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俄罗斯复杂的社会现象之一,它还可以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即俄罗斯如何对待苏联的历史遗产｡ 对俄罗斯崛起来说,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评价斯大林可能更有意义｡
8月25日,俄罗斯《新闻时报》的一篇报道说:俄罗斯教育部门在全俄教育工作者会上介绍《俄罗斯历史(1900~1945)》教科书时认为,“斯大林所做的一切,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来看是完全合理的,他作为一个面临战争的国家领袖在带领国家走向工业社会方面做出了正确选择｡”国内许多媒体很快刊载了这个消息｡虽然俄罗斯的这份报纸､这次会议､这本书的权威性到底有多大､代表性有多广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但是,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却值得关注｡近些年来,“俄罗斯重评斯大林”的字眼时常出现在国内报刊上,甚至还引起学者们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争执｡其实,无论是过去的苏联还是现在的俄罗斯,如何评价斯大林不过是一个动态的载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现实政治发展的需要｡
对斯大林评价的形成
说重评斯大林,须要弄清对斯大林原来的评价是怎么样的｡所谓评价,就是断定人或物的价值高低,用在重要人物或大人物身上就是论说他们的人品好坏､历史功过和影响大小｡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苏联对他就有定型的甚至法律化的评价｡
对斯大林评价的形成是一个“低开高走”的过程｡最早对斯大林做出重要评价的恐怕是列宁｡他在1923年写的政治遗嘱中,说斯大林对革命无限忠诚,脾气太粗暴,建议把他调离党的总书记职务｡在列宁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内的反对派对他颇有微辞,但总的看,社会上对斯大林的负面评价越来越少,而正面评价越来越多,最终推到极至达到了神化的地步,形成了对他的个人崇拜｡192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50岁生日的这天,苏联报刊刊登了大量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斯大林是列宁的惟一助手”,是“列宁事业的惟一继承人”,是“活着的列宁”｡在1934年召开的联共(布)十七大上,斯大林被称为“天才的领袖”,代表们高呼“斯大林万岁”｡1936年苏联新宪法(被称为“斯大林宪法”)出台后,苏联一切成就更是归功于斯大林一人了,而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更是美化和神化斯大林的集大成者｡在1948年出版的《斯大林传略》中,斯大林成为“人类最伟大的天才”,“最伟大的领袖”,“斯大林的每一句话都是代表苏联人民说出的”,“他的指示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有各个部门中的行动指南”｡
在对斯大林评价形成的过程中,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通过党内斗争和大清洗,斯大林战胜了党内的所有反对派,从组织上､思想上､政治上把党和国家高度统一起来;第二,苏联在二三十年代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把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比较强大的工业国;第三,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不仅打败了纳粹德国,而且扩展了苏联的领土,划定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前两点奠定了后来影响极大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后一点则使苏联成为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
反向评价
个人崇拜式的评价实际上把斯大林变成了天上的神,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作的反向评价又把斯大林由神变回了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并且毫无过错的,而人会有所不知､有所不能,甚至许多不知､许多不能并且经常犯错的｡所以,赫鲁晓夫依据苏联历史上不争的事实和在整体上肯定斯大林的前提下,重点对斯大林做了反向的评价,指出他在上世纪30年代大清洗中乱杀无辜破坏了法制,个人独断专行破坏了集体领导原则,对希特勒发动侵略苏联的战争准备不足,在农业､民族政策和国际关系等方面随心所欲等等｡国内外学术界一般都认为,赫鲁晓夫的这些评价,“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还破除了长期形成的神化斯大林､对斯大林的盲目崇拜,不仅对苏联,而且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了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但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显然也有些偏颇,如没有涉及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等方面的错误,不全面;掺杂着大量个人情绪,不严肃;将所有过错都推到一人身上,不公正;仅仅将个人崇拜的原因归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没有分析政治体制上的弊端,不深刻｡总之,感情上肤浅的谴责远远大于理性上的深刻分析｡
问题还不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评价的本身,而是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评价｡从根本上说,这是出于苏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时,经过近20年的运行,苏联模式的正面效用因其过分极权､过分集中和非均衡发展等方面的原因而开始递减,同时负面效用日益凸显,社会出现了种种弊端｡从当时情况看,至少在操作层上,苏联社会的发展需要对这种模式进行调整｡由于这种模式罩的是斯大林的层层“圣光”,因此,要调整这种模式的某些方面,就必须把相应的“圣光”去掉,于是才有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反向评价,也才有所谓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和对外关系上的缓和,即所谓的“非斯大林化”｡
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评价的
前后变化
赫鲁晓夫属于非正常离职,其罪名之一是他大搞个人崇拜,比如,“苏联报刊沉湎于日益频繁地报道赫鲁晓夫的活动,并对他大加溢美”｡另外,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两大党的大论战也告结束,勃列日涅夫也不想在斯大林问题上进一步刺激中国｡因此,勃列日涅夫60年代在斯大林问题上超脱于主张与反对重评斯大林的两派｡只是在1965年5月,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庆典上,勃列日涅夫才在讲话中首次强调了斯大林的作用｡但是,随着地位的巩固,勃列日涅夫逐渐像斯大林那样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苏联经济发展处于停滞和后退状态,对外奉行扩张政策｡到70年代,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的评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如,不允许出版公开批判斯大林的书,鼓励称赞斯大林文学作品,为斯大林陵墓修建墓碑等等｡1979年12月21日,《真理报》专门刊发了《纪念斯大林诞辰100周年》的社论,强调要从正反两个方面认识斯大林｡有学者指出,勃列日涅夫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推翻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那就是在正式场合从不表示要推翻二十大决议,但在实际上对斯大林犯的错误基本不谈,而强调他的功绩和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勃列日涅夫死后的几任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评价的天平又开始向赫鲁晓夫时期倾斜,甚至走得比他还远｡
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经历了剧变和解体｡从根本上说,剧变的本质含义就是用西方发展模式取代苏联模式,所以,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也都属于被否定之列｡正因如此,据全俄调查中心的说法,1989年末的时候,苏联只有11%的人认为斯大林是“最杰出的人物”｡但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它的继承者俄罗斯在摈弃了苏联模式､转向西方模式的同时也失去了超级大国的地位,失去了苏联时期所拥有的势力范围｡不仅如此,随着原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和欧盟,随着北约向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渗透,俄罗斯的外部战略空间被不断挤压｡另外,近几年来,由于政治局势的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俄罗斯开始以强硬的姿态站在西方面前,同它叫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人逐渐又怀念起那个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苏联和创造这个强大苏联的斯大林,时不时地出现对斯大林的赞赏性的评价｡比如,“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斯大林把苏联变成了强国”､“他是确保国家迈入工业社会体系的维护者,是一个濒临战争的国家的领袖”等等｡
不过,仔细读一下某些媒体上的报道,不难发现,在俄罗斯出现的对斯大林的评价要么是个人行为,如某位俄罗斯知名人士怎么讲了,某位俄罗斯学者怎么认为了,某本俄罗斯出版的书怎么写了;要么是特定人群在特定时间的行为,如斯大林家乡的人们在什么时候纪念他了,俄共在什么时候纪念斯大林了;要么是一些民意调查机构对诸如“俄罗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所有时代､所有人民的最杰出人物”之类问卷调查的结果｡若干个俄罗斯人的看法是否可以等同于“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这是值得研究的｡同样,据国内有的学者研究,在俄罗斯也有不少对斯大林负面的评价,如果将它们合在一起,是否也可以说“俄罗斯在继续否定斯大林”?另外,斯大林在世时形成的那些对他近于神化的评价,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那些否定性的评价,都是代表官方的,完全可以说成是苏联对斯大林的评价｡然而,现在俄罗斯出现的各种评价是不是代表俄罗斯官方,能说是“俄罗斯”的评价吗?
但是,毕竟有许多对斯大林的怀念性或赞赏性的评价,它们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部分俄罗斯人的心境或期待:俄罗斯再出现一个能重新将俄罗斯凝聚在一起的伟大人物,俄罗斯重新成为不惧怕西方而足以让西方敬畏的伟大强国｡在整体上重新树起斯大林正面形象之后,对斯大林在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等具体方面的评价不仅不重要,而且要服务于大局,因而才有“斯大林的具体做法虽有不妥,但结合历史条件看是合理的”之类的说法｡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说法绝不是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念的肯定｡
“无害化”甚至“有益化”处理
退一步说,就算俄罗斯在重新评价斯大林了,也必须看到,这绝不是全面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评价,而是与俄罗斯对大国､强国及其缔造者的期待相适应的评价｡这些评价映射出的不是社会发展模式向苏联回归的诉求,比如,不会重新服从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不会重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也不会重新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俄罗斯社会发展有很大的包容性,比如俄共仍是最大的反对派,各种社会主义政党也都活跃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这反映在斯大林问题上,就是各种各样的评价和看法同时并存｡
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俄罗斯复杂的社会现象之一｡其实,它还可以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即俄罗斯是如何对待苏联的历史遗产的｡比如,对待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苏联解体后,一方面,完全资本主义化的俄罗斯不可能再去纪念一个社会主义的节日;另一方面,俄罗斯又不得不考虑政治发展的历史惯性,十月革命节仍是许多民众和左翼政党的精神寄托｡对俄罗斯现政权来说,继续肯定十月革命节违背它的价值观念,而轻易否定又可能引起某种程度的社会动荡｡于是,1996年,叶利钦下令将十月革命节改为“和睦和解日”｡2005年6月,国家杜马又通过法律将11月7日定为“军人荣誉日”,并且在这一天恢复红场阅兵仪式｡经过一番“无害化”处理,11月7日这一天既有益于凝聚人心,又能激发人们的荣誉感｡任何国家的政治发展都会经过不同阶段,各个阶段的性质可能不同｡但是,政治发展却有连续性,政治文化也有穿透性｡所以,就俄罗斯而言,正确处理好苏联时期的历史遗产,使之“无害化”或“有益化”对它更为重要｡对俄罗斯崛起来说,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斯大林进行评价,可能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