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站在中国影坛的巅峰,她是西方人眼中最美的东方女人,时光流逝,她的光芒非但没有褪色,反而更加夺目耀眼 在巩俐的生命中,1988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那是中国的龙年,街上流行咖啡色眼影、萝卜裤、色彩艳丽的垫肩上衣,女人们在前额吹起高高的刘海,用超硬发胶定型。而巩俐被人关注,却与这些“流行”元素无关。
那一年,她在浓烈张扬的电影《红高粱》中,扮演了红彤彤的九儿,于是人们记住了她――平直的眉毛,小虎牙,平静淡然的眼神,毫无顾忌的大笑。而巩俐在片中茫然而又憧憬的样子,正如当时处在巨大变革中的中国电影。
当《红高粱》在当年的柏林电影节上亮相并最终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后,穿着旗袍的巩俐走上红地毯,西方媒体发出惊叹:“她是最美的东方女人。”不仅因为“这个中国女孩拥有和玛丽莲•梦露一样的三围”,更重要的是,她面对闪光灯时的那份超乎年龄与阅历的从容。
尹大为一直记得,当年几次报考艺术院校落榜的巩俐,找他拜师时的情景。“我问她,为什么想当演员?” “没想到她给我的答案,一如她日后的人生轨迹――‘大家都说我像山口百惠,但我自己不这么认为。我就是我,我是巩俐。有朝一日,我还想让外国人说巩俐穿的衣服真是漂亮。’” 在尹大为看来,出生在东北,生长在山东的巩俐,骨子里既有东北人的耿直,又有齐鲁人的豪爽,性格决定了她的命运,“若她不成功,是天不助她。”
然而巩俐能够最终成为中国电影的传奇,怎会仅靠“天赐的恩宠”――拍《红高粱》,巩俐曾一次次从毛驴上摔下来;拍《秋菊打官司》,她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发烧状态下工作,最终昏倒在雪地里;拍《霸王别姬》,却得到姐姐巩雯病逝的消息,但接下来就要“兴高采烈”演好出嫁那场戏;1995年5月,巩俐携《活着》去戛纳,在香港转机的途中,得到父亲病逝的消息,但她仍要马上微笑面对整个世界;2001年7月,巩俐在云南拍《周渔的火车》,因为有3个片场,需要到处赶,结果在赶往昆明的路上遭遇车祸,颈部受伤。
“多年来,巩俐一直反对“明星”这个字眼,只肯接受“演员”的称谓:“我的职业就是老老实实做个演员。如果我这一生能把表演做好就可以了。明星是什么?这种称呼会误导人。”
在她看来,“很多东西不必去在意”。她不会把自己关在“名声”、“传言”的牢笼中,“即便关也关不住,我关不住我自己,别人也关不住我。”巩俐说,自己性格中如此“强悍”的一面,多少和母亲有关。“妈妈在文革后,为了平反,去北京告过状。《秋菊打官司》里就有她的影子。”
2006年,一部《满城尽带黄金甲》是巩俐和张艺谋分开十几年后再次合作。人们发现,巩俐的光芒非但没有减弱,反而经时光的磨砺、阅历的铺垫,更加夺目、灼人。张艺谋也说,多年以后,再一次从镜头里看巩俐,再一次拍她的脸部大特写,“我很惊讶,她的脸,没有多添几道皱纹,她好像没有老。没有几个演员经得起大特写这样的拍摄,巩俐却可以。”张艺谋说。
如今的巩俐,作为“中国向世界输出的最美丽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好莱坞影片中。但她对角色的选择却极为苛刻,巩俐不喜欢性格单薄的人物,在她看来,演戏是要活在角色的生命中,去过另一个人的人生。于是,她曾推掉很有商业票房前景的《007》,选择了《艺伎回忆录》中“敢爱敢恨,为爱情可放弃一切”名伎初桃。因为,“初桃的内心复杂到了极致,每场戏都是种挑战”。
巩俐拍戏有个习惯,一定要弄清楚“角色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样做”,即便是在好莱坞拍片,也不例外。“我不明白,就会一直找导演谈,”巩俐说,“我就坐在导演的办公室一直等,他没时间,我有时间。角色是我来演,搞不清‘为什么’,怎么能活在人物心里面。”
曾有人觉得,与张艺谋在一起的日子,是巩俐事业最巅峰的时期。然而事实证明,岁月赋予了她更强大的能量,更耀眼的光芒。这或许在于,巩俐始终坚信,女人是水做的,时间不是女人的大敌,反而是天赐的礼物,“它可以让水拥有穿透钢铁、穿透石头的非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