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而优则学，5月25日，中国工程院公布了院士增选候选人名单，其中包括一些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那么，“高官院士”是如何炼成的？ 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
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
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
中石化副总经理曹耀峰、
……
这些引人注目的名字，出现在201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的名单中，由此引来坊间热议。
他们并不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之前，时任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和副部长孙永福，时任大庆油田董事长王玉普，时任中煤能源集团公司总经理王安等人已经先行一步，且成功当选院士。
“在院士队伍中，官员色彩越来越浓。”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顾海兵教授说。
院士产地
从历届当选或候选院士名单中可以发现，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汇聚了最多的政府高官和央企高管。这个被顾海兵批为“怪胎”的工程管理学部，尚未出生即争议不断。
上世纪末，中国工程院时任院长宋健等人希望增设管理学部，但这个设想在交付全体院士表决之前就已夭折。直到2000年――中央定调的“管理年”，工程院正式提出设立管理学部，并于当年6月7日的院士大会上由院士们投票表决。
不少老院士并不买账。在1994年工程院成立之初即当选首批院士的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所研究员谢礼立，就坚决反对设立管理学部，因为“科学的管理和高官的管理是两回事”。更多的院士担心，掌握权力的高官，利用这个机会，当选工程院士，让管理学部变成一个官员和企业家的俱乐部。
在投票的前一天，支持设立管理学部的人心里并没有底。甚至有内部人士估计，最乐观的情形也就是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为此，工程院主席团一直“积极”地在院士们中间做解释和说服工作。
最后的结果，236票赞成，147票反对，62票弃权，以微弱优势通过。
这个投票结果如果放到今天，管理学部根本无法成立。按照目前的工程院院士章程，只有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才能设置和调整学部。而当时只需超过二分之一赞成票即可通过。
此后，高官和高管们纷纷奔向管理学部，铁道部、建设部、教育部、卫生部、农业部、公安部、税务总局等部委多位现任或卸任的部级领导成为管理学部的有效院士候选人，宝钢、鞍钢、武钢、邯钢、唐钢、中石化、中石油等大企业的老总副总是参选院士的常客，就连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也来凑过热闹。
如今，管理学部已有44位院士，其中28人是管理学部2000年刚成立时从其他学部“拉”过来的，这28人里只有3人有过政府部级高官背景，仅1人曾任国企高管。其余16人则是后来陆续增选的，他们中有部级高官背景的7人，有国企高管背景的3人。
相比之下，中国科学院院士选举虽然也会出现一些争议，但高官高管较难混迹其中。
全面包装
院士增选曾被学术界认为是严苛的选举，“选上院士，得掉几层皮。”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最终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第一位美国科学院外籍女院士李爱珍至今也没有国内的院士头衔。
按照国际惯例，院士候选人通常由院士提名。但中国特色的院士选举还多出来一个重要渠道：由省市自治区、部委、央企等组织的单位遴选。原本是学术圈内的事务，也因此从一开始就被赋以浓重的行政色彩。
以重庆市为例，成立了由副市长吴刚挂帅的遴选委员会，成员包括13位在重庆工作的院士和5位政府官员。中石化、中石油等多家大型央企角色特殊，它们享有与一个省份相同的地位，可以往工程院的每个学部各提名3位候选人。
通常，高官高管获得提名不在话下，“一个省的副省长，一个部的部长，或者大企业的老总，在系统内肯定很有地位，这种行政色彩浓厚的初选对他们很有利的。”顾海兵说。
因为受贿等问题而落马的原四川省交通厅厅长郑道访和原湖北省交通厅总工（正厅级）经德良，也曾经是工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
为了参选院士，一些候选人及其单位不惜代价，甚至不择手段地进行“包装”。时任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在2005年院士增选评审会议上透露，有单位对院士候选人刻意包装，论文请人写，著作组织人来编，科技进步奖也通过包装取得。有的甚至将本单位的大多数科研成果都用来包装一位候选人，并对投诉者加以劝阻，施加压力。
所谓的“包装”，有时候实际上是对同事或下属成果的巧取豪夺。主张设立管理学部的潘家铮院士撰文称，防止这种情况的最有效措施是院士提名的彻底透明。
但是，工程院只要求院士候选人材料在本单位范围内公示，与“彻底透明”相去甚远。
在1998年就成为浙江省卫生厅厅长的李兰娟，公务不可谓不繁忙。而她在厅长任上依然拿到多项科研课题，获得大量经费，其中包括浙江省卫生厅直接掌控的课题经费。然后，她与人以各种方式合作发表论文多篇，并成功揽下浙江省唯一的2004年首届“中国医师奖”得主等荣誉。这样的背景，帮助她在2005年当选为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有人因此指控其利用职权，涉嫌学术不端，工程院也组织过调查，但调查报告并未公开。李兰娟则对媒体表示：“我能当上院士，已经说明问题了。”
学而优则仕，一些在科技上取得成就的学者，后来担任了行政或技术领导职务。现任工程院院长周济在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历任武汉市市长、教育部部长。
高官高管中也有真才实学者。不过，在一些情况下，参选院士的高官高管并不是那么令人信服。
“高官高管手中往往掌握较多的社会资源，而这些资源可以为他们当院士提供很好的包装。这样的话，很容易迷惑不了解情况的院士。”谢礼立院士说。
铁道部、建设部等部委，宝钢、鞍钢、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都掌握着一大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其高层参与或领导过名目繁多的重大工程不足为奇。但他们究竟是名义上的行政管理，还是具体实施的工程管理，难以厘清。
顾海兵尤其反对在职的高管高官参选院士。他说：“在职的时候评选院士，容易产生利益的输送，很多人都在利用这种力量为自己铺平道路。你真想成为院士，等退休或者放弃职位之后，再去竞选”。
送礼拉票
被提名之后，要想成功当选院士，最终得赢下本学部应投票院士三分之二的选票。管理学部的候选人，还需首先通过一个相关专业学部的评审投票。
耐人寻味的是，有院士向工程院反映，一些单位和个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渠道进行不正当的活动，为被提名人助选和拉票。据称，有的候选人是单位领导，他们以博士生答辩、学术咨询等名义邀请相应学部的院士，“场面隆重，规格极高，甚至付高额报酬”。
工程院的知情人士透露，一次院士选举中，某学部一位候选人已经获得院士们三分之二的选票，眼看就要戴上院士桂冠，此时有院士站出来提醒，该候选人向自己送过礼金。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几位工程院院士均表示，接到过院士候选人的拉票请求或礼品。
中国工程院也为此发出公开信，希望参与投票的院士们保持高度警惕，不参与以“助选”、“拉票”为目的的各类活动或会议，不接受各种名目的礼品礼金。
为了保证公正性，各学部院士对候选人进行评议和投票的情况，应当保密。但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承认，有的院士将投票排序等信息告诉了候选人。结果呢，已经有院士感到在评议讨论中不能畅所欲言，难以发表不同意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程院院士对本刊记者说，好些老院士已经不方便公开对院士增选中的跑票、买票现象发表太多意见，因为投鼠忌器。
总之，“现在评上的这些院士，就有跑票、拉票进来的。”
讽刺的是，5月26日，工程院副院长旭日干对新华社解释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首先必须是科学家。脱离科研很久，没有高水平的学术背景，称不上科学家的人，难进第二轮评审。”
当选之后
获得工程院院士这一“国家设立的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后，各种好处都会随之而来。
院士头衔的好处之一是，此为终身荣誉。
院士的另一好处是话语权。顾海兵说，在整个中国的体系里，很多地方都得院士说话，从重大科研课题的确定和经费的分配，到直通中央的意见反映渠道，院士比其他人有更多的优势。
很多地方都将院士奉若神灵，并且抛出物质诱惑。2011年5月，大连市就将引进院士的安家补贴从过去的30万提升至100万元。
一些高官高管或许并不在乎安家费或科研经费，但院士称号还会带来非物质的、无形的好处。
中煤能源集团公司总经理王安，2009年年底当选为工程院管理学部院士，2010年年初即被聘为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没多久，他又成为母校太原理工大学的“双聘院士”。当选院士之前，他在学术界并未获得如此认同。
时任大庆油田董事长的王玉普当选之后，从高管成功转型为高官，出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高官呢，手中本来就有权力。如果再加上院士称号，就可以在其他官员或其他专业人员面前有更多和更高的话语权。一个是有比较高的荣誉，一个是有比较高的话语权。几万元的院士津贴，他们根本不放在心上。”谢礼立说。
院士头衔还有一个好处：即使出现严重学术问题也不容易落马，其保险程度远远高于高官高管职位。
中国科技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和清华大学公共安全中心主任范维澄教授，有多篇论文被认定构成剽窃。其弟子陈晓军称，他冒用了范维澄及其他作者的名义进行投稿。无论如何，范在事发后不仅未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反而将剽窃内容作为课题研究进展上报科技部。
工程院院士章程规定，当院士的个人行为涉及丧失科学道德，背离了院士标准时，可依据程序撤销其院士称号。质疑者因此认为范维澄的工程院院士称号应被撤销。但工程院2007年仅给予了范维澄全院范围内的通报批评。
工程院成立管理学部的初衷，并非方便高管和高官们行事，而是“有责任为提高我国管理科学和工程的水平，推动其发展和推广应用做出自己的努力”。不过，几位工程院的院士都表示，目前看不出管理学部对中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有什么大的推动。
谢礼立说，科学管理不靠权力，你得提出科学管理的方法，尽管你不是当官的，全世界也都能用。而管理学部院士中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实属凤毛麟角。因此，他主张在当前情况下“应该严格控制，甚至应该紧急暂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