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0年或20年，中国企业还能是本土经济的主角吗?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营经济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已成为推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据国家统计公报显示，到2002年，全国民营经济完成经济增加值 49663亿元，占全部增加值的48．5％；上缴税收6291亿元，占全部税收的 37％；就业人数达到27408万人，占全部就业人数的74．3％完成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的20％(见表1)。这充分表明，民营经济在拉动经济增长、解决社会就业、促进技术创新、增强经济活力、为国家创造税收和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民营企业在中国的企业中还是“弱势群体”，多数民营企业还处于创业后的成长期，而且仍然遭受着某些歧视性的“非国民待遇”，如融资渠道不畅、不平等竞争和行业进入限制等等。中国民营企业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中国经济如何避免重蹈“拉美化”覆辙?是每一个有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民营企业家们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拉美化”的教训
“未来10年或20年，中国企业还能是本土经济的主角吗?中国经济将谁主沉浮?”这种沉重的思考，正笼罩着中国企业界。
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小题大做，而是源于对中国经济的“拉美化”之忧。所谓“拉美化”，是指拉美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选择“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虽然经济获得了阶段性的快速发展，但由于丧失对本国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至今在一些领域造成的阴影还挥之不去。
为了发展经济，20世纪50年代，拉美国家广泛推行的是“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化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拉美国家普遍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大大削弱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由于拉美国家割裂了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难以获得国际分工中的比较利益，所以，从 60年代中期开始，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化道路，遇到了诸如市场饱和、产品很难打人国际市场，企业效益低下、失业人口增多，财政赤字不断加大等严重问题。
进入70年代，拉美国家重新加强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直接干预，试图推动“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化升级，向高层次发展。结果虽维持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但“进口替代”模式的诸多矛盾没有解决。于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以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其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国内资本市场，放开利率；大幅度减少或取消对信贷的限制；降低进入金融部门的壁垒；降低银行准备金率；对一些国有银行实施私有化；允许在国内开设存款账户以及逐步放松对外资流人和流出的限制等。
然而金融自由化也不是包治百病的， 80年代初，拉美国家脆弱的经济受到来自国际市场变化的严重冲击，先后陷入了自 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与此同时，拉美国家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本国经济，普遍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政府大量举借外债，国营企业、公营银行在政府的担保下也向国外大量借债。结果又使拉美国家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见表2)。
进入90年代，拉美地区依旧不得安宁，又相继爆发了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 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直到现在，拉美金融危机悲剧还在不断重演。据统计，从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拉美地区的人均收入仅增长了1／10，本国货币对美元贬值平均下跌50～70％左右，各国GDP平均下降 5％以上(见表3)。
我们不能否认，金融自由化使拉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金融压抑，带来了本国的经济增长。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金融自由化也使拉美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社会矛盾日趋恶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德米尔哥?昆特(Demirs Kunt)和德待拉贾凯 (Detragiache)对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他们认为金融自由化的过度实行和实施顺序的错误，以及实施条件的不具备等，是导致拉美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拉美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过快地推行金融自由化；往往会引起该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使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增强。因此，过度的金融自由化是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
警惕“外资崇拜”和“内资歧视”
外资是拉动中国GDP高速成长、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当跨国公司在最优惠开放政策吸引下大举进入我国垄断性领域的同时，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仍然被捆着手腿脚，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这样的“不平等”竞争如果再持续10年20年，岂不就重蹈了拉美国家的覆辙？
更令人担忧的是，某些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仍然存在这样的心理：他们既不相信国有企业能搞好，也不信任民营企业能做大，于是为了“寻求政绩”或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盲目争相引进外资，过度超前开放，甚至大搞“外资崇拜”和“内资歧视”。如此下去，中国的民族经济靠谁来振兴?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对外开放中，为了有利于吸引外资，制定了各类外商投资法律法规，向外国直接投资者提供了较国内企业更加优惠的待遇，即“超国民待遇”，但同时对内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却实行了严格限制，即“非国民待遇”(见表4)。
为什么要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
因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资本实力，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几十年。同时，由于当时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经济的主体是公有制的单一结构，不具备国外投资者希望得到的更适合于国际规范的投资环境。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有必要提供一些优惠政策，使他们能够形成一个较好的投资预期，有利于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资金短缺的状况就已经得到了根本改变，而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在他们把大量利润汇到国外的同时，先进的核心技术并没有留给我们，比如中国汽车工业合资20年，一款高技术含量的车也没有开发出来，满街跑的都是“贴牌车”。实践证明，以“市场换技术”的开放模式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避免重蹈“拉美化”之辙
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这标志着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国际经验显示，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即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即面对各种矛盾处理不当，走向贫富悬殊、失业激增、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
面对这样两种前途，我们肯定是选择前者，尽量避免后者的出现，那么，中国经济如何避免重蹈“拉美化”之辙呢?
1、加快政府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建立制度化的民主决策机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认为，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利益已经开始分化，并形成了不同的利益主体。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诉求，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些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声音容纳进来，使这些不同的利益和声音能够在一种正常的宪政体制里表达出来，通过互相的冲突和交流形成某种决策的话，就容易出现拉美国家“政府无为”和社会失控的危机。因此，我们必须推进政府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化民主决策机制，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新一届政府关于政府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三个目标：一是要建立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包括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二是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三是要接受各方面监督，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听取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意见。这些改革措施，为我国建立更加制度化的民主决策机制奠定了基础。
2、避免对外资的过分依赖，加快扶持民族企业的成长
目前，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了拉美国家经济，外资已成为拉美经济的绝对主导，本土企业完全被边缘化了。比如美国的跨国公司通过独资、合资和其他形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拉美70％以上的资源开发和原材料生产；巴西100％的汽车工业，57％的化学工业，76％的家电业，60％以上的电力工业都是在美国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
目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高达60％以上，2003年我国的外贸经济达8000多亿元，其中有60％以上是加工制造产业。如果这些经济主要控制在外国资本手里(见表5)，形成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就有可能导致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受制于人。因此，在开放中我们一定要避免对外资的过分依赖，加快扶持民族企业的成长，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人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
3、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掌握改革开放的主导权
阿根廷和智利从富裕国家沦落为穷国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按照垄断资本设置的标准去调整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丧失的是改革的主导权，得到的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开放市场与保护市场是市场经济内在的、相互依托的两个方面。片面强调哪个方面都会导致经济生活失常。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也是社会不可偏废的两个基本要素。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必然会使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拉美国家在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之后，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大量民族企业倒闭，外资一统天下，国家经济完全成了依附型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基本丧失了干预经济的能力，面对跨国公司的压力，国家已经很难把握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命运。
在金融开放和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如何趋利避害，防止潜在风险，维护本国经济和金融主权，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4、加快提高本国的资本积累能力，保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加入WTO意味着我国要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但开放国内市场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也不意味着对内资企业要实行“非国民待遇”。相比之下，营造平等的法律、制度环境，会比短期的政策优惠更具有吸引力。
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说：“事实上，美国才是全球最不开放的市场，它有各种标准、行政限制，但美国却要求全球的其他市场要开放。这就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日常政治主题。”其实，既要保护本国市场，又要实行海外市场利益最大化的不仅仅只有美国，日本不也是谴责美国人市场“盾牌”意识太强的同时，却又对中国农产品的进口进行限制?欧盟甚至连我国的一个小小打火机也要挥舞技术壁垒的大棒加以限制。这就是说，每一个国家在力图打开别人的市场的同时，也在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市场。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开放自己的市场，而必须学会在开放中保护自身的利益。
5、要提高本国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努力控制和掌握核心技术
关于中国汽车工业是走“巴西道路”(完全开放模式)，还是走“韩国道路” (自主发展模式)，在喋喋不休的争论时，一位长年研究中国汽车工业的人士大声疾呼：别争论了，中国现在走的就是“巴西道路”!不是吗？在2003年上市的数十款新车中，大部分是合资企业通过全散件组装和半散件组装的方式推向市场的，汽车新产品开发的重要环节基本上被外商所控制。
拉美国家的教训，使我们清醒地看到：跨国公司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而在投资和建厂时都非常注意对高端技术的保护。在这种由外资进入引发的国际交换中，作为发展中国家，只是其劳动力参与了国际资本循环，而没有或很少有先进技术的沉淀。因此，外资主导型的开放经济并利于受资国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实现技术升级。
长此以往，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开发，特别是自主研发的能力就会丧失殆尽。而发达国家在选择对外投资对象时，始终是“唯利识途”的。一旦更有吸引力的低成本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后，跨国公司就会纷纷把投资转移过去。这是由跨国公司追逐利润的本性所决定的。因此，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不断提高本国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努力控制和掌握核心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