因此，记者俱乐部对媒体的控制力是相当强的。
这样的记者俱乐部制度，形成了日本媒体报道方式的特色，主要表现在：
一是口径一致。例如日本媒体保持不谈历史的基调，不仅自己不谈对外战争历史的是非，还不许别国谈历史。哪国谈历史，就给哪国扣上“抓日本的小辫子”、“打历史牌”、“干涉日本内政”等帽子。日本媒体更将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设为禁区。宫廷近臣的记录、日记和回忆录等可信资料以及日美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都证明，集日本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的裕仁天皇纵容军部对外侵略扩张，亲自或者动用皇族掌控侵华战争，公然违反国际战争法规并且“圣断”对美英开战，罪责难逃。然而日本媒体一直对此讳莫如深。日前《读卖新闻》集团总裁兼主笔渡边恒雄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转向”，有一些反省的表示，但其中提出的“首先要明确战争责任问题”，“我们计划用一年，准备把当时的军政首脑们应承担的不同责任都搞清楚”，显然又在引导舆论将战争责任问题都推到“军政首脑”头上，丝毫不想触动最高统帅裕仁天皇。
二是煽情加暴风骤雨式。例如去年４月针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通过篡改史实的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中国民众进行了几次抗议游行，日本媒体遂将其定性为“反日活动”，电视台反复播放游行场面，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从早到晚连续不断地重复同样的镜头和照片，无疑给观众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中国１３亿人都在进行反日游行，而且还不止一天。这种针对某个事件进行有策划性、连续性的大量报道，很容易使日本民众在短时间内对该事件形成舆论定式。去年是二战结束６０周年，日本媒体不是反思侵略战争历史，而是将否认侵略历史、为“战败国”开脱责任，定为纪念“战后６０年”的主旋律，着重报道“纪念日俄战争胜利１００周年”和复制“大和”号战列舰等活动。《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联合刊发广告：“８月１５日终战６０年，让我们集合在靖国神社，举行２０万人的参拜运动”，结果那天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民众真的超过了２０万，创参拜人数的历史最高纪录。
对华报道的变化
应该说，日本媒体在中日建交及其后的２０年间，也曾为推动中日友好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但是近１０多年间，日本媒体的对华报道却越来越有失公允。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条：
一是日本媒体加入政、官、商的政治运作体制，形成“铁四角”，为日本保守政治家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和“普通国家战略”摇旗呐喊。其背景是日本政党格局由“保革对峙”变为“保守两党制”，日本社会总体右倾化，赞成“战后政治总决算”和“普通国家战略”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在没有认真清算侵略历史的情况下，日本自卫队冲破藩篱走出国门，作为反省侵略战争标志的和平宪法的修订也提上日程。而批评这些做法的中国等亚洲邻国自然成为媒体攻击的对象。
二是日本媒体与右翼势力形成互动关系，石原慎太郎和“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等个人和团体通过媒体推销他们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和“蔑华”主张，媒体借助他们的言论提高自己的报纸发行量或节目收视率。其背景是迎合日本民众心态的变化。在日本国力遥遥领先时，日本民众对华心态比较大度从容，日本媒体除极右者外，整体还是比较积极地报道中日关系的，但是近１０多年间，由于中国高速发展和日本经济持续下滑，日本民众受到强烈刺激而心态失衡，需要从历史中寻求自豪感和在现实中树立危机感，于是那些标榜“恢复国家尊严”、“拯救日本沉没”、“对中国说不”的右翼人物在媒体频频高强度曝光，媒体对华报道也就日趋消极。
三是通过宣扬“中国威胁论”，来遮掩日本的扩充军备。例如，２００４年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事件发生后，日本媒体不顾中国警卫依法执行公务、阻止不明身份者擅闯领事馆的事实，在日本大造“被中国欺负了”的舆论；去年中国成功发射“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后，日本媒体又将其引导为“中国军事威胁论”。日本媒体如此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是为本国居高不下的军费开支以及加强针对中国的军备寻找借口，把中国作为假想敌，以此来寻求国民对日本保持强大军事力量的“认同”。
更有甚者，日本媒体中活跃着一批美化侵略历史、宣扬“皇国”史观和敌视中国的右翼分子，他们同右翼学者串通一气，煽动日本民众的反华情绪。文艺春秋社《诸君》杂志今年５月版的重头文章是《小泉后任不要被中国在靖国问题上摆弄》，同时还刊载《释放瘴毒的中国现状》、《“南京大屠杀”、“毒气”、“强制劳工”、“教科书右倾”……中国在世界上流传的谣言》等文章，恶意攻击中国，还在《日本到了“核选择”的时代》一文中宣扬“为了不成为中国的附属国，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对此，日本左翼媒体予以了反驳，朝日新闻社《论座》月刊今年５月号发表署名学者的文章指出：“挥舞自己信奉的所谓传统，对不喜欢的对象进行攻击，大加指责邻国的‘恶’，无视各种成本，动辄叫嚣军事对抗……这些只不过是变了形的意识形态的横行。”但是这种声音在日本颇显微弱，往往被淹没在右翼媒体的煽情加暴风骤雨式报道的海洋之中。
对中日关系的误导
近年来日本媒体对中日关系的误导，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以“平衡报道”为名，将中国的正面新闻做负面处理。例如今年３月６日中国人大开幕，日本各大媒体在报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读卖新闻》刊载了中国“癌症村”的消息，《朝日新闻》则发表社论“农民也想去医院”，《日本经济新闻》提出中国“依赖投资增长的难题”；《产经新闻》撰文《中国：不
安的稳定增长》，似乎在开媒体对中国的批判会。
二是“倒打一耙”，将中国民众抗议日本美化侵华战争的历史诬指为“反日教育”的结果。例如中国球迷在亚洲杯足球赛场打出“正视历史，向亚洲人民道歉”等标语后，富士电视台等媒体借势提出“要彻底消除中国的反日情绪，必须先删除中国历史教科书内的抗日战争史”；《读卖新闻》提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批准新教科书是“内政议题”，“我们应该考虑的反而是中国的‘反日爱国教育’中所含有的歪曲史实内容”。
三是“出口转内销”，借对方的嘴说出自己的话。中国有人提出“对日外交新思维”，正好迎合了日本媒体的意愿，于是几家大报纷纷报道，《文艺春秋》月刊的标题是《我的中国啊，请克制反日行动》，《中央公论》月刊的标题是《民族主义的反日论有害无益》，其用意是告诉日本民众，连中国人自己都觉得追究历史已经到此为止了，为什么我们日本人还不能理直气壮地参拜靖国神社呢？
日本媒体的误导成了日本民众“厌华情绪”的助推器：一些日本人拒绝反省侵华战争的历史，对中国民众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等正当呼声越来越不耐烦；一些日本人对因为美化侵略的教科书出台和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引发的中国民众的抗议，感到愤愤不平；一些日本人将中国的和平发展视为“威胁”；等等。日本民众对华的信任度连续下滑，认为目前中日关系不好的比率已经达到６６．７％，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比率只有６．９％，两国关系降到恢复邦交以来的最低点。
尽管如此，日本人民追求中日和平友好的潮流仍是挡不住的。日本外务省在今年２月１０日至１３日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应该改善中日关系的比例为７７．９％，创历史最高纪录。连最卖力鼓动参拜靖国神社的右翼媒体《产经新闻》日前也发表舆论调查结果，“日本有５２．６％的国民认为下任首相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
当前，日本正处在继明治维新、二战结束后的第三次国家发展战略的抉择期，需要通过改善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关系，以实现共同发展。此时，日本媒体能否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对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抉择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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