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朱学勤把汪道涵的故去类比于30年前周恩来的辞世。“周是不分意识形态、不分政党，几乎是全球同悲的一个伟人。”朱学勤觉得直到现在人们也没有好好地琢磨和反省过，为什么周恩来的去世，不仅仅是一个政党、一个意识形态发出哀悼，而是全球不同的意识形态，哪怕是敌对的意识形态、敌对的政党，都能够由衷地对他的逝去表示悲痛?尽管汪道涵在党内的职务以及晚期所起的作用，跟周恩来不可作简单的类比，“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汪去世以后，台海两岸、东南亚甚至整个亚洲地区，不分意识形态，都对他的人格表示衷心的赞佩。”
现在总结汪道涵的一生还为时过早，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但朱学勤给出了一个判断：汪道涵先生不是做官做得有多好，而是做人做得好!他的这一判断在我们对汪身边人的采访中逐渐得到清晰的证实，论职位，汪道涵没做到中央委员，甚至也没有当过中央候补委员，无论是一机部部长、上海市长，还是后来的海协会会长，他也仅只是一方面大员，“但是这个人做人的成功，是有口皆碑的。”
以此来考察汪道涵与江泽民之间的关系是恰当的，放在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来观照二人之间的情谊，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
“终身不渝的友谊，并且改变了二人的生活”
表面上汪江的渊源肇始于1949年9月，一次不经意的会面，当时汪道涵以华东工业部部长的身份，到江泽民任职的“上海益民食品一厂”视察，事隔五十多年后，汪道涵回忆他们初次见面时的情景：“江泽民充满了活力，他干劲十足，精力充沛，是个工作勤奋的专家。”汪也对江作了初步的评价：“他是党员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彼时江泽民二十三岁，汪道涵三十四岁，彼此感到十分相投。
凤凰卫视评论员何亮亮认为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能维持几十年，在不可能预见江泽民有朝一日会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情况下，“这种关系毋宁说更多地显示出人情味”。
这时距新中国建立还有一个月，汪道涵在上海军管会中负责重工业。益民是其辖下的一家公司，面对汪道涵的视察，江泽民代表工厂向他报告了最新的商业策略，包括一份有关获取原材料和商品销售新思路的详细报告。
汇报结束后，江和其他几名经理陪同汪道涵到厂房内参观了益民的生产线，这是当时上海最先进的食品工业生产线。而汪道涵当时的妻子就是益民公司的董事长，是江泽民的领导。江很快成了汪道涵家的常客。除了谈工作，他们也谈其他事情，比如说各自的家庭。
汪道涵与江泽民之间的历史渊源，还应该追溯到更久以前。在他们产生上下级关系之前，早已有了多层私人联系。
首先是同乡关系。汪道涵是安徽人，江泽民出生于江苏扬州，但其祖籍也是安徽。江泽民祖父江石溪早年从安徽老家移居江苏省江都县仙女镇，在此地行医，先后生下七个子女，长子江世俊即江泽民的生父，六子江上青即江泽民的义父。江上青仅比江泽民年长十五岁，十七岁时因为参加学运曾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出狱后正式加入了共产党，1929年他考取了上海文艺大学文学系，成为当地中共地下党里有名的才子。
据一段资料记载：抗战爆发后，已经有近十年党龄的江上青在扬州地区搞了一段抗日救亡活动后，即被派往安徽，从事对国民党地方政府、地方武装的统战工作，很快打人国民党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谨的身边，成为专署秘书长兼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共产党内的秘密职务则是中共“皖东北特派员”，下辖泗县、五河、嘉山等九个县。根据江上青的要求，从上海地下党派出的一批党员，充实到这些县里担任党政职务，其中就有为参加中共活动而毅然放弃学业的汪道涵。当时，江上青委任汪道涵为嘉山县委书记。同时，江上青又说服盛子谨，给了汪道涵一纸县长的委任状。
汪道涵比江上青小四岁，自到皖东北工作后，便对江上青的宣传鼓动和组织了作能力深为钦服。听到江上青战死(1939年)的消息，汪道涵曾难过地为其修建烈士墓，足见他们昔日交往之深。出于对故去上级江上青的情谊和感怀，从1950年代起，汪道涵即时常到江家看望烈士遗孀，而与其继父的故情交往，是汪道涵与江泽民的交情由浅至深的第一因素。
江上青去世之时，江泽民还是年方十三岁的少年，刚刚进入中学读书，与汪道涵也从未谋面。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曾经作为学生地下党员的江泽民被安排参与军管会领导的接收工作，不久，他又被委任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的副总工程师。而彼时，汪道涵恰恰以华东军事委员会工业部长身份主管工厂接收工作。
有评论认为，汪道涵与江泽民成为“酒逢知己干杯少”的忘年之交，两人投身革命之初的相似经历也是他们之间有越来越多共同语言的一个重要因素。
汪道涵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1933年起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共地下党。江泽民曾谦虚地表示自己是步汪老前辈的后尘，从这个意义上说，汪道涵与江泽民又是校友师兄弟的关系。这令汪道涵一开始便觉得与这个小学弟“相见恨晚”。
《江泽民传》作者库恩评价江汪关系时说：“汪道涵与江泽民之间的相识相知，很快发展为一种终身不渝的友谊，并且改变了二人的生活。”
现在来看，这种终身不渝的友谊也改变了开放年代中国的历史。江汪相识一年后，江泽民被提拔为益民食品厂的厂长，这个厂直属华东工业部，江的被提拔自然离不开汪的赏识。
又过一年，汪道涵把江泽民调到中国肥皂厂，汪把这个厂的国有化任务交给了年仅二十五岁的江泽民。
1953年初，汪道涵自己也获得了提拔，调到北京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江泽民则被安排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在上海的直属机构第二设计分局，任电器科长。对江泽民来说，这又是一次改变人生的提任，自此他进入了北京管理的干部序列，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下，这也意味着在政治上有了更多的晋升机会。据一段资料记载，当时，汪道涵曾有心带江泽民一同赴京工作，因为江的养母王者兰身边需要有亲人照顾，才放弃了这一打算。
1954年，汪道涵再次调动了江泽民的工作。这一次他把江调到了长春，参加建设中国第一家大型汽车制造厂――“一汽”的工作。
1955年第一机械工业部奉命兴建汽车工业时，需要抽调一批技术力量到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在汪道涵的特别关照下，江泽民上了第一批赴苏实习生的名单，这为技术出身的江泽民又增加了留苏深造的背景。一年后，江泽民完成学业回国，无奈他所学专业当时只有在“一汽”方能派上用场，无法再回上海工作。于是，他先是在“一汽”担任动力处副处长，不久即升任动力分厂厂长。在“一汽”工作的六年间，江泽民一直与汪道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只要到北京就一定会去拜访汪道 涵夫妇，汪也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江的成长。
第一汽车制造厂位于吉林省长春市郊，天寒地冻，“供应粮”又以高梁米、玉米面和大碴子为主，长期生活在南方的江泽民生活上不习惯，时间一长，得了胃病，只能私下里向汪道涵诉苦。除了江个人的身体原因，汪道涵同时也考虑烈士遗孀王者兰确实需要儿子回到身边照顾，不能怠慢。1962年， 汪道涵将江调回了上海，担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同时汪还安排江的妻子王冶坪在同一研究所担任总务秘书。
1965年，汪道涵一度曾有意把江调到北京部里工作，但这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升职机会，一个与原子能研究有关的国家级研究所在武汉成立，汪改变初衷，力荐不到39岁却有着动力工程领域过硬履历的江泽民担任所长兼党委副书记。这一任命把江提拔进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
“文革”岁月中，这对忘年之交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在汪道涵被整得家人离散时，江泽民的妻子王冶坪在上海冒险收留了汪道涵的女儿。直到1970年代中期，汪道涵才恢复了平常生活，江泽民经常去看谪居的汪道涵，这在当时仍然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情。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江泽民和他的母亲甚至一度搬入汪道涵家居住了一段时间。
“表面上不夺目，实际作用却深远”
“我们只是老朋友，”汪道涵对美国作家、《江泽民传》作者库恩回忆道，“当然，我们会谈到政治――我们都知道，‘四人帮’必须清除，中国需要新的领导人――但我们也谈论世界经济、现代技术，还有文学。江跟我说起莎士比亚的伟大剧作(我有很多时间，所以读了许多书)。我很欣赏江知识的渊博。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也热衷于学习。”
在这段时间里，汪道涵处境一度十分窘迫，这位“文革”前的副部级干部，家里同北京的普通居民一样，微薄的物质生活用品全部都是凭票供应，食油每人每月四两、糖每人每月半斤，肉票每人每月一斤。当时被派驻罗马尼亚的专家组组长江泽民，回国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登门拜访汪道涵，送上从罗马尼亚带回的奶粉和糖果。
“文革”结束后，汪道涵重返政治舞台。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1979年10月在京成立，汗道涵被任命为常务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级别为正部级。这一年，汪向兼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主任的副总理谷牧举荐了江，54岁的江泽民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1982年汪道涵与谷牧一道，推荐江担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年后江升任部长。
1980年9月，65岁的汪道涵被中央任命为上海市代理市长，与夫人孙维聪回到了阔别近三十年的上海。翌年4月，由上海市人大选举正式当选市长。其时汪道涵已过耳顺之年，但仍勉力为上海的现代化打下基础，并慧眼独具提拔江泽民、朱?基等优秀人才。何亮亮评论说，江泽民时代的来临，更证明汪道涵之“风物长宜放眼量”。
汪道涵担任上海市长的这五年，如果只是从市政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短期内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成绩，如果与90年代以来上海重振雄风、东山再起的强劲势头相比，80年代前期显得比较平静。
不过评论者认为，以此评价汪道涵治沪，并不公平。何亮亮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因为重振雄风和东山再起需要内外条件的配合，而当时的大环境缺乏这两个条件，本事再大的政治家也只能徒唤奈何。魄力大如邓小平者，都不敢下这个决心――开放上海，后来邓数次提到没有早些开放上海是一大失误。事实上，当时整个中国确实没有这样的气氛。
何亮亮在其著述《汪道涵传》里提到，汪道涵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就任上海市长，就表面而言，确实难有大的作为。但汪道涵还是有所作为的，何亮亮认为汪在两个方面为后来上海的崛起，做了奠定基础的工作，其一是人事方面，其一是在规划方面。
人事方面，1985年汪道涵的上海市长任期即将届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向汪道涵征求人选，汪道涵推荐了江，因汗的举荐，江顺利当上了上海市长。汪对江说，当上海市长就是“当总务科的总管”，江泽民回答，“当1200万人民的总管，我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汪道涵与江泽民一生亦师亦友，特别是在江泽民政治生涯的几个关键时刻，汪道涵或力荐之，或力挺之，殊为重要。1989年6月，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江登门拜访，征求汗的意见。汪道涵没有多说什么，而是以林则徐的一副对联来勉励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江泽民自此开始十四年的治国生涯。
现在看来，尽管汪在上海市长任上没有太显赫的政绩，但其对上海未来发展的规划，包括浦东的开发开放，功不可没。
1983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上海，要求上海应该成为全国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汗道涵随即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同国务院秘书长马洪为首的国务院调研组一道，研究制定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尽管这是个比较粗略的发展纲要，但这是上海第一个具体的现代化发展规划，而且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纲要。后来的上海市长江泽民、朱?基、黄菊、徐匡迪和陈良宇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推进着上海市政的现代化，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982年年底，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上海经济区正式成立，1984年底，上海经济区又扩大到苏浙皖赣四省全部，面积达到51万平方公里，成为中国的超级跨省经济区。这实际上就是“长三角经济圈”的雏形，是中国首个打破行政区划、更合理地调配资源、整合市场的尝试。1986年汪道涵已经不再担任上海市长，被国务院任命为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专注上海经济区的规划，提出各种方案与思路。今天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并列中国的经济发展引擎，而长三角的跨行政区域特色更为明显，汪道涵在这方面又是一个先驱。
作为上海学者，朱学勤见证了上海的发展，他说汪“是个有眼光的人啊，1980年代初期，确实是不像现在这样强调政绩，但是他默默做了很多事情，他做了最早的上海市规划，以前上海是没有规划的，浦东也是他提出来的，这两个东西是基础之基础啊，影响深远。虽然表面上不夺目，实际上它的作用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