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重构历史 当历史尘埃落定之后，人们如何评价这段历史，如何表现这段历史? 什么力量，推动我们对历史不断重构?而在重构的过程中，我们却可能在追求某种深刻性的同时，牺牲了最简单最明白的大是大非。
我们不断回顾过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未来。
《南京!南京!》：
重构最刻骨铭心的一段历史
1937年12月，满身征尘的日本军队，以征服者的姿态踏进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他们兴奋地拉倒广场上矗立的孙中山铜像，同时却又惊恐地发现，这是一座充满抵抗的城市。冷枪、埋伏、不时倒下的同伴，使他们陷入极度的不安全感里。他们需要“清洗”，把来不及撤退而混杂在老百姓里的中国军人筛查出来。南京大屠杀，就这样发生了。
《南京!南京!》的导演陆川说： “它讲的是战争怎样释放人内心的黑暗，这种释放最终导致了杀戮的无度。”然而，导致南京大屠杀发生的真正原因，真的就这样单纯吗?
拉倒孙中山铜像，阵阵鼓声中的祭祀……虽然邀请了国防大学教授和文物收藏家做自己的军事顾问，种种于史无证的场景，还是被陆川一一安排进镜头，他坦言：“(祭祀)那场仪式是我梦到的。”面对堆积如山的史料，我们选择什么去阅读?大量阅读之后，又有哪些内容被我们的大脑选择，留在记忆深处，进而深思还原，重新构建，甚至添加进新的理解?陆川说，他最先看的，全是中国人自己留下来的资料，却 “完全没感觉”，后来开始看日本人的日记，终于找到一些“特震撼的事儿”，继续看下去，“你就会想这历史学家都干什么吃了?”于是，这个故事“开始有做头了”。
历史学家当然没有白吃饭。他们通过长期不懈努力，逐渐复原了这场浩劫的全貌，让这件因为种种原因尘封已久的往事重新呈现在人们眼前，并且让全世界越来越多地了解。尤其是面对日本右翼对历史的否认，他们不遗余力地揭示着真相。
但是，《南京!南京!》颠覆了对南京大屠杀的传统表达方式，颠覆了普通人的认知与理解，重新构建了一个我们曾经自认为非常熟悉的南京。在《南京!南京!》里，中国人不再是软弱而可怜的被屠杀的对象，这座城市有抵抗、有重生，就像电影海报上的那句点题：“我们依然活着，因为我们一直在抵抗。”在《南京!南京!》里，日本人也不再是面目单一的杀人机器，而是军事和文化素养都远远高于我们的一个群体，假如我们超越正义与非正义的对立，完全可以把他们看作可以尊敬的对手。从这个角度看，开战之初输在他们的手里，并不耻辱。至此，陆川对南京大屠杀的还原与重构，已经完全确立起来。
《南京!南京!》的诞生，可以理解成多条轨道彼此交错的产物，它既有历史事件的影像还原，也有创作者对这段历史的理解与个性表达；作为一部要在票房上有所回报的电影，陆川还必须考虑到投资商的利益，他必须给观众找到一个进电影院的理由，让投资商的钱“砸出一动静来”。《南京!南京!》，就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大环境里，重新构建近代史上所有中国人最刻骨铭心的一段历史。我们这里还没有把这部电影从立项审查到杀青的四年时间里，制作者需要面对的其他因素也一并考虑进来。
“历史”包含了“研究”和“探索”的意思
历史的解读与重构，不是一个新鲜话题。 “历史”这门学问，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个问题古已有之。科学务须求真，艺术需要创造。《左传》，大概是《史记》之前中国最重要的一部历史著作了，里面记载的一些内容，已经明显不是“历史”。介之推和母亲在逃亡之前有一段对话，表达自己不愿表功的决心，要做一个彻底的隐者。介之推和母亲的私下对话，谁会听见?作者又怎么知道?刺客?麂的记载就更加不可思议。他奉主人命令刺杀大臣赵盾，却发现对方是个忠臣，自己作为家臣，又不好违背主人的命令，进退两难中只好撞死在大槐树上。在《左传》里，刺客在死前有过一段类似独自的自言自语，解释了触槐的原因。但是，组魔孤身行刺，“独自”之后马上自杀，这番慨叹生无旁证，死无对证，作者又是怎么知道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能解释得通，人们只能认为，这是作者猜想他们笔下的人物当时必有这样一番思想斗争或对话，然后凭想象替历史人物代拟而成，这是《左传》开创的独特的记言方式。历史，已经悄然掺进了转述者的思想。
东方如此，西方也一样。古希腊人希罗多德书写《历史》的同时，也为后代贡献了一个崭新的文体。在他之前，古希腊的纪事散文家只满足干干巴巴地记录事实，而希罗多德在面对史料的时候，第一次“有了某种批判的态度”。换句话说，他不再是简单地转述，而是有选择、有思考，在文字中处处体现自己的智力活动。自从希罗多德第一个使用“历史”这个词，后世西方语言中的这个词，都包含了“研究”和“探索”的意思。
别人的转述不太可靠。亲历者自己的记叙就一定真实可信吗?凯撒主笔的《高卢战记》，是他作为罗马军队远征高卢的统帅，亲眼目睹过当地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亲历大小战役之后的产物。凯撒自己谦逊地把这部书叫做“随记”或“手记”，表示他只是事实的客观叙述者，为大家提供一点档案文献而已。在后世史学家眼里，“战记”也以叙事翔实精确，文笔清晰简朴而被大家推崇为研究古罗马历史的重要文献，然而细考凯撒写作“战记”的时间，正是他的政敌在罗马掀起诋毁、算计他的恶浪之际。所以凯撒的这部作品，一是为自己辩护，二是给自己在罗马的支持者提供一个反击政敌、宣传功绩的提纲。于是，“战记”表面上行文温和，对人物事件不做任何臧否，实际上处处表现自己的伟大，揭露政敌的阴谋， “只有同时参看当时的罗马历史，才能看出字里行间隐藏的东西”。
追寻重构历史的“历史真相”
如此复杂的局面，让历史研究者心生困惑。中外无数历史学者都曾感慨：刚开始研究历史的时候，一直认为历史就是真正发生过的事件，而其后却愈益发现远非如此。有人指出，对历史的解读至少同时存在三种方式：历史学家的，个人经历的，以及被众人神话的。每个人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这种角度由叙述者身处的社会环境，对事件总体的认知程度，以及个人知识水平等诸多因素所左右)，撰述并利用“历史”。于是，我们的历史，就由一连串各不相同甚至彼此矛盾的叙述组成。重构历史的过程，有点像现实世界的“罗生门”，我们既是观看者，又是创作者。每个看过《南京!南京!》的人，都会在心里重新构建这段历史――段只属于自己的屠城记忆。
因此，历史学家已经不再满足于追寻历史事件的简单真相，而是试着发现历史被后人重构的规律。对此，我们可以举美国汉学家保罗?科恩(中文名柯文)对义和团历史的研究为例。在他的旧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里，这位教授在序言里写道：“我(在本书里)考察和比较这些不同方面的目的……在于解释人们创造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确立的，不变的)与后来人们撰述并利用的历史(它似乎一直在变)之间的差异。”在著作里，科恩笔下的“历史”有两种理解：一个是事件的真相(这是历史学家始终试图挖掘的客观事实)，另一个指被我们认知的各种途径(个人经历，统计数据，口口相传的叙述)。我们不断通过对后者的分析、重建与解读，尽可能地接近前者――其实，这部著作自身就是一种追寻，追寻我们重构某段历史的“历史真相”。
了解到达些，更多的人也许会变得更加无所适从。历史，原来并不像教科书里写的那样，简单明晰，非黑即白。在我们的历史中，“历史”可以被不同人群，受不同目的的驱使，不断被重新认识、解析和构建。事实上，随着时代变化，人们在不断涌现的重构与解读中重新认识历史，历史的真相，也在不断被重构与解读，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含义变得更加多元。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眼中的历史，都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