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春夏之交，对于中国的粮食行业来说，意义尤为重大。10万人规模的粮食库存大检查在全国的推开，使得粮食部门和粮食企业瞬间被推到聚光灯下。 事实上，建国以来，这样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粮食库存检查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2000年）。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去年全球一些地方出现粮食危机的时候，国内有人对中国粮食库存表示出担忧。后来，黑龙江的富锦粮库亏空等重大案件引发了更多的焦虑。但在当时世界性粮食恐慌的情形下，不便大规模核查。
此番的大动作清仓查库，可以说是在粮食危机过后的一种补课。既是亡羊补牢，也算未雨绸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们的疑虑依然没有打消――我们的粮食储藏是否仍存在安全隐患？这种隐患能否通过行政手段的干预得以消解？
空库之忧
粮食的仓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
在计划经济时代，粮库遍及农村每个角落，每个乡镇（公社）都有一个国家粮库。粮食部门，是从中央延伸到地方每个角落、最为庞大的一个国家体系。改革开放以后，这个体系转换为国有企业，却成了一个人数众多但效益很差的庞然大物。
显然，粮食企业跟其他的大型国企不一样，不能像石油、电力、电信那样，只要在国家授权下形成垄断格局，就可以相当安稳地挣大钱。
粮食仓储，本身是个需要不断支付成本的事情。晾晒，通风、除虫、防鼠等等，只要粮食入了库，储存一天，就得花一天的钱。现代化的大中型粮库设备先进，但花钱也多，人力和能源的消耗也是巨大的。
从理论上和经营角度看，只有将入库的粮食迅速地在市场上流通起来，粮食企业才能获得最大的盈利。因此，粮食企业自然希望库存最少，流通最多。但问题是，第一，粮食不仅是商品，而且是国家战略储备物资，从国家储备的角度，粮库必须存储一定数量的国家战备粮，这些粮食只能定期轮换（以新粮轮换陈粮），不能拿出去赚钱盈利。第二，国家粮食企业还承担着稳定粮食市场价格的责任，粮价贱时高抬、贵时压低，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反市场的。但国有粮库具有政策性定位，调控的职能和责任显然是不可能推卸掉的。第三，自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来，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粮食系统，行政化积习已久，多年来已经习惯了一手垄断收粮售粮，一手拿国家补贴，不知道如何经营粮食。所以，自改革以来，一直到2007年，粮食企业一直就是长期亏损，只能靠国家补贴维持着。
一些地方粮食企业，很早就开始在维持垄断压价收购和违法倒卖存粮上做文章。特别是一些大中型粮库检查起来相当有难度，这种风险就更大。此外，空库现象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分，凡是粮食储存，无论什么样的仓库，都得定期轮换。因此，仅靠一次大规模的检查，不一定能查出部分粮食企业的违规行为。
另一方面，自2007年以来，由于对WTO的承诺，中国在原则上取消了补贴，市场化得以进一步推进，总体上粮食企业已经开始盈利，但不排除某些粮库依然经营困难。而且，有些利欲熏心之徒，总是想钻空子、做文章、搞腐败，为自己或者小集团牟利。
事实上，由于粮食行业的特色，目前国有的大中型粮库，或者说粮食企业，至少在目前尚不可能彻底市场化，某种形式的双轨制，还会长期存在。无论何种性质的粮库，被粮耗子捣成空库的风险，始终会存在。
问计古人
对国有粮食企业加强管理、定期检查，甚至搞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检查，如果使之制度化，并严格执行，的确可以化解部分风险。但是，最好的办法，是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通过分散风险增加获利的机会。
因为，再好的制度也是由人来执行的。而且检查制度本质上也是行政导向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再严格的行政制度，也往往抵不住市场牟利的诱惑。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非常好的粮食储备制度，甚至是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
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朝代，国家在每个县都建有“常平仓”，设有专人管理，连县令都不能随意支配，即使发生灾害，出现粮荒，也不能擅自动用，需要向上级申报，经朝廷批准，才可以开仓放粮。这种常平仓，其使命跟我们今天的国家粮库类似，第一作为救灾储备；第二用来平抑粮价。因此，“常平仓”的管理者需要跟地方官员配合，每年收粮的时候，定期将新粮存进，陈粮卖出。当然，跟今天的问题类似，国家管理的这种“粮食企业”，往往经营不善，很难兼任公益和商业的两重使命。因此，粮食多、粮价贱的时候，就陈陈相因，腐烂不堪，粮食少、粮价贵的时候，就拿出去卖钱生利，虽然不至于全国都这样，但相应的弊端是历朝历代都有的，因此，仅仅有“常平仓”，很难起到灾害时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
作为“常平仓”的补充，民间往往有“义仓”，由宗族和乡社建立并且管理，有些朝代，国家对于民间的义仓，还有一定的补助。义仓的管理，显然比官仓好，而且机制也比较灵活，遇有灾荒，凡是有义仓的地方，救灾就比较及时，如果单靠官仓，等地方官报上去等上级核准，朝廷批下来，往往都灾民泛滥了。
事实上，凡是历史上比较平稳的岁月，粮食储备往往由四方面组成：一是官仓；二是义仓；三是老百姓手里的储粮；四是商人手里作为周转的储备粮。粮食一边在流动，买进卖出，由于风险分散，每个部分在周转过程中，始终有一定量的储备，事实上粮食一直在流动，所以，无谓的消耗少而获利多，凡是这样的地方，一般都不会因灾荒而出现大的动荡。每每到了每个朝代的末期，吏治腐败，管理混乱，官方对于义仓不仅没有补助，而且加以侵夺，加之地方的乡绅劣质化，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大量出现，于是，官仓和民仓都出了问题，一有大规模的灾害，离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也就不远了。
中国古代的这种制度，即使在现代世界，也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好制度，上个世纪初，留美的中国学生陈焕章先生，在美国做的博士论文，就是介绍中国的粮食储备制度，据说得到了美国政府重视，借此改善了美国的粮食储备制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统一的粮食收购管理制度，以及相应的粮食储备体系，是特殊情形下的特例。那时候，中国全面学习苏联，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取消粮食市场，利用剪刀差，剥夺农民，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但这种道路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初衷，更谈不上实现国家的富强。
那个时代，总体上国家的粮食安全，其实并没有得到保障，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居民，粮食的短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不得不靠定量供应来维持。很多农村的温饱问题长期解决不了。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农村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问题，使得困扰中国政府多年的温饱问题，基本得以解决，也为粮食企业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现在农村的粮食生产，本质上是市场化的，而非当年的计划经济性质的，庞大的粮食企业，虽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但改革的方向，却只能是市场导向的。
说到底，中国的粮食安全，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而应实行全面的市场经济，回归到国家和民间两条腿走路的轨道上来。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回顾考察，或许能给我们提供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