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世界经济，在后次贷危机的调整和转型中，在欧债危机风险频现和流动性泛滥的环境中，脆弱但缓慢地复苏着。 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 的简单回顾
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已趋于稳定。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10年全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8％，2011年增长4.2％。而世界银行所预测的数据则分别为2.9％和3.3％。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为1.7％，尽管其投资和消费依然疲弱，失业率连续17个月超过9％，持续时间为近三十年来之最。随着经济爬出经济周期的谷底，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出台，美国进入“印钞经济时代”，输出通胀，弥补赤字，摩根大通将美国第四季度增长预期调至3.5％。
在欧元区，受“欧猪五国”（PIIGS，即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的债务危机拖累，第二季度GDP环比增长仅为1％。欧债危机是欧盟长期实行赤字财政的结果，暴露了欧盟经济模式及欧元区自身制度的缺陷：统一的货币政策，分散的财政政策，导致无人负责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张，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警示了经济一体化的道德风险。其后续表现主要看德国等欧元区大国“出手相救”的效果。
日本第三季度环比增长1.1％，日元升值和持续通缩令其出口拉动型经济复苏的形势不容乐观。其所谓的“新经济增长战略”能否让自身经济走出“更年期”，还要看日本如何摆平地缘竞合、资源和日元的关系。
新兴经济体继续领先发达经济体强劲增长，如2010年第二季度“金砖四国”的印度GDP同比增长8.8％，巴西8.8％，俄罗斯5.2％，增速均创2008年以来同期新高。但其经济过热引发的通胀预期进一步增强，打破了经济复苏的良好预期。在脆弱的经济复苏表现下，各国政府已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效应进入衰减期，自顾性加剧，协整难度加大，宏观调控面临两难处境：过早退出刺激性政策可能引致经济复苏成果的夭折，面临二次探底的风险；退得太晚则又面临恶性通胀的巨大威胁。
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可以总结为：世界经济失衡的内涵已有质的转变，世界社会与环境赤字日益严重，新一轮的需求与创新尚未明朗，世界经济治理结构也悄然变局。
第一，世界经济失衡的涵义发生质的变化。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承认世界经济是失衡的，同时也承认这个“失衡”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进而形成了“失衡之后需要平衡”的共识。但是，近三十年间，所谓“失衡”和“平衡”的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经济失衡意味着南北经济关系不平衡，意味着“富裕中的贫困”，“平衡”则意味着要尽量缩小贫富差距，意味着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援助责任，联合国的“千禧年减贫计划”等都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失衡”却被媒体、学术界和政治家表述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失衡，亦即经常账户的不可持续，所谓“再平衡”则意味着后者要消除巨额贸易顺差。在这种情况下，谁的贸易顺差最引人注目，谁可能就是“被平衡”的主要对象，首当其冲的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所以现在开始用“再平衡”一词，这个概念意味着：过去的“平衡”问题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了，现在要“再平衡”，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顺差应该大幅度下降，以便帮助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能够得以克服。因此，未来的世界经济，竞合将是并存的，贸易摩擦必然成常态。
第二，世界社会与环境赤字严重。社会赤字是指人群的贫富差距、公民社会建立滞后、全球福利在发达国家和穷国分配的不均衡等问题。环境赤字是指人类总体对环境的盘剥。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全球的生活与生产成本都大幅度提高，人类不断向地球及后代子孙索要资源，以“吃老本”的透支来维持当前的生活方式。因此，未来的世界经济需要资源最优配置、共享性（包容性）与可持续的增长，人类不得不开始偿还世界的社会与环境赤字，开始关注生态，关注环境，关注贫富差距的缩减。包容性经济增长模式可能是最好的解决途径，国家经济政策会在强化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的基础上，也就是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升级和转型，然后逐步建立起一种可以相互共享社会财富的机制，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可持续”从本质上讲不仅仅是共时共地性的横向包容，更是后代人和我们能够实现资源共享的历史性的纵深包容。所谓低碳经济不单是一种生产方式，更是一种生活、工作和行为方式。人类只有改换生活方式，尤其是世界的“富人”改换目前的生活方式，才能够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遏制生态环境恶化。发展问题目前在国际经济治理和合作中已非核心议题，平衡世界经济发展已让位于绿色发展。全球正在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类代际之间的和谐。
第三，美国依然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笔者认为，本轮欧债危机尽管严重，世界经济并没有形成危机；中国四万亿投资也可称为“量化宽松”，但实际上也只是管好了自己，没有办法把世界经济全部带动起来。可是所谓“次贷危机”，刚开始时只是美国几十万户人还不上贷款，就把美国经济乃至全世界经济都带到危机的谷底去了。从全世界的消费结构来看，全球目前大约有68亿人口，中国和印度共有25亿人口，消费3万多亿美元（中国13亿人口，消费2万亿美元）；美国3亿人口，却消费10万亿美元。对世界经济的引擎作用，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从长期看，世界经济的发展主要靠生产，靠创新，这是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2009年，中国和日本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各自不到9％，欧盟27国占26％，美国却独占24.6％。这就是世界的生产格局。美国设定了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六个战略产业，以新能源为重点，欧洲的创新侧重在生命科学，而亚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创新重点在信息工业。世界经济新一轮需求和创新（新动力）尚未明朗，但笔者考虑，未来的创新依然要依赖于美国，新能源或许将是最先取得突破的领域和最有前途的方向。美国正在推进多个新能源的产业方向：玉米酒精、清洁发电、高效远距离输电、智能电网、太阳能光板、高能燃料电池等等。世界经济发展短期靠消费，长期靠创新。未来能够推动世界经济的发明创造很可能在美国，中国则形成大规模生产。将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世界经济将会进入一轮新的上升周期。
第四，各国新增长战略调整陷入两难状况。世界经济处在调整时期，似乎出现了有经济增长无就业相应增长的局面。产业结构调整趋于高级化，其结果是有机构成提高，单位资本所能容纳的劳动却在减少。全球经济中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趋势是：增长依然存在，就业未必就因此提升。一个经济体的全部劳动力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够适应高精尖产业？如果是较少比重的劳动力适应高精尖产业，那就会产生一种现象：在就业不出现大规模增长的前提下，劳动者总体的收入却可能增长。相应地，人数并不众多的、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劳动者的收入将大幅度提高，而不适应的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将“被”提高。所以，有经济增长但无相应的就业增长，无就业大规模增长但却有收入的增长，将成为各国产业结构调整所面临的尴尬。产业结构不调整有问题，若调整，那些不适应调整的多数劳动力怎么办？这就是结构调整的社会成本，有人称其为“结构调整社会代价的天花板”，处于调整的各个经济体已经开始重视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决。
第五，世界经济治理结构开始变局。世界经济发展的种种矛盾呼唤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通过改进和完善已有架构，形成一个更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以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已成为各方共识。在没有一个更好的机制能将新兴市场和老牌大国融入一个对话体系中之前，G20的机制化面临更强的紧迫感。G20峰会与金砖四国峰会、东亚峰会等机制并存，已成为21世纪主要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共商经济要务的新平台。此外，IMF份额的重新洗牌，中国的份额从第6位上升至第3位，排名居美国和日本之后。而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也有望上升。G20已经同意将逾6％的话语权转移给如中国等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共有24个席位的IMF执行董事会中，欧洲也将会把其占有的九席让出两席，新兴市场经济体将有更多的话语权。在全球绿色行动中，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和坎昆气候会议等尽管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可以看到的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诉求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达，因此2011年的南非德班会议依然让人期待。
世界经济调整中的不确定性
一、谁将扮演世界经济失衡调整的主角？
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失衡由谁来调整？一段时间以来，许多美国人把中美贸易不平衡归咎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他们的基本逻辑是：美国国内经济困难、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是产业不振，产业不振是因为受到主要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商品的冲击，而价格低廉就是因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事实上，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一国货币升值或贬值对调节贸易收支的作用有限。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也曾因贸易问题向德国、日本施压，迫使两国货币大幅升值；但到2008年，美国对德贸易仍有429亿美元逆差，对日则达726亿美元。2005―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快速升值，同期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年均增长21.6％，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保持稳定，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却下降16.1％。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并非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国真正的“病根”是自身失衡所致。次贷危机的深刻教训，使得美国人开始对过去的经济模式进行反思。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萨默斯提出了美国经济战略转型，认为美国必须成为以出口为导向，而不是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体，不应继续担当“最后消费和进口国”的角色。从长远看，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同时达到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的失衡的调整需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共同努力，大家都是主角，单一强调发达国家的需求驱动力，还是单一强调新兴市场国家的攻击驱动力，可能都不会达到理想的效果。
二、狼来了：热钱流入新兴市场
美国的二次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全球面临流动性泛滥的威胁。欧美经济低迷、投资机会减少使得资本加速从西方流向东方，热钱流入不断加剧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风险。现在流入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国际游资无论是速度和规模均超过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据高盛公司的统计数据，2009年４月至2010年６月，国际净资产以年均5750亿美元的规模进入新兴经济体国家。其中，亚洲国家吸引的国际游资数额最多，2010年上半年进入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游资中78.6％都流向亚洲国家。
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开始“发烧”。中国2010年11月份CPI同比增长5.1％，创下年内新高。巴西2010年前11个月CPI增幅也高达5.25％，俄罗斯央行预计2010年通货膨胀率将达8％，印度产业工人消费价格指数（CPI-IW）2010年9月同比上涨9.8％。
巨额资本的流入和通胀让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陷入了难以抉择的“两难”困境：一方面，要保持国内经济适度增长，另一方面，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使得很多国家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启动加息。一些新兴经济体都实施了抑制资本流入，鼓励资本流出的措施，同时辅以抑制资产泡沫的紧缩政策，诸如加息、提高银行准备金比例，并对外资投资本国的资本资产市场进行限制，以平衡经济增长和抑制物价上涨。但加息会让本币升值和热钱流入的压力增大。新兴经济体良好的经济增速以及货币升值的预期，无疑将继续吸引外部资金的涌入。增长和通胀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话题。
三、拉全世界“下水”：美国发动新一轮货币战争
2010年11月4日，美联储宣布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决定到2011年6月底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以进一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同时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至0.25％的水平不变。此轮量化宽松政策的真实目的就是要用全球的通货膨胀来解救其现时的经济困难和通缩问题。美国人的逻辑是：我们执行的是国内货币政策，我增发货币是针对我们国内经济状况的，至于美元贬值也好，弱势美元也好，那是一个副产品。然而整个世界又不得不承认世界货币制度是以美元为本位的，美元是国际结算货币。所以现在全球物价都在上升，大宗产品、黄金等的价格都在上升，日本除降息至零利率外，又出台了5.05万亿日元的追加经济对策，各个国家货币对美元的价格都在上升，美国实现了其“阳谋”的预期。
美元会不会崩盘？人民币升值影响大不大？这是目前中国最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外贸的影响不大。中国目前的一般贸易是平衡的，服务贸易是逆差，加工贸易是巨额顺差。中国的出口四成是加工贸易，打个比方，就是一手进口面粉，烘制面包，另一手出口面包。照此推理，这一过程要想出现贸易逆差，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面包比面粉卖得还便宜。只要这种外贸结构持续，中国就不可能出现持续贸易逆差。另外，转化外贸增长模式，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在产品价格不变的前提下，中国产品的附加价值增加了，贸易顺差将会越来越大，可见手段和目标存在着矛盾。
展望：后危机时代
世界经济的新趋势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产生了一些新特点、新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是发达国家开始恢复制造业。制造业的重振似乎正在成为一股风潮：2009年底巴菲特收购伯灵顿北方铁路公司，令人感到唯有重振制造业的前景才值得股神的倾力一注；2010年3月，美国130名两党议员要求人民币升值，虽然明显道理不足，但对于美国本土制造业则是重大利好；随后，包括民主、共和两党参议员在内的11名议员联名写信给奥巴马，题为《美国需要一个制造业政策对抗全球竞争》，要求“通过发展一项全国性的策略”，恢复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重新夺回竞争地位。2010年10月，美国的制造业指数为56.9，高于各界预估的54.0。当月的英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9月份的53.5上升至54.9。当新兴经济体越来越由国内市场需求推动制造业复苏的同时，向新兴市场出口的增长则成为拉动发达国家制造业复苏的重要因素。
其次是全球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新型工业化国家加入了资本和生产的全球配置。当今世界，大部分新兴经济体都在强劲复苏和发展，有效对冲了其他市场的经济衰退，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定价权和话语权逐步增大，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此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商业模式也在变化，规模经济加上高科技创新成为新兴经济体的普遍选择，努力实现生产集约化，发展以新能源、节能环保、信息、生物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推动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以形成符合本国资源禀赋特点的现代产业体系。
第三是生产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国际油价持续走高令全球运输成本不断攀升，对全球化的产销模式构成冲击。许多企业为节约运输成本，纷纷舍弃全球化产销模式，把生产和组装线撤回本国或邻近地区。美国许多电子产品制造商把车间从中国挪到更近的墨西哥；美国消费者过去很难在本国的超市找到美国生产的家用品，现在他们会发现印有“美国制造”的商品悄然多了起来。另一方面，随着跨国公司活动的日益频繁，国际贸易逐渐演变为公司内贸易，公司金融运营却日益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占国际贸易三分之一以上，公司的资本却有超过80％的部分在全球范围内流动。
最后，地区内部市场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复苏。如亚太市场的建立；又如《清迈协议》扩大为1200亿美元资金，各成员国同意选择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储备库作为区域多边资金救助机制的具体形式，距离设想中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只差一步之遥。亚洲债券市场等的建立，使得东亚各经济体之间可以进行债券的自由投资与发行，乃至计划发行亚洲货币单位标价的亚洲债券。可见，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动力、发展态势和制度机制正在发生深刻、积极的变化之中。
展望未来，世界经济在缓慢中继续复苏，新的增长战略正在调整，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博弈持续上演，全球需要资源最优配置、共享性（包容性）与可持续的增长。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世界经济而言，缓慢增长将维持，调整是主导，竞合是主流，摩擦则是常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李瑞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