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是耶稣会的传教士，历史上第三拨来华的基督教人士。元朝那会儿，他的意大利老乡马可波罗在游记里记载着，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建有也里可温寺。“也里可温”，就是“拜上帝者”的意思。那是第二拨。再早的，是唐朝的景教，传教士阿罗本受到唐太宗特派仪仗队隆重欢迎的待遇。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思脱里派，聂思脱里5世纪任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景者，光明正大之义”。
前两拨，热闹一阵之后，在中华文化里几乎没留下一丁点痕迹，消失得如同蒸发。有人说，那是因为当时中华文明正如日中天，像海洋一样把西方的涓流同化于无形。等到利玛窦东行，却可说结果累累，单凭他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已足以让他无法轻易消失。
《利玛窦中国书札》，收录的是利玛窦当时写给他的会长和朋友们的书信，从中可见利玛窦对自己中国经历的坦率描述。
对部分中国读者来说，以下内容可能会是最先引发兴趣的部分――
(1)这就是南京，那座在中国人的眼中，世界上最壮观美丽的城市。事实上，我也认为这是所有这些东方城市中最美丽的。而且，毫不逊色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城市。
(2)我发现了他们那十分完善的治理国家的方式，而且比人们传说的还要好。没有任何宗教的组织结构能够与他们的立法制度相比拟，非常规范，各司其职。
(3)如果说中国没有伟大的哲学家，应该说是因为他们从没有过真正的哲学。但是，一旦有人教给他们，那么，我认为，他们不仅不会逊色于我们的哲学家，而且，还会在许多方面超过我们的。
(4)这个国家幅员辽阔，重视读书，人们的文笔精彩。对科学很感兴趣，但是，很藐视武力。
中国人的生活场景想必总有令他愕然不解之处。今天想来，一群明朝人与利玛窦站在一起的情形，颇能激起不乏幽默细胞的人会心一笑：
(1)中国人十分崇拜一些神像，可是，当他们的愿望未能实现时，他们会毫不留情地砸毁这些神像。可很快又会平息下来，一如既往地再拜其他神像。
(2)由于我们的建筑风格与他们的截然不同，我们便成了他们参观的对象……他们终于把我们的会院都参观遍了。如果要是收门票的话，我们还能赚一些钱呢。
(3)每当我到一些人家拜访时，都得到了盛情的款待。他们都为我的到来感到非常激动，摆上家里所有的一切，尽可能地让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而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会从各个角落里冒出来，跑来看我。
作为传教士，利玛窦谈得最多的是信仰。“仅仅就内在而言，如果没有天主，也就没有内在的崇高精神境界可言了。”――在他看来，中国人缺乏崇高的精神生活，“他们将现世视为天堂，沉醉于盛宴戏曲、歌舞笙廷和世间一切陋习”。晚明的社会风气有股烂苹果的味道，但显示利玛窦过人之处的并非这种旁观姿态的批评，紧接着他说：“正像世界各国的高官显贵们一样，他们也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尽情地享受着这一切。”
这句今天听起来很平常的话意味着，说话者在400多年前已到过许多国家，清楚人性之恶的相通与雷同，其视野不为民族、人种所限而有偏颇。他同样坦承，那些被派到中国的传教士，“有许多德行并不是很高尚的神父和长上。他们不但不热衷于信仰皈依，而且，甚至对此充满了仇恨”。
他念兹在兹的传道，是从举办“欧洲远来异物”展览开始的。“我用这些世界地图、地球仪、自鸣钟，星盘和其他作品给人们讲课，在当地人中赢得了世界上伟大的数学家的称号”。“他们特别对三棱镜感兴趣……认为三棱镜比钟表、天鹅绒和其他东西都奇妙”。“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出于对我们的绘画、印刷品、圣像和钟表的好奇才来的”，这些登门拜访与礼貌的回访，被利玛窦视为传教的机会。
一次，利玛窦身体不适，中国朋友“让我告诉仆人谢绝访客，说我不在家。我告诉他，我们不能说谎话。他听了笑道，在中国这并不是罪过……他说：‘这片土地是礼仪之邦。可是，我们仍经常说谎，而且毫不在意。’……后来在人们中间流传着我们不说谎的说法……在这里，人们言行上有些不拘小节，于是就将我们的行为视为奇迹。这也为在他们中间传播基督信仰打下了基础”。
而另外一次以德报怨的行为。让当地人对他们的印象大为改观。传教士为抢劫他们财物被抓获的劫匪而向审讯的官员求情，就是那次抢劫，使利玛窦的一只脚留下了终身残疾。
利玛窦死后，史无前例，万历皇帝御赐他安葬在北京二里沟坟茔。同在中国的传教士说：“如果我们的人能够达到利玛窦神父那样的水平，赢得他那样的声誉时，那我们真的可以说已经很成功了。”的确，其后来华的传教士，人文修养和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再也无人能出其右。
万历年间，中国还是很可以撑撑场面的。中西方恰好处于均势，那是儒耶相遇的蜜月期。打那往后，即便有一段康乾盛世，也不过是帝国的背影。再没有一个西方人，像利玛窦那样懂得欣赏并发自内心地赞叹中国的文明。
交往背后的实力对比，晚近以来变化太快，双方都不大适应。尤其是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心理更失了平和与耐心，教案与义和团的发生也就不显得突兀了。历史，就这样进入了缺乏修养的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