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洪我已经不爱足球了:足球江洪

  欠了江洪120万工资的王珀,在回应江洪的欠薪电话时,永远只有一句,“没有钱,真的没有钱,但你可以和我一起赌球”      “我正琢磨,要把彩铃换成‘人在沈阳,暂时回不来,先给您拜个早年’。”江洪大笑起来,“我敢开这样的玩笑,说明我问心无愧。”
  即使在人声嘈杂的咖啡厅里,这样的音量也仍然足以引起旁人注意,有人回头探询笑声来源。和曾经在球场上豪气干云的青年时代相比,裹着一身黑衣、还戴着黑色毛线帽遮住已经半秃的头顶的他显得谨慎而持重。但对方还是立刻认出了他是江洪,惊喜地过来用陕西话打声招呼,“当年老看你踢球。”种种感触与情怀,都包含在这一句话中。
  “就因为我的问心无愧,过了这么多年,陕西球迷才能还记得我。”
  8年前,江洪和他的队友们成为了西安的城市英雄。他们所在的那支球队,陕西国力,曾经在中国足坛刮起过一阵“黄色旋风”。这支被球迷称为“西北狼”的球队,依靠一位赋闲在家、因为“便宜”而被请到中国执教的巴西教练卡洛斯以及一帮少有人入选过国字号队伍的球员和被称为“金牌球市”的西安球迷,从甲B升上甲A,又在随后一年的联赛里拿到了史上最好名次,甲A第九名。
  “那年我们其实可以进前八的。”当年的主力后腰、西安籍球员张延不无遗憾地回忆道。岁月在他的脸上刻出了刀劈斧削般的线条,然而提起当年,到动情处,他还是不无动容,长叹口气,手向后一甩,仿佛要将许多年来的郁结之气全部劈开,“上头不同意,进了前八,给球员的奖金就高一个等级,他们发不出。”
  
  西安,西安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元年。西安没有自己的职业球队,热爱足球的西安球迷只能千里迢迢奔赴外地。第二年,经过多方运作,八一队将自己的甲A主场选在了西安。西安人对这支“不是主队的主队”报以了极大的热情,那一年,西安城即使是“6岁的孩子也能背得出来全甲A12支球队都是啥”。
  1996年,八一队告别西安,运作此事的商人李志民敏锐地嗅到了西安人足球狂热背后的商机。他组建了陕西第一支职业足球俱乐部,陕西国力队。在随后的几年里,国力队从乙级联赛冲上甲B,即使并非顶级联赛,而且几乎年年都挣扎在保级深渊,但西安球迷仍然贡献着每场3万人以上的上座率。
  2000年初,染着一头金发的江洪出现在央视《足球之夜》上,当时他正值当打之年,却因前东家的背信弃义和中国足球特有的“摘牌制”而陷于两难之地,赌气地喊出“大不了再也不踢了”这样的话。
  陕西国力最终出50万买下了他,同一年,国力还签下了巴西教练卡洛斯。理由都是“够便宜”。
  2000年末,凭借引援与换帅的成功,前一年还勉强保级的陕西国力队奇迹般地成功升上甲A。由于球迷情绪太过激烈,国力那一年有半个赛季的主场比赛被迫移师宝鸡。决定冲A结果的赛季最后一场比赛当天,西宝高速上蜿蜒了数千辆车组成的车龙,目的只有一个――去现场看国力升级。张延还记得一个当年广为流传的故事,“两个球迷在路上车互相撞了,一听都是去看球的,摆摆手说那算了,咱都是同志么。”
  此后,陕西人对陕西国力的热爱达到了接近沸腾的高度,省体育场平均每场上座率高达4万人。某次比赛,正在踢球的张延发现后背上掉了个东西,一摸,发现是一只被人浪与轰鸣声震晕了的蜜蜂。
  那段日子,几乎是流淌着蜜糖的黄金时代。“出去吃饭都不用给钱,老板一听说是国力的来了,哪还愿意收我们的钱。上街经常被人认出来,上来要签名。我说又不是刘德华,签啥签么,人家还非要我签。”回忆起这段岁月,张延笑起来,美滋滋地抽了口烟。
  
  危机阴影
  
  此时,危机的阴影已悄然埋下,某种程度上,陕西国力队就是悲剧的中国职业足球的一个黯淡缩影。昙花一现的火爆与辉煌,被人为的愚蠢和贪婪迅速毁灭。过分依靠赞助的结果是起初发不起奖金,继而发不起工资。2002年,连续两年取得了辉煌战绩的卡洛斯要求加薪续约,被李志民拒绝。随后,国力战绩愈来愈差,愈来愈无法获得赞助,就这样陷入了恶性循环。而球员们则慢慢滑向为求生存只能卖球和赌球的深渊。
  那一年,中国足协再次出台了一个“中国特色”的规定――联赛为国家队让路,暂停升降级。但这一次,却是救了陕西国力队。整整一年,挣扎于欠薪、卖球与赌球传闻中的陕西国力队最终位居倒数第一,却莫名其妙得以在末代甲A苟延残喘。2003年,甲A恢复升降级,国力队蝉联倒数第一,跌入甲B。
  本已退役的江洪在赛季末段复出,联同又被李志民请回的卡洛斯,被西安球迷赋予了重振狼威的厚望。虽然已经无望保级,但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兴许可以让这支球队不会这么早、这么窝囊地死去。”但,那个在江洪看来“不值一提的人”来了。
  那个人,是王珀。2009年11月,由于参与假球、赌球,王珀被警方宣布逮捕。但在2003年,王珀入主陕西国力队时,他却被寄予了“救世主”般的期望。
  仍然肯接受采访的陕西足球界人士,已经无人知道当年王珀到底和李志民达成了怎样的协议,才能完全接管这支虽然负债累累、但余威尚存,甚至还有希望冲超的球队。只有在陕西省体育场一跃跳下2米多高看台、哭着跪求王珀“放过陕西足球”的铁杆球迷凄厉的叫声,仍然回荡在当时在场人士的脑海中,“这么多年还仿佛昨天”。
  欠了江洪120万工资的王珀,在回应江洪的欠薪电话时,永远只有一句,“没有钱,真的没有钱,但你可以和我一起赌球。赌赢了的钱给你发工资。”不愿同流合污的江洪成为了王珀和其他急红了眼要弄钱的队中人士的眼中钉、肉中刺。在全队会议上,王珀怒吼江洪,“你要挡别人什么路都可以,就是别挡别人的财路。”
  “有人找我要赌球。我的态度就是,我不干预,也不参与。”江洪无奈地笑起来,作为大家尊敬的“老大”,他已无力在所谓的道德、职业荣誉感与友情之间,找一个立足点。
  随后,江洪被开了职业生涯史上最大的一个玩笑。全队宣告放假,假期结束后,归队的他却发现自己被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了西安――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被王珀“拐”去了宁波,而他则成了仓皇逃离后一叶漂泊的浮萍。
  两年后,在历经迁徙宁波与哈尔滨之后,这支早已没有“陕西”二字的球队被中国足协以欠薪问题为由取消比赛资格。从此,陕西国力正式成为一个回忆。
  
  我已经不爱足球了
  
  退役后的江洪,开始努力经营自己的生活。
  几乎所有的中国职业球员都会在退出足坛后,发觉自己无所适从,从小文化底子薄弱,他们的选择委实不多。许多人最终还是回归足坛,担任教练;其他人则做了生意――几乎没有例外。
  有些人是幸运的,有些人则经受了波折与风浪,例如江洪。
  很难说江洪的命运是运气还是性格造就。他有过全家5口人挤在14平方米的破旧宿舍中的贫穷岁月。最大的梦想是“买一盒4分钱一根的冰棍,这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而他的弟弟,后来成为2002年世界杯中国国家队主力门将、当选过亚洲最佳守门员的江津的梦想则是“将来挣了钱,给爸爸妈妈买一大堆罐头,想吃多少吃多少”。
  贫瘠的岁月中,父亲希望将哥俩儿之一培养成为职业球员,最初选中的那个是江洪,因为他年龄大,又能吃苦。江津则因为个子高,选择了打篮球。机缘巧合之下,八一队“1316工程”来选球员的人同时也相中了江津――这个当年轰动一时,旨在“选拔全国优秀足球人才”的青少年足球工程,就这样把一个从未接受过系统足球训练的篮球运动员挖掘到了足球领域。
  是无心插柳,还是当年的教练真的慧眼识珠,不知道――反正中国足球,总有这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阴差阳错。懵懂的江家哥儿俩一同离了家,开始踢球。他们都是守门员。队里只有这两个门将,什么比赛,都是他们上。
  起初的水平有多烂,用江洪的说法就是:“对方罚角球,直接就能罚进去。前面能进5个,我就能漏4个。”上场前,教练不给他号码,单在他身后画个“勺子”,问他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么?“在我们北京话里,这叫漏勺,你们江家哥儿俩,就是大漏勺。”
  但不服输的哥儿俩却战胜了这些冷嘲热讽,在多年后,具备了相同的优秀实力。此时,竞争开始凸显。
  当时技术上更成熟、主力位置也更牢固的江洪却为弟弟选择了放弃。理由简单,“我是哥哥,性格也适合漂泊。他当时在北京也都有女朋友了。”离开前,他给八一体工大队队长写了一封7页纸的信,然后收拾了一个简单的铺盖卷,南下深圳,加盟刚刚成立的一支乙级球队。
  没有人理解江洪,他此时已经入选过中国国家足球队,却甘愿加盟非顶级足球联赛。
  到深圳的那一天,正是冬季,他裹着从北京带来的部队军大衣,站在深圳火车站熙熙攘攘南下务工的农民工中,和他们一起茫然地企盼着未知的明天。此后,几经沉浮。江津渐渐坐稳了国家队头号门将的位子,而江洪却在几级联赛中沉浮,也曾再次入选过国家队,但却从未出过场。
  后来的国家队主帅霍顿曾经这样评价过江家兄弟,“如果他们都在外国,江洪会发展得更好。”
  几经沉浮起落后,江洪开始信奉基督。按照他的说法,他曾是个佛教徒,但上帝更能赐予他“内心的平静”。
  “不懂宗教的人才会觉得我换信仰是愚蠢的行为,我这是真正的懂宗教。信仰是什么,信仰是对自我的约束力,是一个人的价值观、感恩之心和能否宽恕别人、善待自己。我做到了,所以我是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信教是要看,这种宗教能给自己带来什么。”
  而没有信仰的人――“不就和中国足球一样”。在他看来,中国足球的痼疾用两个词足以概括:没有信仰,金钱至上。
  所以,“我已经不爱足球了。”
  退役后的江洪开始远离足球,现在,他的身份是酒吧老板。
  在酒吧的声色犬马间,他没能抵挡住魔鬼的诱惑,开始吸毒。
  2007年平安夜,他在博客上忏悔吸毒经历,引发媒体热议。有人质疑炒作,他频频摇头,对此不屑一顾,“你没法理解一个基督徒的悔恨与渴望救赎的心情。那时候我养了一条狗,叫丽丽,每天牵着它出去散步,我觉得它比我快乐。它是正常的,会为了吃饭和散步而快乐,可我却不行了。上帝是公平的,人一生中的快乐是注定的,你靠吃药来透支快乐,就会在别的地方扣除你的快乐。”
  对于足球,他已经意兴阑珊,不想再提。“我曾经靠足球带给过别人快乐,但现在我只想让自己快乐。所以,算了吧。”
  至今,他仍握有李志民欠他120万的“白条”,但他已经学会宽恕。2009年冬天,他在西安一家会所再次遇见李志民,他只是笑一笑,打了个招呼,换来前者愧疚而尴尬的一个笑容,然后目送对方慌张和局促的背影离开。
  “他欠我的,永远都在他的心里,会变成一个负担。他永远有愧于我,这就够了。”
  忠诚而热情的陕西球迷仍然将他视为心中的英雄。半夜3点,他从酒吧开车出来,正好碰见西安交警巡查。别人都要挨个儿下车,接受酒精测试。交警看见他,下车呵着冷气,连声说,“快上车吧。江大哥,你开酒吧的不容易,回去早点休息,别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