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洋务运动至新文化运动,直至今天,抛开“德先生”不说,中国追求的近代化(现代化)目标在科技和财富方面进展最大｡但是,这二者却是在传统文化限定的道德困境中发展｡我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诠释着“中体西用”的逻辑困境,而一般辞典中把洋务运动翻译成“westernization movement”(西化运动),是完全脱离了历史事实的,中国不可能西化｡
国人大多数都不会反对这样的见解,即西方文明的现代化离不开科技的发展｡但是,“科技”一词在现代中国文化中的意义是含混的｡余英时认为,“中国五四以来所向往的西方科学,如果细加分析即可见其中‘科学’的成分少而‘科技’的成分多,一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甚至变本加厉｡……中国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西方‘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
当我们把西方的科技发展仓促当成是现代化目标的时候,我们业已抛弃了传统文化限定的价值观｡庄子说:子贡到汉水边见一老丈抱着水瓮浇水灌地,吃力且功效甚少｡子贡说:“如今有一种机械,每天可以浇灌上百个菜畦,用力很少而功效颇多,老先生你不想试试吗?”老丈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古人重心性的修养而不好投机取巧这本是道德说教,如果在文明发展的价值上衡量,则成为反文明进步的思想了｡
中国传统科技在明朝后基本停滞,托克威尔认为这里面的原因是中国文明缺乏科学的精神｡没有科学精神支持的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断了源｡他说:“300年前欧洲人初到中国时,他们看到中国的几乎一切工艺均已达到一定的完善阶段,并为此感到惊异,认为再也没有别的国家比它先进｡不久以后,他们才发现中国人的一些高级知识已经失传,只留下了一点残迹｡这个国家的实业发达,大部分科学方法还在那里保留下来,但是科学本身已不复存在｡这说明这个民族的精神已陷入罕见的停滞状态｡中国人只跟着祖先的足迹前进,而忘记了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人的知识源泉已经几乎干涸｡”
不好奇技淫巧的中国在19世纪面临西方列强的强权,本能的反应是学习先进技术,而对于技术后面所隐藏的科学的基因无暇顾及｡这种仓促的､毫无准备的救急反应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伴生的､不为人觉察的隐性思维定势｡不仅如此,我们又很容易地加入到反技术的浪潮中去,因为技术的发展确实给人类带来了难以控制的后果｡于是,我们处在前后矛盾的夹击中｡
另一个困扰我们的问题是对财富或利益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追求财富,但具有相当影响的一派观念认为对财富的追求会导致人性的异化,这在有“义利之辨”传统的中国一直是个未解的难题｡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开篇就反对梁惠王“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提问,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龚自珍是晚清衰世开始时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大师,他公开对中国讳言利的传统发动攻击,说“未富而讳言利,是谓迂图”｡魏源认为“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自此而至洋务运动,“富强”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旗帜｡但是,刚刚觉醒的富强意识就被激进的思潮推到尴尬的地步:既然发达的列强和资本主义国家是剥削阶级的国家,他们的富强之道就不为我取｡数十年后的1978年,我们再次承认富有是一种人类的权利,而非资产阶级的专利｡但争论和怀疑仍未停止,时刻警惕财富对人性和社会规则的腐蚀成为国人的一大道德偏好｡
反观现代化以来的西方,对财富的追求甚至成为上帝的召唤｡韦伯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联系起来,挖掘出西方追求财富的精神动因｡而我们在是否应该追求财富的问题上一再争论,再三错过时代的召唤(如果没有上帝的话)｡
由此观之,我们在没有科学基因的基础上追求科技的发展,容易走上科技崇拜,反过来迫使我们思考行动的合法性｡我们在怀疑财富的价值的基础上追求财富,也迫使我们时常反思行动的合法性｡这都是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道德困境,其结果是我们只能在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之间做钟摆式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