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 ?zhaikun@yahoo.com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室主任 我在上期专栏中写到: “博鳌亚洲论坛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宣示中国的亚洲政策的平台,它记录着中国如何与时俱进地摸索自身发展与亚洲复兴､和谐世界之间的关系的轨迹｡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对以上问题的思考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深入｡”
自信､坚定､具体､深入,仅仅是在领导人的层面吗?显然不是｡它必定有更广阔的思想基础｡
2005年,耿协峰在学术界首先呼唤“地区主义研究的中国视角”｡他提醒我辈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研究亚洲地区主义:
一是回归中国本位､确立中国视角｡
二是树立大战略观念,立足东亚､放眼全球,构建具有东亚特点的地区主义理论框架｡
三是深入开展地区共同体建设的研究,提出“中国倡议”｡
四是加强对地区治理问题的研究,探讨东亚地区治理与善治的新机制｡
他的呼唤自信､坚定､具体､深入｡
2006年《外交评论》第三期刊登我国驻日本大使王毅的文章《思考21世纪的新亚洲主义》｡作者站在亚洲的立场上,以亚洲人的身份,思考着亚洲的新地区主义:
“思考21世纪新的亚洲主义,要立足于亚洲大陆的百年巨变,着眼亚洲未来的发展前景,适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把握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这样才能赋予亚洲主义以全新的内涵｡在此基础上,还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亚洲各国为此应当承担的角色和作用,探讨亚洲与域外各种力量之间的积极协调与互动,这样才能推动新亚洲主义健康发展｡”
沿此路径,作者认为,亚洲地区在经历了早期亚洲主义､过渡期的亚洲主义之后,现代正孕育着21的亚洲主义｡
早期的亚洲主义成长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亚洲｡
福泽谕吉､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李大钊､甘地､泰戈尔等精英,播种和耕耘着早期的亚洲主义｡
作者认为早期亚洲主义的特点是: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意识;反思亚洲由盛转衰的原因;较明显的对抗性和排他性｡正如当时的亚洲一样,早期的亚洲主义也因命运不济而夭折｡
二战结束至冷战结束的近半个世纪,亚洲主义进入过渡期｡
“二战后,亚洲和非洲一批摆脱殖民统治的新生国家重新举起区域联合的旗帜｡毛泽东､周恩来､尼赫鲁､苏加诺等积极倡导亚非会议,推出影响深远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次会议提倡的团结合作和求同存异的精神,有力地鼓舞了亚洲各国的联合自强,也催生了亚洲主义的重新萌动,但是,亚非会议进程很快就陷入停顿,亚洲主义未能进一步生长发育｡”
未能生长发育的原因显然是因为营养不良:缺乏基本的政治共识和完整的地缘概念;缺乏相应的和平环境和物质基础;缺乏主导力量,更缺乏主导力量之间应有的协调｡
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欧加快一体化进程再次激发了亚洲区域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70年代,大平正芳提出“环太平洋经济圈构想”｡80年代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发起成立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80年代末,美国､澳大利亚等推动建立亚太经合组织(APEC)｡
“这些过渡阶段的设想和实践,为新时期的亚洲合作及新亚洲主义酝酿和积蓄着能量｡”
21世纪的亚洲主义诞生于冷战后｡“集体的亚洲意识的兴起,正是21世纪新的亚洲主义的先声｡”这一波的亚洲主义有良好的滋养和生命力基础｡亚洲经济腾飞,亚洲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亚洲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观念的兴起,亚洲文化活力再现,构成了21世纪亚洲主义的基础｡
21世纪新亚洲的目标,正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所指出的,“应建立一个政治上和谐相处､经济上平等互利､安全上互信协作､文化上交流互鉴的和谐亚洲”｡
“新的亚洲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立足于亚洲的整体发展与持久稳定,大力推进各类区域性合作,整合和优化配置本地区资源,进一步走出能为域内各国接受并得到国际社会欢迎的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
2007年,以东盟+中日韩(10+3)为代表的东亚合作进入第10年｡亚洲地区主义在这十年中自信､坚定､具体､深入地发展着,成长着｡有关亚洲主义的新思想还会不断涌现｡
200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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