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都不能忍受的东西，推到大门之外，教别人去忍受。把自己看了就心乱如麻的玩意，推到大门之外，教别人去中毒。 电影界老毒物波兰斯基1971年拍了部经典名作叫《唐人街》，里面却诡异得难寻华人黄面孔，讲的是白人政治腐败与黑帮倾轧。原来他用心险恶，是想形容世风日下人心叵测如唐人街的卫生一样糟糕。不管承不承认，在西方中国人“脏”的印象确实已近刻板。
晚清修补匠李鸿章代表天朝上国出使英国时，也不免要参加各种聚会，但外交圈的绅士贵妇对他时不时往随身携带的小痰盂里面啐痰，以及往茶碗里擤鼻涕的习惯表示非常崩溃。李中堂最经典的一幕，则是1903年2月，将一口浓痰啐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皇家红地毯上。正如时媒所讥讽的那样，这确是李大人外交生涯中唯一的一次“伟大胜利”。这是他个人的一小口，却是中国人的一大口――“国啐”真正跨出了国门，让鬼子心惊肉跳。
稍晚一些，1924年，孙国父在黄埔军校的演讲里，还将随地吐痰和任意放屁并列为中国人两大痫疾而痛心疾首。中国人在公共卫生上的随便，绝非一日之寒。
殷商时期乱倒垃圾要砍手，如此重典，反过来一想证明了什么?汉唐长安自是八百年气象万千，但粪便、垃圾拥塞，聚而不泄，竟污染了地下水。《万历野获编》记载的大城市汴粱(今开封)，“雨后则中皆粪壤，泥溅腰腹，久睛则风起尘扬，颠面不识。”
而《燕京杂记》记载的北京城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下水道污水坑缺乏，家家扫出的垃圾全部直泻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之类堆积如山，以至于有的街道被垃圾垫得比房屋高出一丈有余，要进家门，你得“循级而下，如落坑谷”，堪称奇观。
中国人重视进口(吃)而忽视出口(拉)。前者“食不厌精”，后者就潦草至极了。1889年，《芝加哥新闻报》登载一美国佬的北京见闻，他怎么也没法相信这就是马可波罗吹过的华丽丽的元大都，开头便是“该城气味浓烈……”。原来嘉庆以来，北京城虽已有收费一钱的公厕，但于事无补，赶路的老百姓仍随街便溺成风，住家的也把马桶当街一倒，加之牛马骆驼的贡献，自然效果丰富。
在齐如山先生的描述里，胡同口就是露天公厕，永远蹲着两排，来往行为不绝，观者被观者却都自如，遇见熟人还能互相打个招呼。下雨时行人贴边走，鞋常常被小便淋湿。郭德纲《济公传》里也讲过，当年大栅栏的同仁堂门口，门面靠里，外有空地，于是就每天打烊后，必有几百人前去出恭的盛况。而讽刺的是，这种临街出恭的习惯，山野村夫们因为羞耻心反倒适应不来，常常被人笑话。
当然其他地方也不能免俗，顺口溜“西北八大怪”其中就有一条，叫“对着墙角解裤带”，说的就是兰州、呼和浩特等地的临街景象。当年流传着一副这样的搞笑“医方”：“人中黄(粪)、人中白(尿)、牛溲、马勃、灶心土，各等分，无根水(雨雪)调匀之，用日晒干，车轮碾为细末，西北风送入鼻中服之，令人名利之心自然消灭。”
粱漱溟先生的回忆录里有一段非常有趣，八国联军进北京时他刚八岁，洋鬼子有一次闯进他家里搜查，末了要走时指着大门两侧的脏土杂物厉声厉色地说：“这里太脏了，你们要天天清扫!”
看到这里，不由哑然失笑。门前雪都越堆越多了，更何况他人的瓦上霜。多少年后，逃过以上各劫的柏杨先生对台湾家家户户门口的“臭鞋大阵”却又躲之不及，对这些散发出瘴气一样的灾难，柏杨一针见血点透机理：“把自己都不能忍受的东西，推到大门之外，教别人去忍受。把自己看了就心乱如麻的玩意，推到大门之外，教别人去中毒。”
按费孝通的说法，中国人以家为中心，由近至远辐射出一圈圈社交结界。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圈内私德良好，圈外公德没有。自家的小院也许千千净净，可是一推门出去就胡作非为了。无论是随地啐痰、放屁、擤鼻涕、挖鼻屎、搓老泥、大小便还是乱扔垃圾，只要排出去了便与自己再无关系，这种“锯箭杆”式的传统处理，追求的都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眼不见，心不烦”，却不知出了家门，自己永远都是行客，只能走在垃圾场和屎尿堆里。既然可随处小便，则小处尽可随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