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尚在蔓延，其政治影响持续发酵，一些国家原有的政治矛盾有所激化，政党政治领域斗争呈现值得注意的几个新动向。 许多执政党施政的困境与阻力加大，挑战增多
此次金融危机影响范围广，对经济政治社会稳定的冲击强，执政党应对难度高。一是一些执政党挽救经济、刺激增长的压力倍增且前景难测，执政能力面临重大考验。当前，阻止经济下滑、刺激增长，拯救在金融危机中遭受巨大冲击的金融业和实体经济，成为欧美乃至多数国家执政党的当务之急。但全球市场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投资者信心不足，民众消费水平急剧下降，令不少执政党的反危机成效不彰，特别是一些执政党一再加大反危机力度已经使政策工具捉襟见肘、政府债台高筑，顾此失彼之势渐露。二是社会问题多发，执政党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民众基础的难度增加。金融危机恶化了一些国家的失业问题，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对未来的不安全感上升，社会不满积聚酝酿。特别是一些国家罢工，示威游行等社会抗议活动时有发生，执政党在社会治理中不得不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法国等国的执政党甚至还要应对和防范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目前，法国人民运动联盟、英国工党、日本自民党等一些执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支持率持续下降，争取民心、共渡难关的难度加大。三是政坛呈现动荡之势，一些执政党政权易手的风险上升。金融危机加剧了一些国家的朝野斗争，不少反对党借机发难，利用议会舞台、街头政治对执政党大加挞伐，煽动民众向执政党及其政府施压。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国家政坛持续动荡，政权的非正常更迭不时发生，冰岛、比利时、拉脱维亚等国政府已经下台或重组。随着金融危机影响加深，不排除其他国家执政当局步其后尘的可能性。
不同政党在金融危机中损益不均，力量虽有消长但尚未出现重大变化
一方面，政党的治国理念出现趋同，国家干预和社会公正等理念受欧美主流政党追捧，但社会党力量未现起色，极端主义政党则有所抬头。一是一些主流政党高调倡导社会公正。欧洲右翼执政党的政治理念向左摆，在反危机举措中“打左灯”，推进银行国有化，大举向企业注资，主张严格监管金融市场，加强政府对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努力扩大就业；同时强调社会公正，注重平衡社会各阶层诉求，照顾弱势群体利益。二是欧洲在野的社会党尚未抓住时机，力量不升反降。虽然金融危机形势下左翼思潮受到民众关注，为瑞典、芬兰、挪威、法国等国在野的社会党带来重整旗鼓的难得机遇，但多数社会党的行动仅停留在抗议和简单批评阶段，尚未提出完整可行的反危机替代方案，与其他左翼力量也未形成有效的联合之势。特别是右翼政党抢夺左翼政策空间，凭借执政优势出台了一些带有社会党色彩的举措，大大削弱了社会党的反击力度。此外，法国社会党等一些政党还沉迷于内斗，出现分裂势头，支持率不断下降。三是极端政党再度抬头。狭隘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等极端思潮借助经济衰退、失业等问题回潮，欧洲极左、极右政治力量乘势而上，法国极左“新反资本主义党”、德国极右“国家民主党”支持度均有增加。
另一方面，一些共产党重视金融危机带来的发展机遇，努力谋求有所发展。一是金融危机使民众重新认识、积极评价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共产党的理论认同和道义支持增多。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深刻反思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社会主义理论、政策和主张得到更多的认同，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受到高度关注。在欧美、拉美、亚洲地区，民众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好感增多。二是一些共产党的群众和社会基础有所巩固。金融危机形势下，社会的贫富差距呈进一步拉大之势，加之失业率上升、贫困阶层增多，有利于共产党扩大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一些共产党已经着手对形势善加利用，积极扩大政治影响和党员队伍。日本共产党利用失业和雇佣问题对政府和右翼执政党发难，与大企业进行谈判，要求保障民众就业权利、阻止公司大规模裁员，受到民众支持。2007年9月至2008年12月间，日共党员人数增加了1.4万。此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加强对经济金融政策的调整。越南共产党加强对本国金融行业的监管，努力维护经济安全。古巴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均对政府进行了适当改组，谋求在内外困境中稳定经济形势。古共还对社保制度进行调整，减轻政府负担。
经济危机形势下，民众更加重视政党的反危机经验和发展经济的能力
一是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执政经验和经济工作背景，在大选中广受关注。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增强了许多国家民众的现实主义取向，对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治国理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美国政界、学界普遍认为，民主党反危机经验丰富特别是曾经领导美国走出1929年大萧条，是推动民众选择奥巴马为总统的重要原因之一。新西兰国家党能够在9年后重新执政，也与其推出的候选人出身财经专业、竞选时提出的反危机方案更符合形势需要不无关联。二是许多政党主动展示政治责任感和反危机能力，树立能谋善治的形象。俄罗斯总理、“统俄党”主席普京把应对金融危机上升到关乎党执政前景的高度，要求该党全力应对。印度国大党着力监督政府施政，推动政府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更加关注民生。埃及民族民主党领导人和相关机构与政府部门紧密沟通、全力合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出谋划策。韩国大国家党提议全国上下发起“筹措美元运动”，呼吁国民和企业把闲置的美元存到银行，提高美元储备。许多执政党还加强社会协调和动员，着力协助政府理顺与议会、在野党、企业等各方面的关系，确保反危机举措顺利实施。
随着金融危机负面效应持续扩大，许多国家政党政治中的变数将不可避免地有所增多
当前，一些国家政党政治中的不确定因素有可能伴随金融危机的深化而呈现叠加效应。一是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可能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南非非国大发生实质性分裂，与执政联盟内其他政治力量的矛盾也不时突显；马来西亚巫统面临反对党的有力挑战，种族问题影响执政联盟团结；新加坡部分青年民众对人民行动党一党长期执政素有不满，此次政府投资不慎在金融危机中造成巨大损失，也引起社会反弹。可以预见，在金融危机影响下，这些政党将面对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复杂交织的局面，执政难度将较以往增加。二是金融危机将可能成为恶化政治痼疾的诱因，特别是可能与大选等因素纠结，威胁政治稳定。今明两年，有将近90个国家举行大选，其中大部分为政治稳定性不高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一些国家的政治斗争不断升级，有的甚至处于危机边缘。巴基斯坦、马达加斯加、肯尼亚、几内亚比绍、乌克兰、孟加拉等国或朝野矛盾不时激化，或社会出现骚乱，或反对党夺权，或政治领袖遭暗杀、军队出现哗变等。可以预见，如局势得不到有效控制和缓解，那么金融危机及其负面效应将极有可能成为恶化形势、引爆危机的“潘朵拉魔盒”。此外，少数国家政党政治“异象”丛生，不稳定因素难以消除。泰国政党政治中的“非理性”冲突和对抗已持续数月之久，内阁几经重组甚至更迭，但政局依然十分脆弱。在一些多党制国家，“强人政治”继续发展，委内瑞拉通过修宪公投，取消了对总统任期的限制，有可能引发反对派和亲美势力的反弹。特别是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已经显现，是否会出现政经恶性互动的局面还有待观察。
总的看，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一些政党疲态渐显、困境增多，但也有一些政党已经着手谋划如何顺势而为驾驭复杂局面，以巩固和提高自身地位。目前，金融危机尚未触底，负面效应持续发酵，必将在深刻影响一些国家政坛格局的同时，引起众多政党的自我调整和革新，使世界政党政治酝酿新的变化。
责任编辑：王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