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亚北非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政局稳定、经济蒸蒸日上、国际地位日渐提高的土耳其，正日益成为中东地区一颗耀眼的明星。 在西亚北非局势持续动荡之际，6月12日，置身于中东漩涡之外的土耳其顺利完成议会选举。自2002年以来就作为议会多数派执政的、由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下称“正发党”），毫无悬念地再次赢得大选。九年来，正发党在土耳其政坛已经成功上演了“帽子戏法”，成为自1946年土耳其实行多党民主制以来在该国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日益发酵的西亚北非局势一直是世人关注的焦点。在一般人的意识里，中东似乎总是与政治动荡、宗教冲突、恐怖主义、能源等热点问题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今天的动荡背景下，如果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繁荣的中东国家，往往会成为举世瞩目的亮点。近十年来，一直被西方视为中东地区“民主样板”的土耳其，就是这样一个格外惹眼的国家。也正是在今天的特殊背景下，土耳其政局稳定、经济蒸蒸日上、国际地位日渐提高的良好表现，正使其成为中东地区耀眼的明星，此次大选也相应地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帝国记忆”下的崛起
要较全面地理解当代土耳其的现实定位和自我期待，需要具备一种历史眼光。相比起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在体量上都是一个大国，而土耳其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帝国，但现在只是一个地跨欧亚的区域性大国（面积78万多平方公里，其中3%在欧洲，97%在亚洲，人口7200多万）。作为世界近代历史上中东地区的统治者，现在的土耳其人是一个拥有深厚帝国记忆的民族，这个历史遗产始终贯穿在当代土耳其的崛起之路上。
追溯起来，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欧洲人称之为“土耳其帝国”）。当谈论世界近代史的时候，人们习惯于将16世纪作为开端，津津乐道于欧洲人的海外探险、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文艺复兴等，但实际上，16世纪至17世纪末的一百多年，正是欧洲人生活在土耳其给他们造成的巨大压力和恐惧之中的时代。众所周知，奥斯曼帝国绵延600余年（1299年～1922年），最顶峰时的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陆。近代以后，欧洲列强为争夺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的领土和权益引发的“东方问题”，也就是土耳其问题,一直到一战后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才算彻底解决。1923年，奥斯曼帝国残余领土上那些讲突厥语的人在凯末尔将军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即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在土耳其,从帝国衰败到共和国的建立这段历史被说成是“凤凰涅?，浴火重生”。
近年来，土耳其经济发展动力强劲，潜力巨大。在克服世纪之交的国内金融危机之后，自2002年开始，土耳其经济进入了高速扩张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土耳其的经济增长放缓，但土耳其政府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实行降息、减税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国内消费需求回暖，消费者信心指数随之上升，2010年土耳其经济增速达到了8.9%。目前，土耳其已经成为世界第16大经济体，其目标是在2023年建国100周年时进入世界十强。就总量来看，土耳其已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伊斯兰国家；在中东地区，其经济实力更是首屈一指。而土耳其崛起的这段时期，正是正发党连续执政的时期。
土耳其模式下的正发党
自2002年至今，正发党已经连续三次赢得大选，并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可以说，正发党的成功预示着土耳其这个国家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民主政制运作的稳态。在此次西亚北非动荡的历史背景下审视土耳其的发展道路（或“土耳其模式”）具有特殊的意义。
关于土耳其模式的提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存在争议。苏联解体后，中亚出现了几个独立的国家，它们多是由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构成的。在谈论这些国家的未来时，同样讲突厥语的土耳其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参照，其相对成功的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经验为这些中亚国家提供了某种可供效法的“模式”。2005年，小布什政府抛出了“大中东民主计划”，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赖斯就曾提到土耳其模式――在一个穆斯林国家成功地建立了稳定的世俗民主制度。作为北约中惟一的穆斯林国家，而且长期以来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盟友，土耳其的世俗民主制度“无可厚非”地被美国的决策者们视为“榜样”。
但是，在当前中东剧变的背景下，人们往往会羡慕土耳其政权的稳定与民主制的成熟运转，但却忽视了其历史上长达半个世纪的动荡不安。这里面既有左与右的冲突、世俗与宗教的冲突，还有文官政府与军人集团的冲突。土耳其模式正是在这些冲突之中逐渐形成并成熟的，显然不能简单地将土耳其的现状作为样板加以复制。从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到2002年正发党上台，在漫长的80年间，土耳其先是在凯末尔党人的威权主义统治下经历了激进的西方化改革（1923年～1945年），而后又全身心投入西方阵营，仿照西方实行多党民主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土耳其几乎每隔十年就发生一次军事政变，社会长期不稳定。当然，军事政变的发生与民选的文官政府无力维系政治和社会秩序也有一定关系。在上世纪80年代后，土耳其虽然没有再发生直接的军事政变，但军方一直作为世俗民主秩序的捍卫者存在，即令如此，土耳其的文官政府依然呈现动荡和破碎的格局，直到2002年脱胎于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正发党上台，才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
如今，正发党在土耳其的政绩受到广泛的称赞，这也是其能够得以连续获得民众支持的重要原因：“埃尔多安之所以获得广泛支持是因为他成功创造了经济繁荣，结束了数十年的混乱结盟、军事政变和失败的国际金融援助。”从土耳其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变迁的角度看，正发党的成功还有着更为复杂和深刻的历史原因。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土耳其内政经历了重大变化，简单来说就是，随着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土耳其的政治版图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迁，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开始处于从属地位，而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厄扎尔（1989年～1993年任土耳其总统），则得到了国内小资产阶级以及保守的政治和社会集团的支持，受到了普通民众的欢迎。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土耳其逐渐放弃了凯末尔党人坚持多年的国家主义，并改变了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改革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一些内容，尤其是摧毁了很多凯末尔时代的禁忌。在厄扎尔时代，奉行的是“技术西方化+土耳其主义+伊斯兰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复兴了奥斯曼和伊斯兰的文化遗产；另外，厄扎尔还强调经济和政治的自由主义，以自由化促现代化。这一意识形态被土耳其学者概括为“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也就是说，土耳其只有同时奉行伊斯兰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才能期望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强有力的地位。
土耳其建国80多年以来，国内政治的总体发展趋势，概括来讲就是从凯末尔主义时代向后凯末尔主义时代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渡时期就是上世纪80至90年代的厄扎尔时代，并随着2002年正发党的上台而基本完成。这一转变的最明显之处就是国家统治集团的改变，也就是，政权逐渐从国家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凯末尔党人手中，转移到强调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温和伊斯兰政党手中，而把握和体现土耳其这一重要历史变迁的政治力量就是正发党。
土耳其的多重属性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土耳其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中东国家。从历史上看，土耳其曾作为中东阿拉伯人的统治者存在数百年，背负帝国遗产，颇具大国意识；土耳其也是中东地区最早赢得民族独立和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在民族归属上，土耳其人不是阿拉伯人，将自身的民族认同追溯到中亚历史上的突厥；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讲突厥语，而不是阿拉伯语；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位于非洲-欧亚大陆之间的土耳其占据了独特的空间，既是亚洲又是欧洲国家，同时又通过东地中海接近非洲，是中东地区最接近欧洲的、具有深远亲西方传统的穆斯林国家。
自厄扎尔时代以来，土耳其的多重属性，加上其内政上的重要转变，深刻地影响了土耳其对外战略的选择。具体表现就是：从强调拥抱西方文明、进行世俗化和西方化，到更加强调伊斯兰认同、强调土耳其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主体性、强调发展同中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并谋求在中东地区事务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在正发党执政时期，秉承的对外战略也莫不如此。
在过去的几年中，土耳其积极改善与周边中东国家的关系，对哈马斯持明显同情态度，与以色列之间发生多次外交摩擦，尤其是反对欧美国家对利比亚动武，使一些西方观察家担心正发党政府正在改变土耳其的亲西方定位。不过，这是一种很西方本位主义的观察。虽然厄扎尔调整了土耳其向西的策略，但并没有忽视加强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他强调的是土耳其的“桥梁作用”，其目的是使土耳其能够与西方竞争，并争得西方的支持与合作，同时借助于这种合作来平衡土耳其国内的凯末尔主义反对派。其实，土耳其追求的多元化就是在亲西方的这个倾向之外，再加上伊斯兰倾向、地区主义倾向和东方倾向。正发党只是延续了厄扎尔时代的传统而已，毫无疑问，亲西方仍然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基本底色。加入欧盟、与美国建立紧密且多元的双边关系，符合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在未来仍会是土耳其外交的主线。尤其是埃及“变天”后，土耳其很有可能成为美国在中东更加倚重的对象。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崛起的土耳其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仰仗西方鼻息，而是试图使外交格局更加多元化，谋求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地区性大国。
土耳其启示录
在正发党执政的近十年中，土耳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并积极谋求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中东国家。当前，中东的很多国家正面临政权不稳、政治动荡的危机局面，土耳其这边却风景独好。如果说存在一个比较成功的土耳其模式的话，那么，它能够给周边乃至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什么样的启示呢？
政治转型必然伴随着社会动荡和阵痛，不能以正发党当前的成功抹杀土耳其过去数十年探索的努力。前文提到，土耳其在形成今日之成功局面以前，也曾经历了长时期的政治不稳定阶段。现代化的全球化与普遍化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大势，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面临着重新进行战略选择和文化调适的问题。土耳其在历史上很早就开始现代化追求，无论是凯末尔时代的改革，还是二战后的民主化进程，对土耳其社会和政治来说，都经历了多次阵痛。
正发党在土耳其的成功也促使人们反思穆斯林国家的伊斯兰政治问题。一些国际政治学者经常会提出伊斯兰教与民主是否能协调的问题。土耳其的历史尤其是正发党的政治经历表明，这个问题可以有肯定的回答。但是，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条件值得点出来。首先，土耳其长期和坚定的世俗现代化成就是正发党正常运作的社会和政治大环境。正发党的前身因为过于倾向宗教激进主义，而多次被以军方为代表的土耳其世俗力量所压制，最终，脱胎于伊斯兰主义政治的正发党不得不提出了更为包容和现实主义的政纲，显示出对现代性、多元主义和自由民主的认同，以及被“驯化”后更加强调政绩的务实倾向。其次，在前述大环境下，世俗主义的反对党自身也需要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对伊斯兰主义政党执政形成有效的制衡。凯末尔亲手创立的世俗政党――共和人民党，是土耳其世俗主义力量在政治上的代表，该党由于历史的包袱和僵化的意识形态，几乎从未在民主制时代单独执政过，但作为当前最大的反对党，它正在进行新的整合，他日有望形成对正发党一党独大局面的制约。
随着正发党日益巩固在议会中的多数地位，一党独大政治格局下的威权主义倾向在该党领袖埃尔多安身上也日益表现出来。在正发党治下，保守的伊斯兰势力也日益控制了土耳其的电视、报纸和广播等媒体。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反对党要维系土耳其社会的世俗特质，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与挑战。如果正发党在执政过程中利用其多数派的优势地位，继续推动土耳其社会的伊斯兰化，势必会再次激起土耳其的教俗之争，在特殊时刻是否会再次出现军人干政问题，仍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