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的移动通信市场正被两种牌照搅动得无法安宁。整个产业链正面临从头到尾的大洗牌，数千亿规模的市场正在进行全面启动前的利益博弈，各方利益集团正紧锣密鼓地通过代言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代表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3G牌照何时发放？发几张?采用哪一家的技术标准?这是国内的6家通信业务运营商及全球数十家主要的通信设备供应商们朝思暮想的事。
手机牌照的发放方式如何更改?何时启动?首批核准几家?这是瞄准中国市场的国内外上百家手机生产厂商迫切想知道答案的问题。
而这两种牌照又串在于―个产业价值链上：3G的启动时机和标准会直接影响大多数手机厂商的战略布局。跟还是不跟?跟多快?跟谁?没有人能绕开这些麻烦的问题。
不过，无论这些通信市场的玩家们如何抱怨，他们得到的，毕竟还是“甜蜜的痛苦”――移动通信市场的利润目前还保持在高于一般行业的水平之上，仍是一块值得深挖的宝地。
从信息产业部公布的最新信息看，中国的移动通信用户在去年底已达到3．3亿，占全球约20％。而被严格定义为固话延伸的小灵通，去年的用户数也达到前年的2倍。许多新业务的增长率都在相当高的水准上。这还是在第二代的GSM和2．5代的CDMA技术平台上实现的。如果以衍生服务丰富多彩而著称的3G系统全面启动，这将给通信运营商、设备供应商和手机生产商带来多大的市场想象空间?没人能知道。一张3G网络的投入可能就以千亿计如果是3张、4张呢?而3G服务开通后的手机换机狂潮又将给手机商们带来多少机会，同样没人能看得清。
市场方面的问题，那些市场老手们自信能解决。但是，进入市场的通行证，就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没有它，他们的梦想即使不会完全落空，也要大打折扣。
3G牌照的沉重使命
联通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已经问了很久。虽然，今年初国资委专门提前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否认了联通将遭拆分的消息。但是，一句“没有明确方案”的表态还是留给人无穷联想。正如观察人士指出：这个简短的10分钟发布会意味着没有说绝对不拆联通，也没有透露有几种方案在研究。更意味深长的是，传闻中将合并联通的中国电信的董事长兼CEO王晓初，在国资委对传闻进行“辟谣”还不到一周时间后，即建议由电信与网通联手收购联通GSM和CDMA网络其中之一。
在电信业的改革方案中，对移动、电信、网通、联通、铁通、卫通6大基础运营商进行合并重组已是必然。无论是“四合二”、“四合三”和“六合三”计划中的哪一种，其背后的主要决定力量实际上是3G牌照的数量。对前4家中的任何一家来说，得不到牌照，即使得以保留也同样意味着死亡。而4张牌照将带来的显而易见的重复建设，又是管理部门决不愿意见到的。牌照，在此时不仅代表技术的升级，也考验电信改革的决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因发牌而来的联通内部目前的人心惶惶倒可看作是改革的必要代价。
3G牌照的使命还不仅在此，它更为沉重的任务是：为全球三大3G标准中的中国标准、以大唐电信为主开发的TD－SCDMA(虽然在核心专利中中国也仅占5％)保驾护航。与CDMA2000和 WCDMA技术相比，TD-SCDMA技术至少要落后3年。目前CDMA2000在全球有超过8000万用户，WCDMA也有超过600万的用户。前两种都已经安装使用数万的基站，CDMA2000终端400多种，WCDMA有30多种，而TD－SCDMA尚没有商用基站和商用终端，但是，这是决不能放弃的技术高地。
可以说，TD－SCDMA的商业化进程直接影响了3G牌照的发放进程。无论是从通信安全还是实际利益考虑，在 3G全面启动之时中国标准缺位，这是管理部门要尽力避免的局面。他们发放牌照的拖延也许正是在等待中国标准的赶上。
管制下的怪胎
与3G牌照承担的诸多使命相比，延续了数年的手机牌照经过市场变异，已越来越像一个管制怪胎。甚至，这种牌照的命运一开始就走了样。
从1998年12月31日信息产业部和前国家计秀发布著名的“5号文件”开始，信产部一共颁发了49张牌照，其中，GSM手机牌照30张，CDMA手机牌照19张。在这些牌照中，GSM手机牌照发给了13家合资企业和17家国内企业。而CDMA的19张牌照中，除了摩托罗拉一家外资企业外，其余全都颁给了国内企业。
粗看起来，牌照的分布准确体现了“保护本土企业免受外来冲击”，以及“避免行业过度竞争”的初衷。但实际上，目前市面上的手机品牌至少是牌照数量的两倍以上。对外资品牌而言，利用强大资金实力，通过种种变通方式，想进来的都进来了。而对本土企业，行政审批的遥遥无期，以及借牌经营的高昂成本，让众多手机厂商备受“坐失良机”的煎熬。由此派生出来的牌照经营之乱象，已严重阻碍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奥克斯苦盼手机牌照无果之后，借助《行政许可法》出台的东风，联合一众“贴牌联盟”的黑户兄弟，一怒而将信息产业部告上法庭，不过是种种乱象的必然结果。
据统计，在拥有牌照的企业中，自己进行生产、推广和服务的只有十几家，甚至有的厂商连一条自己的生产线都没有，长年在不同的合作企业间游走。其他企业想进入该领域，就不得不收购或者与其合资以取得合法身份，更多的企业则是借牌或贴牌来开展经营。目前，一台手机的贴牌费已达到40～60元，牌照拥有者一年的提留费总额可达到15亿至30亿元。牌照门后的“民族工业”已部分蜕变为以收租生存的“寄生虫”。
现在，一度被紧闭的大门终于露出丁胃一丝曙光。在手机牌照从审批制改为满足条件就可申请的核准制，并由国家发改委负责把关后，一批长久等待的企业看到了希望。据悉，在今年3月就有可能发出第一批新的牌照。
对首批以深圳金立为首的内地企业、以明基为代表的台湾军团和2家外资公司等10家申请企业而言，他们不是在门外排队，而是早在门里蒙面作业。他们的投资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在研发、生产、营销等方面的投入程度决不亚于那些获得牌照的企业。他们需要的，只是“正名”而已，以便能进行更大的投入。
在金立和明基身上，是最能看出手机牌照的尴尬和扭曲的。
金立老总刘立荣以做金正起家，在2002年从DVD转至手机行业后，依靠丰富的做消费电子市场的经验和一批多年跟随的各地电子产品经销商，很快异军突起。2003年，在波导、TCL、夏新等“正规军”之外，在借牌经营的阵营中，金立以超百万台的销量堪称是一匹最黑的黑马。2004年，在外销业务中也进入国产手机前列。当它在2005年喊出销售350万台、进入国产手机前5名的目标时，同行们知道，这不是金立的狂想，而是它应有的收获。
虽然在自己的手机上连金立的名字都不能出现，但让一半的员工做研发，在全国设立2．5万多个销售网点，与约30％的经销商建立股权纽带，他们对手机市场的认真完全不像是一个没有身份的“黑客”。鲜为人知的是，在2004年11月央视2005年度黄金段位广告招标中掷出1．0622亿元的手机“标王”――777号，其真正的投标者就是隐身在所借牌照后面的金立。它已在为今年正式拿到牌照后的市场大进攻作准备。当类似金立这样的借牌企业都将每年数千万的贴牌费转化为市场营销费用时，行业的重新洗牌将不可避免。 台资的明基是另外一个典型。作为全球第五大手机制造厂商，并在手机领域拥有上百项专利，明基有实力在任何市场上竞争。但是，在大陆市场缺少一张至关重要的牌照，使得在明基生产的1600万台手机中，能打着“BENQ”牌子(明基自有品牌)面世的不会超过100万台，仅占6％。对品牌异常看重的明基曾固执地要自己取得一个政府颁发的100％“手机销售牌照”，而不是利用合资、人股、收购等方式间接获得。4年的无功而返让它不得不在去年初退而求其次――使用“借牌”的方式进入内地手机市场，与中电通信公司(CECT)合作推出双品牌手机。今年，对拿到牌照是如此有信心，明基甚至已提前找好了手机形象代言人。
手机牌照审批制度的失败再次证明，过度竞争和过度垄断都是成熟市场的杀手，我们要对它们保持同样的警惕。在奥克斯事件中，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予以声援，他指出：“现在有一个不好的趋势，好像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有所增强，市场的作用反而削弱了。”手机市场的现状已清晰反映了这种变化的后果。
而政府管理部门如何听取和回应各种利益诉求，如何处理对其管制经济方式的挑战，建立高效率的纠错机制，将决定各种各样的牌照带给市场的究竟是祸还是福。
技术变局还是竞争角力? 赵杰
当前，胡鞍钢教授发表“3C世纪报告”以及阚凯力教授的反驳而引起的学界争论愈演愈烈，学者们讨论的内容已经跳出于单纯的“3G是否要上”以及“3G什么时候上”的问题，而深入到中国电信市场的改革和开放、政府监管体制变革和市场竞争格局的选择等诸多层面。有人预测，3G牌照发放问题，将继1998年以拆分中国电信为标志的第一轮电信重组之后，引发中国电信业的第二轮重组，撼动中国电信市场的竞争格局。 ，据通信技术专家的介绍，3G技术能让用户把移动通信从语音改变为数据加语音，并且把数据传输的速度大大提高；3G将牵动产业链的变化，带来运营商运营模式的变化；3G将改写通信产品制造业的格局。所以说，3G发牌，是涉及中国电信技术升级的重大战略选择。
3G投资涉及上亿元之巨，3G标准的选择、发牌时间的选择、牌照数量的选择，既涉及技术发展判断、市场需求判断，又涉及对现有电信运营商的整合，以上任何一个因素，无不会引起中国电信业的竞争格局的变化，引发国人对电信决策机制和电信监管体制改革的关注。
我国政府在2001年制定了3G基本策略――“积极跟进、先行试验、培育市场、发展市场”的16字方针。3G对国家长远利益而言是战略选择，这种审慎决策、适时推进的方针和策略是稳妥的。1月12日，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在全国信息产业工作会议上明确地说：“今年将适时提出中国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3G)的决策建议。”信产部近期公布的“3G外场测试”结果显示，三大3G标准中的WCDMA和CDMA2000已基本通过各项测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也在快速成熟与发展中，预计今年6月可以提供商用。这表明，开展3G推广，技术因素已不是障碍。因此，在近期3G决策的争论陡然升温，电信市场整合的抉择受到关注。
就电信市场竞争而言，不同的利益阵营是客观存在的。对电信市场的潜在进入者，特别是电信设备制造商而言，他们更为急切的是进入3G市场，分享电信垄断市场的优厚利润。据初步测算，建设―张覆盖中国的3G网络，其初期投资至少600亿元左右，而随后的投资会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和网络覆盖的完善，达到千亿元级水平。他们笃信：3G路线不管早走晚走，都必须走。既然必须走，为什么不早点放行呢?就是说，对电信市场的未来竞争者而言，他们希望借3G技术带来的市场进入的“东风”，在中国电信市场中占有一个立锥之地，以待分未来电信市场一杯羹的焦急心理，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急于发展的迫切要求，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从目前电信市场的竞争格局来看，电信运营商尤其是现有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运营商，不会着急：因为推迟发牌，延缓技术升级的决策，意味着延迟竞争对手进入市场的时机，可以坐享现有电信市场之利，分得个钵满盆满再说。
胡鞍钢教授和阚凯力教授的观点反映了不同的利益主体对中国电信市场的看法。对“胡阚之争”的讨论升级，恰恰是放大了各方利益主体对电信竞争与垄断状况的不满与牢骚。胡鞍钢主要从电信市场的潜在进入者的角度看问题(从对电信竞争格局不满意的角度而言，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消费者的利益)，得出开放至上的结论，眼光比较长远。阚凯力更多地从3G技术的市场“成熟度”和国家审慎而稳健的决策方针出发，为目前在发3G牌照上的缓慢节奏作注脚。中国电信企业能杏抓住3G这个电信技术升级的机遇进行结构调整、优化配置，关键是现在启动中国3G市场的环境成熟不成熟。而能否借技术变化撬动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实现技术升级的演进与市场竞争关系的调整的互动，关键在于多方利益的博弈。关键在于社会对电信市场决策的参与机制是否健全。一个技术争论与一个利益争论纠缠在一起，确实令人眼花缭乱，不知云里。
胡鞍钢和阚凯力的言论最激烈的交锋领域发生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政府是否被俘获?另一个是现在中国发展3G，其市场环境的成熟度对技术的承载和消化能力如何?我认为，要得出“国家被俘获”的结论，必须看公共政策的市场绩效，而不能仅凭假设与动机、表象与推理来推断。尤其是电信决策的变化，是否在价格和服务方面侵害了消费者利益和权利，是否导致消费者福利降低；而避免“国家被俘获”，必须靠科学、民主、规范的决策程序，靠决策方案的“优选”。而关于发展3G的市场成熟度对技术的承载和消化能力问题，我们需要在进行翔实而严谨的科学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充分交流异见，努力求得共识。
胡鞍钢和阚凯力的言论被广泛关注的背景，是中国的电信消费者、电信行业的潜在进入者对目前电信市场里的竞争者和监管者都不满意。现在的几大电信运营商虽然已经上市，但都是从传统国企改制而来，与电信监管者仍有千丝万缕扯不清的关系，造成目前电信产业利益纠葛，电信行业改革步履艰难的局面。特别是电信监管改革滞后、监管者职能缺位，造成的目前既未打破垄断、又有“过度竞争”的局面，对电信市场通过良性竞争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体制的阻碍。
值得欣慰的是，这次论战的一大亮点是：不少关注“胡阚之争”的评论都将经济学家“技术上的硬伤”与发展繁荣中国电信业市场竞争格局的良好愿望相区别，为经济学家关注、研究3G的壮举叫好。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市场与产业室主任史炜，在评论胡鞍钢《中国3G世纪报告》后，也肯定了胡鞍钢作为电信产业的局外人对电信产业发展关注的积极意义。他说：“胡教授摸了3G这个老虎屁股，而且引发了一次引人关注的大讨论，就这一点来说，胡教授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还强调，对于电信产业的研究，经济学家应多向技术专家请教，而技术专家应学习经济学家的视野。
也有不少评论，提供了3G市场发展的国际国内状况的对比资料。这些在批评与论战中提供给公众和决策者的技术资料与市场信息，都因处于“论战”氛围，显得格外谨慎和翔实。现代传媒也为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不同产业利益的代表对3G这个国家重大技术发展战略决策的意见给予极大的报道热情。在这次争论已经为社会普及“3G的技术与市场”知识的情况下，简单将3G问题的公开讨论称为炒作是不对的，这既不利于保护社会各界对电信产业发展的关注热情，也不利于集思广益形成科学决策。 前些天，关于3G技术选择的争论，已经波及联通，波及中国电信运营商竞争结构的重组与调整：“两两组合”的传闻是形成以“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中国移动”四网合二的架构；“六合三”传闻则是“中国电信＋中国铁通”、“中国移动＋中国卫通”及“中国网通＋中国联通”，其中曾经肩负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使命的中国联通的C网和G网将分别分拆到中国网通和中国电信当中。这样，中国电信行业将形成中国网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三家全业务的电信运营商，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全业务的市场竞争。
虽然1月28日国资委新闻发言人杜渊泉表态，中央企业改革重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被拆分目前无明确方案；部分媒体关于拆分中国联通的报道是不实的。但是，3G争论所引发的电信业重组活题的敏感性，却难以降低。因为这是两个相关度极高的议题：如果技术上已经确定是要发3张牌照的话，肯定要拆掉一家。那么从目前联通的C网和G网并存的现实情况来看，联通被拆就不是“空穴来风”；如果3G发牌需要一个较长时间才能实现的话，当下，联通作为一个优良资产的知名企业，就绝无道理被拆分。联通作为新的运营商，以打破中国电信市场垄断坚冰的目的而设，命运却被技术因素拖累：一方面新的CDMA网络需要投入上千亿的资金进行建设和升级；另一方面，作为维系联通生存的GSM网络又得不到充足的资金支持。
与其说2005年是中国3G元年，不如说2005年是电信业借技术升级实现竞争格局变革的元年。无论今后在市场竞争的变化还是在电信监管体制的变革方面，现实的步伐能否迈开，或者迈多大，3G争论启动了各方利益在中国电信市场博弈进程的前奏，是毋庸置疑的。
“3G是否要上”以及“3G什么时候上”是个技术和市场选择问题。但是，技术升级时机、方案、程序的选择，离不开公众对电信市场决策的参与。在电信营运商、设备制造商、国资委和信息产业部体制转变和关系磨合的过程中，对技术选择、竞争格局、对外开放等涉及中国电信企业当期利益损益与未来市场定位等关键问题的权衡与取舍，还需要消费者、运营商、大投资者、监管者多方的利益表达，还需要经济学家、电信专家的科学论证。
3G牌照的技术选择之争被引入市场监管体制变革之争、电信市场开放之争、消费者参与电信市场治理之争，争沦从技术经济层面升级到全社会参与电信市场建设，反映了诸方力量对国内电信市场“大蛋糕”切分的关注，反映了消费者、电信市场的潜在进入者对电信服务内容积极评价的态度。经济学家的报告及其引发的社会关注，实现了对电信技术选择战略决策的公众参与，它在公众参与电信市场治理方面是积极的。
因此，透过“胡阚之争”，我们能感觉到，在31．3牌照技术选择争论背后，各方对新一轮电信市场建设的角力已经拉开帷幕；3G技术选择之争的实质是各方力量对未来电信市场建设参与权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