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弥合经济危机遗留下来的“创口”，过去一年，中央政府开足马力，批复了一批区域性发展规划，以帮助那些失去发展后劲的地方迅速恢复增长活力。中国区域经济的龙头地带――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也不能例外。
2008年9月16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目前，《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也在制定中。
但区域发展规划能否成为后经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摆脱羁绊的适用法宝，目前仍存疑多多。联系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各种工业园区和开发区的规划建设蔚然成风，最终演变成非理性的圈地热这一前车之鉴。目前的区域发展规划热，会否陷入另一轮非理性的概念炒作?扬鞭先行的长三角，又遇到了什么问题?能提供什么经验?
致公党近年参与推动了海峡西岸经济区、中部崛起规划以及重庆、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多个区域发展规划出台。为了推动长三角议题，他们耗时半年时间调研，将一揽子建议提交中共中央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这些调研由一位中央主席和四位中央副主席分别领衔。杨邦杰即是其中一位。
长三角一体化远未完成
《南风窗》：你们为什么会专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这个议题?长三角一体化的概念提出已经很多年，为什么现在还要提出促进这一区域的合作发展?是不是说，之前多年这种合作并没有取得根本性、实质性的突破?
杨邦杰：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长三角面临的问题很尖锐，在中国也具有典型性，比如浙江的出口型民营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上海的经济也受到很大影响。这时候研究长三角区域合作发展具有比任何时候更重要的意义，比如提升区域抗风险能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整合重组。
长三角区域在合作发展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比如公共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难以完全实现；区域市场一体化远未实现；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特别是水污染环境突出；缺少区域科技合作的协调机构以及中小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大等问题。 《南风窗》：您能否告诉我们，真正一体化的、完全经济地理概念上的长三角应该是什么样的?你们对现实中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状况是否有一个客观评价? 杨邦杰：按照经济学理论来说，完全经济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在经济、金融等政策上完全统一，区域内商品、资本、人员等完全自由流动。但这是经济一体化的最高形式，也是目前实际生活中很难达到的形式。
对于长三角的现状当然我们有一个评价。我们认为它还是当前全国综合实力最强的一个区域。以全国2.1％的陆地面积、11％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1.7％的国内生产总值、24.5％的财政收入、47.2％的进出口总额，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综合实力强、城镇体系较为完备的区域，具有区域联动发展的基础。
不过它也有问题，在发展上已经遇到瓶颈。上海、浙江两地缺少建设用地，上海就搞了一些沿海填海，比如洋山港的建设，但空间毕竟有限，所以他们的一些产业就都往苏北和安徽发展；浙江就建设连海大桥，往舟山群岛发展。另外，浙江也缺技术和人才。我们到浙江调研时，发现他们的很多企业研发中心是放在上海的，因为许多人不到浙江去。以前的温州模式，虽然民营经济搞得很好，但低档产品较多，需要进一步做好发展规划。他们需要技术支持，否则产品就没有出路。借助上海的力量，就会好很多。从江苏来说，有个苏南和苏北怎么实现协调发展的问题(苏北是个农业区)。现在安徽省既有土地，也有承接产业转移的需求，它也想参加长三角的发展，所以我们推动长三角规划，也要把安徽拉进去，否则长三角就没有发展的资源了。
长三角还面临最突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产业同构现象。比如汽车，两省一市包括安徽，都搞得很大，生产布局重复，产业集中度低，低水平重复建设比较明显。产业的竞争性大于产业的互补性，影响了长三角整体性竞争优势的发挥。
《南风窗》：行政体制分割带来的壁垒和门槛是不是一个问题? 杨邦杰：现在回过头来看，行政体制分割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区域发展里面都存在。美国也有，每个州都有立法权，也面临南部的发展和西部的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我们的这种行政体制，尽管在长三角有―个分割的问题，但我们认为它不是区域合作发展的主要障碍。
当然，每个省都有相应的GDP追求和责任考核，但也要看到―个内在的联系，就是要发展的话，就必须认识到互补性和合作的必要性，大家可以坐下来商量。几个省的领导在调研中我都见了，在这一点上，不是很难协调，都有共识。应该说孤岛经济现象是不存在的。这和以前的发展状况不太相同。
在当前的压力下，不合作，不互补，就不会有发展。比如产业转移，上海可以把它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出去，安徽有这个要求，苏北也有这个要求，这需要他们进一步协商。而且，中央的调控能力是很强的。比如发改委，制定长三角规划，产业的布局可以协调；比如科技部，可以协调三省科技平台建设；再比如环保部，也在协调几个流域的保护和治理，这都是得心应手的事情，别的国家还不一定能做，所以就不存在难协调、难调控问题。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洋山港的建设，涉及舟山的一些港口，几个岛都是舟山的，要是在别的国家这件事就比较难办。但中央要下决心去做，那就好办了。洋山港横跨两个地方，中央既有投资，也有协调能力，这种大工程一上马，就可以把这几个岛屿利用起来。
长三角可以复制吗?
《南风窗》：长三角给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什么经验?
杨邦杰：在高速发展这么久之后，回过头一看，有经济危机和资源环境压力。大家的合作认识和相互需求是共同的，否则国家也不会推动长三角发展规划。其他地方认识不见得有这么到位。
另外必须加快产业升级，提高产业层次，增强对产业链的全面控制力，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浙江的制造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和价值链的末端。如果退回30年，“上海制造”也是中国先进制造业的代名词。现在虽然长三角的贸易规模很大，但主要还是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低端，档次也不是很高。贸易形式主要是加工贸易，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出口规模很小，很难在激烈的国际产业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在许多关键领域要掌握一批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造就―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能力的产业，是长三角地区在进一步对外开放中谋求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南风窗》：您在前面已经说过，长三角作为中国一个表现最优秀的区域，已经取得不小的成功，这种成功在别的区域里是否可以复制或再现?
杨邦杰：中央提出要将上海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还要成为商业中心 和制造业中心，这跟珠三角是不同的。珠三角“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中小型补偿贸易)的情况很普遍，量很大，档次也不是很高。上海主要还是要发展高端制造业，大飞机放在那儿，空间科学和最好的汽车产业也是在那儿，这跟别的地方不大相同。目前，长三角在新形势下的合作发展对其他区域是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
审视规划热
《南风窗》：现在各个地方都在争着向中央要规划。这里面会不会有问题?
杨邦杰：都在争取，而且中央的确也都给了规划。2009年发布了多少?可以这么讲，全国没有规划的地方已经没有了。中央只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从全局性去安排这些政策。反过来说，你地方上也要有这种积极性。我们对这方面也是非常非常关注。比如环渤海，现在还没有形成长三角的规模和水平，下一步我们也要做环渤海的调研，可以看看，长三角发展对它是不是能有所促进?有没有影响?
以前京津冀的发展不是很好。但这些年，国家发改委的规划出台后，应该说已经有相当大的进步了。那么珠三角呢，它的发展是因为改革开放后有香港在起带动作用。要是一个区域没有一个龙头去带动，发展难度也是很大的。
西部的发展，目前来看主要还是要靠中央政府，它没有区域优越性。2009年我在边境上跑了很多地方，特别是云南边境，西部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发展和沿海地区的发展还不一样。涉及民族等各种问题。
中部的发展，我觉得难度更大。中部范围太大，各省的特点不相同，目前看来各有各的发展规划。比如江西，主要还是想靠长三角，山西、河北肯定是向京津冀靠的。在中部的发展中，就存在行政体制分割问题，这的确还需要地方的认识跟上去，有些涉及一个省的，还比较好办，比如苏北的发展规划，还有山东半岛的蓝色经济区，比较容易一点。涉及区域性的，就不大好协调。而且区域规划做得很多，完全有可能搞成概念。不能自己想个名称出来，就去搞一个区域发展规划或战略发展规划，那是不现实的。 《南风窗》：争取规划是不是也算一种应对压力的办法?
杨邦杰：这是一种危机应对，他们有发展的压力，希望能得到发展的机遇，能得到中央的政策和投资关注。作用应该还是有的。比如以前我们在广西那边做调研，我们呼吁了一下，像百色这样的老区，经济很快就起飞了，高速公路一通过，大铝厂一上马，中央政府的产业布局很成功。所以为什么区域发展规划很重要?中央调控能力很强，中国政府这种调控能力，跟体制有关系，很多人也认为这是我们国家的一种优势。
当然，我们自己头脑要清醒。现在是投资拉动，但某些地区中央项目配套资金40％没有落实，投资项目一下去，很可能是半拉子工程，还是不行。怎么办呢?所以2010年的经济形势还是比较紧迫的。
另外，中央用很多基金去支持中小企业，一些专家就有疑问：你到底是用基金去推动它，还是用市场的力量、产品的力量去推动它?有的领导也说，都不知道这些钱应该分给谁，这么多企业，多如牛毛，只好认识谁就给谁。尽管是个笑话，但也不全是笑话，说明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还有一些缺陷。 《南风窗》：现在的区域规划热，应该避免什么问题?
杨邦杰：还是要避免忽视经济发展规律的冲动和盲目性。现在我们提出很多区域发展规划、计划，但有的是实现不了的。不能说这个问题很突出，但至少是存在的。
任何一个当领导的，都希望当地能发展起来，想要政策要投资，这是基本的出发点，也是值得肯定的。但这只是一种想法，他们想到的和看到的，窄了一点，对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有的地方不具备构成区域发展的条件，有些规划是很难推动的。
作为一个参政党，我们比较超脱，我们并不谋求什么中央政策和投资，也没有自己的利益，所以能够比较客观地站在更高的位置上观察这些问题，然后再向中央和各个地方提出来。比如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在川西平原―个城市开会，我就讲，川西平原都被消耗尽了，耕地都变成了建设用地，以后中国到哪儿去种粮食?我在给总理的报告中就说，30年的改革和发展，改变了中国数千年的粮食生产格局。以前都是以南方为粮食产地，基本上最多就是能保证粮食的自给自足而已，所以需要建设粮食的核心生产区。如果耕地消耗尽了，我可以这么讲一句。中国要买什么东西，全世界涨价；中国要卖什么东西，全世界降价。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南风窗》：但有知名经济学家鼓吹最好取消红线，把耕地都变成建设用地，多多益善。这样一来，区域规划对于发展经济来说，是不是一种万能灵药。怎么正确认识和对待它?
杨邦杰：中国要是没有地，那么多人的出路怎么解决?你看经济危机对中国的社会波动和影响大不大?很多人没有事做就回家去了。有地，至少能保证他的吃饭问题，没有地，中国就一片混乱。一些经济学家不知道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想当然。从来没有跟农民打过交道，从来没有住过农村，没有去过农郊。我认为他们还是书生气十足，只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还是窄了一点。还是做不知名但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经济学家更好。
我认为，经过30年高速发展之后，在目前经济与资源压力下，以及国际上对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的合作条件下，进行发展的反思和新一轮规划是非常必要的，要理清发展思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中国的经济在质与量上上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