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声音，世界变得如此美好，你可以听见是大树“哗哗”地在风中唱歌；有了声音，世界变得安全，你可以分辨身后是货车“嘟嘟”地在请你让步；有了声音，世界也更加地温暖，你终于听清电话那头是妈妈的音色，终于可以答复“妈妈，我也爱你”。
1995年之前，耳聋在中国还是不治之症；而在1995年5月，曹克利第一次长达7个小时的多通道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结束了这一历史。他被取笑，“钻到那半厘米宽的耳朵里出不来了”，12年过去，他已成为亚洲人工耳蜗植入手术量第一人。他的手术改变了1200名聋人的命运，他的经验也在改写中国聋人的命运。
“我想从你们科室调一个人做动物实验研究”。1978年，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病房里，老医生向主任医生讲了他研究单通道人工耳蜗的想法，这个想法在当时与国外缺乏交流的中国，有点不着边际，谁都吃不准这个研究会不会有结果，很可能，这就是个浪费时间的研究。
“说吧，调谁？”
“曹克利。”
正在查病房的曹克利，28岁，刚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到协和医院2年，人年轻，年年是先进，特爱学习，英语好，常常被老教授叫去翻译外文资料，口语也常被老教授称赞，对病人很热心，责任感强。人也老实，谁值不了夜班，喊一声，他总替人顶上。
听领导大致讲了他的思路，曹克利答应下来，“好的”。只是想不到，这简简单单的一声“好的”，由此，把他的一生和中国人工耳蜗技术的曲曲折折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人工耳蜗只是前方的一盏灯
曹克利的心理其实很复杂，在研究氛围和意识尚未浓厚的当时，刚毕业没多久的他，本来是应该花更多时间提高看病能力、诊断能力和手术能力的，而他现在，却在把大把的时间花在毫不知前途在何处的基础研究上.……
他不善言语，也不爱诉苦，只能转念想想自己对电生理也感兴趣，另一方面他也带着探索出一种攻破不治之症新方法的憧憬热情，二话不说，埋头苦干起来。
声音是一种振动，正常情况下，能传输到人耳蜗里，引起耳蜗里毛细胞的振动，带来电位的改变，电位的改变，兴奋听神经，听神经再将信息传导到大脑，人就能听到声音了。人重度聋时，耳蜗里毛细胞坏死，此时，通过助听器放大声音都不能奏效，就只能借助人工耳蜗了。
人工耳蜗的作用在于，它取代人耳蜗里坏死毛细胞的作用，能将声音直接转化成电，外部还有接收器和言语编码器，电脑对言语进行编码，将信息存储到编码器中。语后聋病人手术后能很快听到声音，而语前聋病人还需要学习言语，进行语训，才能感知语言 。
但，在1978年的中国，一切都是未知数。因为与外界缺乏交流，大家都只是从国外的杂志上知道有了人工耳蜗这一研究，具体怎样设计，如何操作，都无从得知。前途有了一线光明，但光明的方向和道路都要从头摸索。
一切都从动物开始，生物对电极材料有没有很大的排异反应？电极进入后，电极的阻抗是多少？电流要多大才有反应？不同的电流量又有怎样不同的反应？这些基础数据对于人工耳蜗在人身上的运用，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曹克利的动物实验研究的意义体现在这里。
当时，协和医院的动物室只负责买动物，但不负责养，曹克利需要观察植入耳蜗后动物的反应，他开始在办公室楼道里养动物，自己做猫笼子，自己到食堂要食物喂猫，还要负责给猫洗澡，猫身上的跳蚤把他的腿咬得满是伤。
曹克利并没有憧憬过这种实验也能真正临床应用，天天养动物，做解剖，做病理切片，带着的就是尝试的心理。当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国外的文献很简单，所有的实验方法、条件都要自己摸索，临床医生的指导也非常有限。
一打开猫的耳朵，要走哪条路进入都不知道，而怎么记录猫的刺激电位，也都没有现成的资料，只能不停地实验。这种路线进入，出血，不行，再换一种。50只猫，120只豚鼠，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8个月后，曹克利的实验终于结束，他得到了重要的基础数据。
想都没想过要留在美国
在曹克利获得的数据基础上，同仁们一起研究，1980年研制出了国内第一台单通道人工耳蜗装置，并进行了临床运用，曹克利做过11例此类手术，但病人运用的效果普遍不好。因为单通道的人工耳蜗只有一个电极，不管是敲门声还是人说话声，病人能听到的都是一样的“哒哒”声。
当时研制的人工耳蜗材料也相当简陋，密封性不好，一段时间后，体液可以渗透到植入体内部，造成里面的短路，病人耳部也因此感染、发炎。几年后，大多病人再次手术，取出了耳蜗装置，人工耳蜗的研制走入低谷。
1987年，香港“周大福”珠宝之父郑裕彤来到内地，建立郑裕彤奖学金。每年，在10个医科院校各选拔一名优秀人才送往美国深造，为中国培养医学人才。曹克利作为协和医院的代表，申请到第二届郑裕彤奖学金，被送往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深造3年，依然从事耳科专业的学习。
1991年，临近回国，当年被送往美国深造的优秀人才在回国问题上，出现分歧。只要他们申请，就能立马获得美国“绿卡”。回国动员大会上，大家纷纷嚷嚷找理由不回国，只有曹克利不说话。
他不说话，心理却拿得准，“一要遵守当年与人家签定的协议；再者，做事情还是回国的好”。最终，只有曹克利遵守了协议，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国。
为此，曹克利得到了郑裕彤2万美金的回国奖励基金，又申请到2万美金的旧金山医学院耳科实验研究基金，高高兴兴地花光了4万美金，购置了整整七大箱的实验仪器和试剂，再经过种种繁琐的手续，托运回国了。按耳鼻喉科同事的说法，“他就是做事的人”。
2年，等待不来病人
人工耳蜗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很曲折的过程，自单通道人工耳蜗的效果不甚理想后的10年，中国的人工耳蜗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的阶段，缺乏与国外的交流，大家甚至对人工耳蜗技术是否行得通都产生了怀疑。直到1993年，台湾来了一位做过多通道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的病人，情况才出现了转机。
多通道的人工耳蜗，有22个电极，不同的电极能传导不同频率的振动，不同事物的音色得以区分，密封性好的外壳保证了人工耳蜗的持久使用。曹克利很兴奋，立马想引进先进的国外科技产品。但，近20万元的高昂价格，让人望而却步，病人不敢相信这样大的投资能否真得到好效果？
接下来的2年时间，曹克利一直找不到愿意花20万买国外人工耳蜗装置的病人，摩拳擦掌，热切、兴奋着希望改变中国耳聋病人的愿望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无限期地搁浅，手术刀拿起又放下，手术室没人停留。
直到1995年，情况又有了另外的改变。3月，曹克利参加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人工耳蜗培训班学习，平时从不求人的他主动找到澳大利亚厂家协商，厂家答应送中国3家医院各2台装置。
5月，从学习班一回国，曹克利就迫不及待，率先开始了国内第一例多通道的人工耳蜗手术，15年，距离国内第一例单通道的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已经过去15年，离他开始动物研究过去17年，他不能再等待。
在国外专家的指导下，曹克利的前两例手术很顺利，语后聋病人手术后的听音效果也很好。病人开始逐步相信多通道人工耳蜗的效果，病人接踵而来。但，专家走后的第三例植入手术，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利。
打开病人的内耳，找不到耳蜗，这意味着人工耳蜗连植入的位置都不确定。术前监测仪器并不先进，术前，拍片看不到耳蜗的“骨化”。“耳蜗因病变产生炎症，原本空心的耳蜗里长了骨头，骨化了，可能耳蜗已经没有了”，旁边的大夫有些着急了，“算了，放弃吧，如果冒险植入电极，之后的效果肯定也会不好”。
在一小寸地方，就为寻找那半厘米长的耳蜗，2个小时过去，它依然不见踪影。
曹克利很清楚，病人长时间麻醉对手术的安全会造成重大影响；长时间寻找耳蜗，极易触碰面神经，导致面瘫，也极易引起脑脊液的井喷，引发中耳感染，导致脑膜炎，此时，再冒险植入电极，会有更严重的后果。而植入效果不好，20万的装置，等于报废，对病人家庭而言，这不是笔小数目。
“放弃！”这个念头在曹克利的脑海里也曾闪现，“这是外国专家走后的第一个病人，如果放弃，以后的工作将很难开展”。曹克利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以往的经验和基础也让他仍有着很大的自信，“肯定会找到耳蜗”。
坚持，一个多小时又过去了，隐藏在深处的轻度骨化的耳蜗，意料之中地被曹克利找到了。电极植入工作，在过去的17年间，曹克利用道具已经演练过千万次，这对他来说，轻而易举，很顺利。
哪怕冒些风险，我也会做
国内的人工耳蜗植入手术顺利开展起来，曹克利的手术刀和他对医学科技的掌握为越来越多聋人打开了有声世界的大门。现今，在曹克利的办公室里，垒起了1200个人工耳蜗装置的包装盒，他的手术量是亚洲第一。
精湛手术能力的获得并不容易，它的获得总需要你在个人风险和病人利益的天平上做选择。2003年，曹克利经历过一次最困难的手术。
病人是个孩子，天生耳蜗畸形，正常人的耳蜗有2圈半，他只有1圈半；并患有多种综合症，正常人有7个颈椎，他只有6个，这意味脖子不能转动，手术将会很不方便。家长前前后后跑了很多家医院，很多专家建议，这个手术风险太大，不宜做。最后，找到曹克利，了解了其情况，曹克利开始为此准备，一准备即2年。
这个手术比想象的还要难，一打开耳朵，一条面神经就挡在进道口，分开神经，继续找；没有找到耳蜗，却意外地打开了内耳道，发生了脑脊液井喷。止住井喷，换地方再找，又发生井喷，病人的整个中耳、内耳都没有正常的标志。
这次的“寻找耳蜗之旅”持续了6个小时，手术很有可能失败。助手替他擦了把额头的汗，他盯着眼前无从下手的病人耳朵，心里在权衡，“这是病人唯一的一个机会了，他的另一只耳朵发育更不好。如果这次我放弃，我估计他以后会没有机会再做手术，很难有人愿意再次承担风险，他也将终身听不到声音了”。
怎么办？曹克利想起术前检查，确诊只要能植入电极，病人就有可能恢复听觉。“相信自己，可以找到耳蜗，找到，就可以改变他一生了”。
在一个非常靠前、很深的异常地方，小得不能再小的耳蜗露出了它的轮廓一角，一打开，再次井喷，井喷的程度更严重，只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植入耳蜗电极了。前方的面神经挡住大部分视线，0.4毫米的电极在脑脊液中漂浮，一点一点推进，太用力，细微的电极容易掐断，太松懈，电极容易漂走。
又一个小时过去，22个电极植入成功，曹克利总算松了口气，“只要有一点可能，哪怕我自己冒些风险，我也要去做”。
自己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曹克利会用尽全力解决手术的问题，但也有他解决不了的事情。耳蜗植入手术后，会因为多种客观原因，影响到病人听音说话。如术后，病人护理不当，伤口发炎；耳蜗再次炎症骨化；语言康复训练不到位等等。
一次，因为病人的耳蜗严重骨化，影响了电极的植入深度。此后的一个月时间里，病人父母天天围堵曹克利，走哪跟哪，要求赔偿。有医生看见，病人父母在食堂门口拦住吃早饭的曹克利，一把夺过了他手中咬了一口的油饼。跟着曹克利去门诊看病，他们在旁边大喊大叫；带他们去医患关系办公室，他们却又听不进去。
曹克利的同事们转述经过，心酸得想掉泪，“病人不经过门诊，直接到办公室找他，他总是‘开绿灯’不厌其烦地接待；每天都要回复十几个咨询电话；还总为病人算计如何少住院更省钱，只有我最清楚他为病人付出了太多”。最终，厂家进行了赔偿，病人家属才作罢。
而另一次，情况更甚。病人父母已经得到厂家赔偿了，想再从曹克利处得到补偿。他们跟着曹克利从北京到武汉，进入全国耳鼻喉科年会会场，散发传单，施压给曹克利。曹克利主持会议，并有一场主讲。他是在其他同事的帮助下才脱身，走到台上主持会议。
曹克利主讲完议题，又特意补充了几句，解释人工耳蜗手术效果受到多种非主观因素影响，并点明不满意手术后效果的家长也在场。台下的专家都明白其中道理，只说，“曹老师心理素质可真好”，没有与病人家长产生共鸣。而见招术用尽，病人家长只能退场，不再骚扰。协和医院人工耳蜗中心的听力师魏朝刚说，“其实，这是曹大夫问心无愧，内心坦荡的结果”。
病人的心情，曹克利是能理解的，中国的聋人还有千万，大多来自贫困家庭，高昂的人工耳蜗设备始终是架在病人心头的刀，他总能遇到年迈的老奶奶给他下跪，求他救治，而他却爱莫能助。现今，作为国产人工耳蜗研制技术委员会的成员，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尽快研制出价格低廉而又更符合中国声调特点的人工耳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