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武汉大学老教授刘绪贻先生口述和审定、《长江日报》记者余坦坦记录、整理的《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上卷),已于今年3月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蒙刘绪贻先生雅意,日前传来全书电子文本,故得以先睹为快。
余坦坦在《后记》中说:2005年下半年,萌生与刘先生合作,撰写其口述自传的想法和计划,后又以书信、电邮、电话和上门拜访的方式与先生进行了多次沟通,最终达成以口述历史的访谈和写作方式合作撰写其口述自传的意向:
之所以选择为刘绪贻先生作传,除了因为刘绪贻先生是我国史学界和理论界里程碑式的人物,更因为刘绪贻先生以其跨越近一个世纪,丰富、曲折、独特的人生经历,而成为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身心演进的一个典型,一个“活化石”,其思想脉动亦反映并折射了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心灵轨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了解刘绪贻先生,就是了解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研究刘绪贻先生,也就是研究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且放眼中国学术界,于今,能有像刘绪贻先生这样学术成就和身心历程的人,可以说已十分鲜见,作为一名矢志口述历史搜集、整理与挖掘的晚辈,我有“珍藏”刘绪贻先生人生传奇之责。
可以说,身为记者的余坦坦不但有新闻人特有的敏感意识,而且有一般记者少有的学术眼光。确实,从做口述自传的角度说,刘先生带有范本意义。
刘先生的知己、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叶笃正先生,不仅在本书的“序言”中动情地回忆了当年他和刘先生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生活的情景,而且还给予了其老友高度而中肯的评价:刘先生“除早期研究社会学,近六年来着重研究中国的民主和法治问题,批判和反对儒学糟粕外,主要从事美国史研究,著述颇丰……他的著作使国人对美国的情况有了更多的理解,对美国社会有了更多的认识。同时他和他许多的美国朋友相互交往,使美国人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在交流两国文化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对中国很重要,对美国很重要,对全世界也很重要。绪贻的工作,对于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促进两国之间和平共处,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说来不无巧合的是,德高望重的刘绪贻先生正好大我50岁:到今年5月13日,老人家就将迎来97周岁的生日了。作为学界“90后”――90高龄以上一代人的杰出代表,刘先生一直退而不休。最近20年多来,他一直“不用扬鞭自奋蹄”,除与杨生茂先生、邓蜀生先生合作主编六卷本《美国通史》外,还一直在美国史、世界现代史、儒学、现实观察与评论等领域,夜以继日,笔耕不辍。即便是我这样的中年人,也常常感叹老爷子何以有如此之充沛的精力。这个谜底,94岁的叶笃正先生给出了答案:“绪贻做了这样多这样重要工作,他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这不能不想到他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绪贻一生全心全意为祖国服务的人格和业绩,说明他深得校训的真谛,说明他是校训的忠实的实践者。同时他又毕业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大学。这所大学有北大的自由民主、清华的刚健笃实以及南开的知行合一,合一而成的一种卓越的文化品质。绪贻自然深受这种文化品质的感染,这也是他一生工作的动力。”
这本口述回忆录,如实记叙了刘绪贻先生从童年到留学归国的前半生的人生足迹:家世、半耕半读的童年、雏燕学飞的初中时代、炼狱的高中时代、进出南京军需学校、华年近于虚度的清华岁月、摸着石头过河的武大借读生活、心系国运守寒窗的西南联大时光、硝烟弥漫闯花旗的留学历程。通过老人的自述,一个鲜活的生命的奇迹,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对先辈的深情回忆,特别是母子情深、兄弟姐妹之情,让人感动不已。我还注意到,从少时的初恋到结婚的感情之河,刘先生也打开了闸门,如行云流水,美丽而难忘:刻骨铭心的恋爱,前途与爱情的矛盾,“发乎情,止乎礼义”,追随着老人的忆旧,我们似乎也一同体味到了刘先生那风雨如磐的青春之歌、爱情之韵。刘先生对他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期间的好友和女同学弗洛伦丝•爱德华兹、吉娜维芙•哈格曼、卡罗琳、简等的回忆,温馨,乃至凄美,给人以无言的感动乃至心灵的震撼。比如,刘先生曾谈到皮肤白皙、面目端秀、举止文雅、30岁的女同学简,在一个雨后初晴的周末黄昏,请刘先生到家中共进晚餐的美丽故事:
酒上心头,她尽管极力保持着少妇的矜持和尊严,我仍能在她的眉宇间、腮帮上读到一个怀春少妇期待和渴望的信息。晚餐后,她又开了留声机,放着舞曲。但另两位客人不久就起身告辞,并似无意似有意地对我说:“我们走了,你留下吧。”这时,我望了望她,她微笑不语,既不请我留下,也不向我道别。我忽然想着,如果我留下,这个弥漫着温馨和春意的屋子里就只剩下我们两人(她的孩子早已睡了)。她肤如白雪,面泛桃花,红红的咀唇,柔软而丰满的胸脯。这情景呵,纵使刘郎真铁汉,奈神失,乱穿心。但又一转念,忽然想到留在国内一人带着一双小儿女的年轻妻子……我只好硬着心肠离开了那个撩人的黄昏后。离开她家后,忽然一阵春风吹来,熏人欲醉……更引起我的惆怅之情。我站在街头,深深地吮吸了一番这迷人的春之气息,才踽踽地同到自己的宿舍――我也孤独,简也孤独;妻子虽有一双儿女作伴,我想也不免感到孤独。
刘先生还特别提到了美国同学中最让他怀念的马尔科姆•柏森。因为这位本科学俄文、20出头的小伙子,“胖胖的,戴副黑框眼镜,显得憨厚,”表面上交往淡如水,但骨子里却富有热情,没有杂念。他主动要求阅读刘先生的硕士论文稿,并声明在必要时做些文字润色,绝口不谈报酬,1947年回国时无缘和他道别,从此再无消息:
解放以后,因中、美断交,我未能和他联系。“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抄走了他的通信地址,此后我一再拜托美国进步人士打听他的消息,却杳无音信。而今,他应是80出头的老人了。人世沦桑,他还健在吗?或者,他生活得怎样?是否仍在追求理想呢?老来情怀,怀念故人愈切,特别是忆起我当时没有答应和他共同从事研究工作,尤感歉疚,往往在月明人静之时,不禁遥望大洋彼岸,轻轻呼唤:“柏森,我多么希望再见到你呵!”
在本书中,刘先生还回忆了他在清华、武大、西南联大、芝加哥大学时个性炯异的业师,如陈达、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吴宓、冯友兰、袁昌英、贺麟、柳无忌、李景汉、陈序经、陈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罗伯特•帕克、威廉•奥格本、路易斯•沃思等,为学术史珍藏了宝贵的个人记忆,同样是活的历史的一部分。
刘先生主张,“写口述史必须绝对说真话,还要勇于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问题。我觉得我是基本上做到这一点的。说‘基本上’,是因为我担心伤害他人、忤逆他人,在极个别问题上还是有所省略、有所禁忌的。”通读《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刘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最后,有两个殷切的期待:一是期待本书的姊妹篇即下卷,尽早完成,以期合璧;二是期待本书能有机会在内地出版,为广大读者提供购藏及阅读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