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最近几年发生突变，明显偏离了原有收入差距较大的范围，向拉美化的方向发展。收入分配形势的长期恶化是许多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落入的发展陷阱之一。 收入分配向来都是一个敏感话题。从2006年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开始，中国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在争议中走走停停。
在一个国家内部，当收入和财富主要掌握在极少数富人手中的时候，必然形成消费需求的短缺。这种挑战并非新事物，只是今天变得更为迫切。随着全球贸易出现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滑坡，内需问题再度引起注意，收入分配畸形正是中国内需不振的卡口。
今年4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显示高层试图通过收入分配调整真正启动内需和消费，尤其解决中低收入者消费不足的问题。
10月21日，有媒体引述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的话称，由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制定的收入分配调节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待批。但本刊记者了解，此一方案目前仍在发改委内部酝酿完善，年内无望出台。
文来会往式胶着
事实上，国家发改委早在2007年、2008年就分别举行了4次内部征求意见讨论会，组织有关部委官员和学者论证和修订改革总体方案。由于人事变动等原因，这项工作一度被搁置。
金融危机成了社会改革的一个契机。今年5月份，根据国家发改委的工作部署，收入分配调节方案制定工作加速，一系列专家座谈会相继召开。
“这是一份涉及面广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涉及政府、企业、个人、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调整。”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介绍说。上述人士坦承，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对存量财富进行调整再分配，“这其中涉及各个利益阶层，既复杂又敏感，阻力较大。”
他表示，这项改革很难入手，还因为涉及太广，它是一个各方面配套改革的结果。此项改革涉及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民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国资委等中央部委，协调起来难度很大。在意见的具体内容和落实步骤上，也仍有争议。例如收入的税费改革问题，在个人所得税几次调高后，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地方税收大量减少的情况。因此，个税改革与国家税制改革不能协调起来的话，收入税费调整也难以推进。还有对于低收入者收入的调整，如果进行财政补贴等手段，则需要支付的资金超过承受范围。这些都是绕不过去的难题。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表示，最难的在于如何解决劳资分配比例，使企业职工的工资能够合理地增长，分享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成果。国外主要是通过工会谈判来解决，但在中国，目前谈判还不是很普及，效果也不是非常明显。政府既要考虑初次分配怎么给劳动者更大的比重，也要照顾企业的发展，个中分寸不容易拿捏。
“收入分配问题，从浅层次看是经济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则主要是体制问题、政策问题。对收入分配问题，一定要从体制运行、发展战略、政策调整和宏观决策机制等方面来研究和解决才有成效。”杨宜勇说。
对于收入分配调节方案年内能否出台的问题，他表示，收入分配这一涉及全局性的改革，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有些政策不好预测会对宏观经济走势造成多大的影响，因此，政策的制定和颁布要比以往更加谨慎。
改革时间所剩无几
中国经济模式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对国内消费则不甚在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中国经济专家黄亚生表示，在政府刺激支出出台之前，消费仅占中国GDP的约33％，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
尽管中国一直表示要推动国内消费，但中国的家庭消费率却一直在下降而非上升。1985年，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为51％，而到2007年，这一比例降至35％，为中国历史最低水平，也是和平时期主要国家中的最低比例。
金融危机暴露了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巨大风险敞口。因而自危机以来，政策面一直将扩内需、调结构与保增长并列为政策目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归纳来看，短期政策包括，更好地改革市场流通渠道，方便供求匹配，并对家电和汽车消费进行补贴；中长期政策包括，推进医疗改革、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以期通过构建更好的社会网络，来限制预防性储蓄。
但这些措施显然还不够。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说，“在4万亿投资逐步到位的形势下，扩内需的命题依然来得紧迫，而收入分配不公将使经济发展后劲乏力。”
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经济学家许小年表示，不能指望新推出的医改和社保措施能对国民储蓄习惯和推动转向更多消费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参加医保的患者，也需要有一笔储蓄来承担医疗费用――前提是他们拿得出这样一笔储蓄。”许小年说。
国家发改委就业司司长张东生亦坦承，中国国民消费率偏低跟收入分配有关。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但能支持消费的资金有限；而高收入者消费倾向低，投资意向高。这样的结果必然是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劳动者报酬占比为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6年已下降到41％。与此同时，营业盈余比重由原来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在2000-2008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但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5.7％。这表明，我国国民收入结构失衡，特别是劳动者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不断下降，已明显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并限制了刺激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这种悬殊的收入差距，不只是体现在工薪所得者的工薪收入差距上，更多的是体现在劳务收入、财产收入等其他方面。”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表示。
不断拉大的差距，逐步缩小的收入比，极大压抑了居民的消费欲望，阻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催生了一大批“愤怒的中产”。日前中国社科院针对252名青年经济学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88.4％的受调查的青年经济学者认为：“收入分配是否公平，不仅引起各类社会问题，最终还将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专家指出，政府在涉及二次分配的社会福利等方面加大投入，也无法完全改变初次分配带来的巨大差距。要真正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根子还在收入分配领域。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信心并不是中国家庭消费相对疲软的原因，事实上，收 入低、财富积累少才是真正的肇因。为了解决需求疲软问题，中国政府必须刺激居民消费，以抵消出口下滑带来的影响。
在他看来，最迅速的解决办法是，政府将持有的上市国企股份分配给民众。这对消费而言，必将产生强大的短期效应。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推动企业经营利润提高、股票增值，消费者的有效需求将进一步得到支撑，带动经济持续繁荣发展。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当前分配结构的失衡表现在两个方面：在二次分配领域，百姓劳动收入增长赶不上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国民财富向政府倾斜；在一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企业财富向资本倾斜。
“政府目前需要做的，就是改革收入分配。刺激和释放民间消费。分配体制的改革有多大的力度，将直接决定整个社会分配格局的改变。”汪玉凯说。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表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为一项影响深远的社会系统工程，首先应规范初次分配领域的秩序，即创造平等致富的法制环境，逐步消除少部分人靠不正当手段暴富其中的机会。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产权收入问题，由于政府占有大量社会资产，导致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大量资产性收入被政府拿走了。例如住房市场，一半收益进了政府的腰包；二是垄断行业的垄断性收入问题；第三个就是警惕腐败和灰色收入。
发达国家之所以居民收入差距较小，主要是因为劳动者报酬所占的份额均在55％以上，经营盈余所占比重较为适宜，在20％左右，固定资本折旧占13％左右，间接税减补贴占比为10％左右。而那些长期落入中等国家陷阱的国家却是另一番景象，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重不到40％，有的长期仅占20％-30％，相反企业的盈利所占的比重奇高，均占50％左右，资本所得占比严重偏高，这正是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
重在行动
分配制度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古今治乱循环无不围绕着发展和分配而展开。1993年9月，邓小平和弟弟邓垦在谈话中说：“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少部分人获得了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时至今日，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现行收入分配制度已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经济学家郑功成表示，由于收入分配关乎各方面的切身利益，对政策的制定者而言，需要的不仅是勇气和决心，更重要的是在政策思维层面要实现新的突破。在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过程中，相关方面均应预留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倾听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唯有经过民意的充分审视和博弈，经过较长时间酝酿的收入分配改革，才能均衡兼顾各个群体的权益，起到预期的调整群体收入差异、提振经济快速发展的效用。
分析人士指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取决于许多深层次的体制和政策根源，远非一个改革方案就可竟全功。但在政策实施中，给出量化的指标、辅以大致的时间表，可更好地形成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