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将使中国经济保持未来3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并使中国农民的命运发生根本改变――大部分农村居民将在脱离农业生产以后移居到城市,从而使中国人口分布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农村将转变为专业农户的生产生活区。
就中国经济成长的历史看,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创造了新纪录。近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提高大约1个百分点。这个速度超过了美国最快时期的城市化速度(美国城市化速度最快时城市化率每年提高0.5%左右)。
然而,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健康发展,需要有一个清晰可靠的大思路,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大体自由的市场环境下,农村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这是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的根本的原因,也是中国经济成长的核心“秘密”。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促进“中国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战略,这个会议之后,地方领导人纷纷把自己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工作靠到了“城乡一体化”这个主线上来,把农村发展和城市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国的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将使中国经济保持未来3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并使中国农民的命运发生根本改变――大部分农村居民将在脱离农业生产以后移居到城市,从而使中国人口分布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农村将转变为专业农户的生产生活区。中国农业也将变为市场分工体系中可获得平均利润和平均工资的一个竞争性行业,从而极大改善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益。
为什么中国城乡一体化必须高度城镇化
中国城乡一体化的远景要讲五条。一是城乡统一市场基本建立,特别是统一要素市场的建立;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基本一致,农民收入甚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三是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基本一致,特别是社会保障的城乡差异完全消除;四是农业高度发达,农业GDP比重下降到5%以下,全国恩格尔系数平均降到15%左右,专业农户成为农村的主体居民;五是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
发达国家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完成了这一任务。而我国某些发达地区也已经基本实现了这个目标。据初步测算,即使中国使用比较保守的城镇化政策,上述目标大概在2045年之前可以实现,届时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将不复存在。
把大半以上的人口分布在农村,能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换句话说,能否不去大力推进城镇化而实现城乡一体化?这是理解城乡一体化意义的关键性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国家每年花巨资建设新农村,单农村交通一项,国家交通部就有一个“五年千亿工程”,还有其他配套设施的投入,力度的确很大,农村的面貌也的确有了变化。即使如此,农民还是往城里跑,甚至农村道路修得越好,农民跑得越快。为什么?原因很简单。要把中国五六十万个村庄每一个都改造得像城市一样,至少要投入30万亿左右,这个钱国家投不起,农民更投不起,投得下去也极不经济。只有靠农村人口大量转移,剩下少许村庄和少数专业农户,农民富裕水平达到城市平均水平之上,才能谈得上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现代化成果。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也不可能例外。
中国农民的收入总量虽然低,但日工资单价相比并不低。2007年,我国农业劳动者的日报酬单价仅比城市平均工资低34%,还略高于城市服务业平均工资水平。这说明,要让农民收入增长,就必须让农民忙起来,必须让农民卷入市场分工体系。只有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生产,这个目标才能实现。
另外,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产业化也需要加快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就是市场化、专业化,在实践中需要大力推广。按我的调查研究,农业产业化不是多吸收劳动力,而是更快地释放农村劳动力。因为农业产业化会让农民节约更多的劳动时间,同时也使农产品的成本和相对价格降低,迫使农民扩大经营规模,从而产生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如果这些剩余劳动力不转移到城市,农民收入还可能降低。
就业增长能满足农民进城的需要
对于中国的城市化,人们最担心的是城市的就业增长能不能满足农民进城的需要。按保守的假设,到2032年,中国城市就业增长率会从2.7%下降到1.6%,平均年递增1.7%。这个时期我国的GDP增长率扣除物价因素,按每年9%算,那么,国民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弹性平均为0.19(过去十多年是0.1)。就是说,国民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只增长0.19个百分点。而美国1919年至1957年国民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弹性值为0.48。可以说,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国民经济对就业的拉动能力是未来中国的2.53倍!日本、德国和英国的这一数据也比我们高了许多。显然,中国的就业潜能是巨大的。
中国的就业潜能之所以没有充分释放,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不够,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的劳资关系有诸多不利于扩大就业的弊端。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第三产业将迅速发展。目前农民工在城市几乎不存在对第三产业的购买力,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中国农民工将在城市逐步定居,并将形成对第三产业的巨大需求。另外,中国政府通过调整劳资关系,将缩短城市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增加城市就业岗位。这个过程的速度虽然不会很快,但趋势不会改变。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还将促进中国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巨大增长,形成推动中国经济成长的持久动力。农民进城将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形成进城居民收入增长的经济基础。农民进入城市还会带动城市住房的需求,从而拉动房地产业的发展。按保守估计,若今后20年里现有2.2亿农村家庭的75%进入城市居住,可以拉动住房需求30万亿元以上。这种需求引致的间接投资需求会在数倍以上。
城市化过程中的三农战略
人数少、(经营)规模大、效率高是三农战略的美好愿景。我心目当中的“三农”战略,可以概括成三层意思。
先讲农业。中国农业应该是高度专业化的,目前的兼业农业应该逐步转化为专业化的农业。农业应向台湾学习。农业经济效率提高后,食品价格才会相对便宜,中国人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才会降下来,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才有实质性提高。若用数量指标来刻画,中国农业增加值占国家经济总量的比重应该在5%以下,全国人民的恩格尔系数在5%以下。
农民人数必须减少。如果中国城市化进程能顺利推进,经过30年左右的发展,全国大概留下5千万户专业农民是有可能的,其中3千万户主要从事粮食生产,兼做畜牧业,其收入有可能达到城市居民平均水平。其余农户从事捕捞、水果、蔬菜等高附加值农业生产,收入水平可能会更高。
以上两个目标实现以后,中国农村的面貌将完全不同。中国传统的村庄数量和规模都要减少,有一批小城市要崛起。现在中国有约300万个自然村,今后也许只剩100万左右小型居民点,每个居民点的人口比现在的行政村还要少。这样的农村居民点不需要村委会,也没有多少公共事务,农民参与公共活动依靠小城市或中心镇。这样的居民点其实就像中国经济体系中的食品原料生产车间。农村将不再是中国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
农民进城应解决的几个问题
近几年,中国地方政府正在大规模地进行村庄整治工作,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规划区或新建小区。这个做法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目前,我国城乡土地资源利用的形势,可以说是“一少三多”。一少就是耕地少。三多,一多是村庄占地多;二多是城市建设用地浪费多;三是山区的废弃地多。
为解决这些问题,农民的重新布局是有必要的。山东德州通过迁村并居工作,有关村庄的耕地增加了10%以上,江苏镇江做类似工作也有明显成绩。但是,目前迁村并居有一个突出问题需要关注。
要不要把农民全都赶到新的集中居住区?我看不必要,甚至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最近我在某地调查,当地政府把很多村庄合并为一个新区,但事实上当地农民已经绝大部分脱离了农业,真正务农的外来农民居住在地头的窝棚里。连当地的农民也说,如果不脱离农业,就不适合集中居住。我的观点是真正务农的专业农民不适合集中居住,但地方的同志多不赞成这个观点。难道盖几栋楼房就是“农村城市化”?到处分散地搞这种集中居住小区,最终还是浪费,过若干年就被遗弃。如果我们的新兴小城市就是这个样子,我看没有吸引力。
脱离农业的农民一定要居住在合乎标准的集中居住区,一定要建造一个小城市。哪怕慢一点,不要“大跃进”、瞎凑合。留一些真正的农民不要搬,城市要像城市,农村要像农村。政府一定要有中长期规划。
中国在1949年以后逐步形成了一种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一直以来,解决这个问题似乎相当困难。中国的户籍信息和人口分布的实际情况相关程度很低,户籍制度的功能严重扭曲,给国民经济管理带来的正面作用少,负面作用大。从近年各地的改革实践看,解决这个问题依靠渐进改革的办法并不难。这次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就是渐进改革的办法。重庆能做,别的城市也能做。
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并不都是干粗活的,大约有20%左右的是比较富裕的个体户、企业管理者和技术工人,他们多年在城市纳税,孩子在城市读书,有了自己的住房。随着全国社会保障制度和居住制度(核心是住房管理)改革的深入,大城市落户的条件还可逐步简化降低,直至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无行政门槛的户籍管理制度。门槛虽然有,但应该是经济性的门槛,例如住房价格就可能是一个门槛。
户籍制度改革起码先要形成一个稳定的制度设计,最终就是要把它作为一个人口管理的基础性制度,并为其他社会管理制度的运行提供服务。中国改革内容很多,当然各有其难度。改革的根本难题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这三者每一方面要改到位都不容易。这才是改革的困难所在。至于渐进式的户籍制度改革,的确不是什么难题。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链接: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城市化之路
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
废除人民公社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微观经济基础发生了本质变化,为要素流动和重新组合提供了条件。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
改革统购统销制度,开放农产品市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农村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兴起。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至新世纪初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城乡分割局面进一步打破,随着中国加入WTO,城乡之间的互动进一步增强。
第四阶段:新世纪初以来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形成新时期强农惠农政策,全面取消了农业税,推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国城乡一体化的政策演变
第一阶段(1949――1978年):城乡分治,靠农业积累支持工业发展
第二阶段(1978――2000年):通过市场化改革激活城乡生产要素
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从农村综合改革到城乡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