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人在哪儿？”县委书记醉醺醺地走进包间。 下属介绍：“这就是陈老师。” 书记：“什么老师，狗屁！” 然后又醉醺醺地走出去，到门口，转过头来再补上一句：“狗屁！”
这是陈志华至今仍记忆犹新的一个场景。
那年，他到浙江省一个县里做乡土建筑公益保护，县里根本不当回事儿。
时过境迁，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再提这段往事，这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退休教授，激动地拍起了自己的脸。
“我完全可以扇他巴掌，但是我没有。只要他肯保护村子，我一个老头什么都不在乎！”
他不在乎的可能是自己的尊严，但对于建筑文化的尊严，他极为在乎。他一直在关注，这个时代到底还能留下多少承载历史文化的乡土建筑？他希望通过行动来拯救他们。
但是，耄耋之年的陈志华对此只能唉声叹气，他扮演了二十多年的公益角色，却成了逐利时代的“傻瓜”。
出师不利
1989年，刚刚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退休的陈志华想做一点乡土建筑研究。
在他看来，那些藏着无数历史文化信息的乡土建筑，与故宫里的瓶瓶罐罐一样，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陈志华还向学院要了合作者李秋香，后来又有楼庆西来参加。从此，三人便走上了乡土建筑研究及保护之路。
浙江省建德市大慈岩镇的新叶村，是他们研究的第一个课题。没有经费，陈志华就写信给建德旅游局的好友，请他提供四张火车票。就这样，李秋香带着三个学生去了新叶村。
20天后，李秋香带着几卷胶卷和六大本笔记，拖着生病的身体回来见陈志华。李秋香边咳嗽边说：“工作很顺利，整理后给您看吧。”因为在新叶村淋雨感冒，看病不及时，她患上了支气管炎，至今稍有感冒就会长时间咳嗽。
新叶村的研究报告整理好了，却没有钱出版，陈志华找到台北建筑师协会，在台湾出版了《新叶村》，但是结果却令他们错愕，作者换做了别人，只字未提陈志华、李秋香、楼庆西和他们的学生。
陈志华将后来几个村的研究出版物寄给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前主任伯纳德•费尔顿。费尔顿是陈志华的老师，他看了以后非常激动，建议国际文物保护机构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在全球推广乡土建筑的调研和保护，并给中国的文化部和清华大学各写了一封信，提议在中国召开世界第一次乡土建筑研究大会。费尔顿甚至把中国展板的面积都已经想好了，要陈志华代为准备。
但费尔顿没收到任何回复。他只好又写信给陈志华：“非常抱歉，我想不明白这件事。”
接下来的进展同样不妙，陈志华的右眼失明了。
在浙江永嘉楠溪江课题研究中，由于需要分析大量族谱资料，陈志华每天用微缩放大镜看族谱的黑白文件片，时间长了，视网膜脱落。手术失败之后，他的右眼几乎没有了视力。
这对师徒一上阵就落下了一身伤病，可是吃苦受罪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差点将他们的公益理念打倒的，是这个功利的社会。
拆改时代
1999年，原本打算在中国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得以在墨西哥召开，大会通过了《乡土建筑遗产保护宪章》，标志着乡土建筑价值在国际上获得了正式认可。
而陈志华的研究组，在中国的境遇仍未改变。
于是，他们开始给有古宅的村子做保护规划，希望县里自己保护乡土建筑。那时候还没有哪个文物局正式把完全的农村当作文保单位。很多有文化历史价值的村子都被拆迁、盖了洋房，有的被严重商业化。
2005年前后，中国突然出现了乡土建筑的热潮，开发乡土村落旅游成了大热门，一时间，乡土建筑成为“吸金”的工具。
开发大多是把古村古街大拆大改，重建工作遍地开花。这并不是业界认可的文物保护。
即便是保护较好的浙江省兰溪市诸葛村，也变了样。为了发展旅游，当地把村里的水塘修成了一个八卦形状，水塘中央成了一对阴阳鱼，陈志华认为“这是诸葛村的耻辱”。
2010年春天，陈志华又来到楠溪江。他说，30年前，楠溪江200多个村子都很美，“那是我最爱最爱的楠溪江”。这次，很多村子已经破坏得看不出原貌了。陈志华跟县里领导说：“还是尽可能保护一下吧。”县领导回答：“我已经决定了，最多保护三个。”
一次饭桌上，一位地方官酒后劝陈志华：“保护的事，今年明年你不用说，一年半以后再说，全中国都一样！”
“全中国怎么都一样？”
“官员换届啊，我们现在做一年半载也做不出什么来，那不就是替下一届做了政绩？所以我们这一年什么也不做，你说的话也没人听。”
冷遇
那位朋友的话，其实说中了陈志华行动的要害。因为，他要搞历史文化的拯救，必须取得当地领导的支持。
陈志华回忆，有次去山西，一位退休的县委宣传部长对他说，县里有好东西，是胜过乔家大院的古院子，应该保护。这位老部长还专门请了县委书记来谈。书记是老部长的学生，就大方地摆了一桌，请陈志华吃饭。
酒桌上互相介绍，书记一听说陈志华是退了休的老教授，要在县里搞什么乡土建筑保护，立刻没了兴趣，于是背对着陈志华和旁边的人玩起了骰子。玩了一个多钟头，说还有会，就离开了。
“我一不为钱，二不求官。”陈志华讲到这里，情绪激动，“差不多就是跪着求人家！”
他要的只是县里对保护乡土建筑的支持而已。最终，那个院子还是没能保护。
面对种种失望，陈志华说：“我们只要尽力抢救这些村落，把历史记录下来，让子孙后代知道这个事儿，就算对得起中国人了。”
李秋香在去湖南省一个县做保护时也经过了类似波折。由于交通不便，李秋香希望当地有关部门尽可能帮助解决一下。
“正的说找副的，副的说找办公室，办公室说找文化局，文化局说找规划局。就为这点事儿，我打了二十几个电话，愣是没一个人肯拍板。”最终，李秋香没再找他们，和另一位老师换乘了多种交通工具才辗转到了目的地。
陈志华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分文不取，最多报一些路费。研究成果全部交给县里，但县里对这种文化积累工作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免费就意味着不能申请规划经费，也没油水可捞，他们更想要的，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改造规划。“倒不如开口找他们要三十万呢，那样可能更受欢迎”。
陈志华在今年发表的一篇杂文中写到：“我们现在到什么村子去测绘……可能会向我们索要一大笔什么费，对我们这个一穷二白的研究组来说，更难对付！”
这“一大笔什么费”，是陈志华的研究组每次进村都要付给村子里的“进门费”。有的村子明码标价，只要你进到我的村子里，就要每人付160元。这对于要在村子里调研个把月的研究组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为别人做事不收钱，反而要向别人交钱。这逻辑听起来滑稽得很，但事实上就这样发生了。
其实，陈志华很了解这些县里村里的想法：免费的研究县里不要，县里想要的是能申请经费的项目。保住老宅，村里同样不需要，他们更想赚钱盖新房，设卡收费就是村里赚钱的好方法。
陈志华说：“这不是房子的价值，是一个民族的价值！”
一个不能给村里、县里带来既得利益的公益老人，面对这个功利的社会，也只能选择用无言的坚持来抗争。
今年，他已经82岁了。仍没有放弃这个做了一辈子的公益拯救事业，依然为保护乡土建筑而四处奔走。民间乡下，研究组的办公室，仍常见他的身影。
从办公室到家里，陈志华要走半个多小时。陈志华一边蹒跚着走路，一边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他写的那些针砭时弊的杂文。
最后，他无奈地说：“我是傻瓜啊。”
（实习生李韵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