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云笼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便将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提到了很紧迫的议事日程上，毛泽东主席也就解放西藏问题发出了一系列指示。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中旬，毛泽东致信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和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１９５０年１月２日，他又致电中央、彭德怀并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他感觉， “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现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因此他明令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１８军，做好入藏准备。为了更顺利地实现进藏，他提出：“收集藏民，训练干部。”这时，“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创始人，长期在藏区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平措汪杰在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拍发致敬电后，收到朱德的回电，要他尽快赶赴刚解放的重庆，向邓小平、贺龙汇报请示工作。在重庆、平措汪杰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人的热情接待。
刘、邓、贺把１８军军长张国华召来重庆，部署入藏的行动，并与平措汪杰会面。当时进军西藏的路线、行动方案、注意事项等均已议定。平措汪杰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叙说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特别强调尽力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见解。刘、邓、贺恰恰也最关注以和平方式解放西藏的问题，希望平措汪杰能为此多做些工作，并决定带一批藏族干部和青年进藏，以便于开展工作。随后，他们任命平措汪杰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西藏工委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平措汪杰和张国华回到１８军军部所在地新津。该军党委任命他为１８军民运部部长。他被安排随南路进藏部队行动，并任南部部队党委副书记。６月，他抵达了南路进藏部队的集结地巴塘前沿，这里与昌都府的辖区，仅隔着一条金沙江。
箭在弦上，但却没有立即发出。首先进入西藏地区的，并不是作战部队，而是一支支由“商人”和高僧、活佛组成的“劝和团”。从１９５０年开春以后，陆续有三四批以劝说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当局与中央政府合作，让解放军和平入藏为主旨的劝和团，踏进了雪域。第一批是从西宁入藏的马帮，其中有两个汉族商人，实际上是中央军委情报部青海联络站的人员。他们带去了阐释中共关于西藏政策的信件，信件的执笔者，是已出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在西藏声望卓著的佛学大师喜饶嘉措。他们得到了噶厦当局回复中央人民政府的正式信件。这个千言的文件，称西藏与中国有着悠久的檀越关系（即施主与寺院的关系），噶厦当局愿意保持和发展这种传统的关系。这封信转到毛泽东手上，他看了译文后觉得不管怎么说，这毕竟表明了一个态度。继之而去的几个劝和团，就没有如此的幸运了。曾在哲蚌寺学经１０载，考得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第七名的高僧密悟法师，虽说与西藏上层人士关系非同一般，但他带领的劝和团被阻在金沙江东，再不得前进一步。由青海藏区声高望重的活佛、千户们组成的劝和团，甚至动员出了１４世达赖的胞兄、塔尔寺的当才活佛，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专程到西宁为之送行。他们几经蹭蹬最终进入了西藏，可自西藏地方官员告知已将他们带来的劝和信转送拉萨后，便再无下文。
７月１０日，又一支劝和团从四川甘孜的白利寺上路了。为首的是当年博巴政府的副主席、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格达活佛。这位热切盼望西藏早日和平解放的活佛，致电当年在博巴政府共事的主席朱德总司令，提出亲往拉萨促进和谈工作。朱德认为他进藏劝和安全难有保障，请他先到北京重叙旧谊，并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可格达在接到朱德的回电后，更激起热忱，表示要待西藏众生得安康之后，再赴京见朱总司令。朱德深为他舍身取义的精神所感，再次致电嘱咐一定要注意安全，一旦安全有虞，立即返回，切不可冒险。格达活佛于７月２４日到昌都后，广泛接触僧俗人士，以亲身经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解放军是仁义之师。但他前往拉萨，面见达赖喇嘛，敦促其与中共和谈的愿望尚未实现，就在昌都不幸逝世了。关于他的逝世，现存多种说法，一时难以作出定论。就在中央人民政府屡屡伸出和平之手之际，位于藏东的昌都府长官基巧拉鲁 ·才旺多吉的任期满了，要求噶厦批准其卸任回拉萨。可在拉萨的三个地方政府主要官员也即噶伦，谁也不愿去昌都接手这个苦差。解放军陈兵金沙江东岸，藏军的２／３也都摆在了昌都地区。潜入的外来分子的鼓噪，有险可恃的侥幸心理，使得噶厦政府的官员以主战者居多，都企盼能将解放军屏挡在雪域之外；
可谁又都不愿意到那战云笼罩的前线。结果，原任地方财政长官也即孜本的阿沛·阿旺晋美，被提升为增额噶伦，出任昌都基巧。
阿沛·阿旺晋美，出生在拉萨以东百余里甲玛沟的一个贵族世家。少年时即受业于佛学大师喜饶嘉措、大苍活佛，晨钟暮鼓，学得满腹经纶。２３岁上加入由贵族富户子弟组成的军团，从班长一级级升到营长，可谓兼通韬略。因而被西藏赫赫有名的阿沛家族看中，招赘为阿沛 ·旦卓嘎的夫婿。可他背后却是喧嚣一片的主战之声。
自８月２８日到昌都之后，入眼的情景只能令他沮丧。他在给噶厦的电报中说：辖区部分县仅七八户尚存糌粑，其余皆以圆根为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更堪忧的是拉萨来的藏兵军纪废弛，奸淫扰民，各高级军官也即代本之间，互不相谐。此情此景，能战能胜吗？他向执政者们提议是否先通过与汉人接触，设法阻止解放军入藏，不要一上来就兵戎相见。可执政者们，仍欲将西藏的前途和生灵当赌注。等待不可能是无休无止的。８月中旬，毛泽东再次了解了入藏作战准备情况后，下达了实施昌都战役的指示：“１０月解放昌都，这对于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如我军能于１０月解放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１０月，昌都战役如期打响了。正像阿沛·阿旺晋美预料的那样，藏军一经打击便辙乱旗靡，仅八九天，解放军已进击三四百里，直逼昌都城下。一开始就不主张与解放军兵戎相见的阿沛·阿旺晋美，下令弃城西撤。但西退的要隘，已尽在解放军的控制之中。在泽宗山口附近的折骨寺，进退失据的阿沛·阿旺晋美宣布投诚。这一战历时１８天，解放军歼战５７００余，英国报务员福特等４人，也在俘虏之中。
昌都解放后，由１８军副政委王其梅主持的前线指挥所，随即搬进城内，成立了中共昌都分工委，王出任书记。任副书记的平措汪杰，一进城就被带进昔日的基巧府、如今的前线指挥所大院子内。王其梅让他住在二楼轩敞窗明的原基巧住房，可他顾不得安顿，就询问道：
“基巧阿沛·阿旺晋美在哪里？”有关人员告诉他，阿沛·阿旺晋美也住在这个大院里，但和其他旧官员一样，都住在比较简陋的平房。平措汪杰听了，感到如此安置有问题，便立即准备了一些礼品，到阿沛·阿旺晋美的住所造访。平措汪杰见到阿沛·阿旺晋美时，发现他已经没有了绸缎的官服，只着一身普通的氆氇藏装。他随后又去看望了一些昌都府的老官员和藏军的孜本，发现他们的情形大致与阿沛·阿旺晋美相似。他立即找到王其梅，提出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让阿沛·阿旺晋美住，并和他一起吃饭。他们还商定，将原昌都府官员和藏军孜本的官服还给他们，投诚官员仍搬回原住所。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平措汪杰天天和阿沛·阿旺晋美及他的秘书见面，也抽空看望其他昌都府的官员、藏军军官们，他们恳谈了十多天，阿沛·阿旺晋美被平措汪杰的诚挚所感动，对共产党、对解放军有了更直接、更深入的了解，逐渐感到和谈是最佳选择。
二、和谈之初
昌都战况传到拉萨后，噶厦当局和西藏上层贵族们心绪如麻，愤怒、不甘与恐慌交织，是再战是求和，是出逃是留下，决断迫在眉睫，可他们唇争舌辩许久，依然莫衷一是。事关西藏的命运，仿佛只有取决于天意和神断了。
乃穷、噶东两寺的神汉，被请到了达赖的佛殿。他们念念有词，舞来蹈去，如同与神灵絮语一般。突然，噶东神汉匍匐在达赖喇嘛座前，如泣如诉：“神王达赖喇嘛乃全体僧俗人民的智慧和至宝，只有佛爷亲自掌权，才能禳解灾难，维持政教隆昌。”摄政达扎虽然恋栈，但违拗神的旨意是要遭天谴的，他只得宣布辞职。达赖亲政了，可此刻他刚刚１５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他还得听凭噶厦当局、大活佛、上层贵族们越俎代庖。
就在拉萨的政教领袖们还在为解放军进入藏东后，战和走留纷纭其说之际，由阿沛·阿旺晋美执笔、４０名昌都府官员签名的致达赖及噶厦书送到了。在这封上书中，阿沛·阿旺晋美以其亲身经历，详细叙说了解放军坦诚相见、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对进军西藏、和谈的方针：
“此次解放军进西藏，丝毫不存在以武力支持与藏政府有矛盾的扎什伦布寺和热振派来搞颠覆的企图，而是要把西藏人民从英、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长期压迫下解放出来，帮助西藏人民幸福、民族昌盛。汉人决不欺压西藏人民，这是早就确定了的厖目前藏汉和谈很快进行的话，汉政府提出的各条款中有不适西藏情况的可将利弊详细说明，共产党政府方面绝不存在举剑威吓、强迫或压制不让申述利弊的做法，一切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谈决定。由阿沛阿旺普美恳请达赖和噶厦，下决心速派一位高职官员为代表，经康区去北京谈判就能成功”。然而这封言词恳切的上书，并未打消拉萨的政教领袖们的迟疑彷徨，他们又一次向神灵问策，打卦抽签的结果是“出走”。结果，达赖任命大堪布罗桑扎喜、孜本鲁康娃为司伦，代理政务，在４０名政教领袖和贵族的裹带下，沿江孜亚东一线，向印度而去。
出走前，逗留印度的孜本夏格巴，在与英、印等方接洽后，曾致电拉萨：英、美均答应支持达赖，印度将派兵接应。而当达赖等披风踏雪跋涉到亚东时，局势骤变。印度政府慑于世界舆论压力和中国政府警告，收回承诺，只同意以难民身分接纳达赖；
英、美亦改口不支持达赖离藏了。达赖一行顿时进退维谷，怅然若失。
能依时势应变者是俊杰，西藏的政教领袖们也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阿沛·阿旺晋美上书余音犹在，中央人民政府依旧敞开着谈判之门。于是，一封由达赖署名的信札，被送到了驻新德里的中国使馆。
达赖信札的字里行间，极富辞令：“我接受西藏僧俗人民的信任和委托，于吉祥的１０月８日担任了政教重任。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的友好关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时下）汉政府军队已遍及西藏东部、西部及中心地带，西藏僧俗人民深感不安，郑重请求将政府分为留守和外出两部分。”然而信札中对谈判一事，也显得颇诚恳。说是此前已由“昌都基巧阿沛和从拉萨政府派出的堪穷二位为助手，前往昌都进行谈判。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起程赴北京。但因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邀请你（按即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将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时转呈。”这封信札被迅速送往北京。仅隔１３天，达赖就接到袁大使的回信：“毛主席令我代表他祝贺您的执政”，中央政府欢迎你派代表赴北京，驻印度大使馆将给予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
赴北京就和平解放西藏进行谈判的代表团随即组成了：首席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堪穷土登列门、代本桑颇增顿珠、藏军总司令凯墨、旺堆、仲译钦布（政府秘书官）土丹旦达为代表。后两位代表和藏方派出的翻译达赖的姐夫彭措扎西（黄国祯）、英文翻译桑都仁青，是从亚东经印度出发的。
阿沛·阿旺晋美等是１９５１年３月２９日从昌都动身的，中共西藏工委和１８军党委，派平措汪杰陪同阿沛·阿旺晋美经渝前往北京。“我们在重庆登机后，在飞机上接到来自北京的电报：说是周恩来等中央和政府领导人，将到火车站迎接阿沛·阿旺晋美一行，要我们在西安改乘火车赴京。”“我们到达北京的时间，是２２日傍晚，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等都在车站迎候我们。”２６日，凯墨安旺堆等经印度赴京的代表，在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的陪同下抵京。翌日，１０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及班禅堪布会议厅一行４５人也到了。但因当时达赖及噶厦政权尚未就１０世班禅的确认表态，作为噶厦和谈的代表们一直规避和班禅大师及其堪布厅的人见面。
关于西藏和评解放的谈判，于４月２９日正式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的谈判代表是：首席代表政务院秘书长兼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代表有人民解放军西南区参谋长张经武、１８军军长张国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周恩来还亲自指定了两位列席代表，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平措汪杰和１８军宣传部长乐于泓。
最初，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团的翻译，是从中央民委调来的，他是青海人，对西藏的情况不是十分熟悉，特别是谈判涉及许多政策性的解释，只有既稔知西藏的传统、现状，又熟悉中共的民族、宗教政策的人，才能胜任传情达意的谈判翻译之职责。周恩来再次亲自点将，要平措汪杰担任此次谈判的政治翻译。
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后，噶厦方面的代表端出了谈判的五项条件：１．西藏根本没有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西藏同英国有点外交关系，是１３世达赖出国后延续下来的。同美国只是商务关系。２．归还旧汉政府占领及解放军解放的地区。３．如有外国入侵，再请汉政府协助。４．请撤走进入康区和藏北的解放军。５．今后请勿听班禅、热振的挑拨。这五项条件，是由凯墨安旺堆等从亚东带到北京的。据说达赖、噶厦执政者们曾一再叮嘱：和谈必须以此为依据，切勿轻易许诺。这五条的核心，还是要阻止解放军进入西藏，使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拥有主权，徒具名份。
阿沛·阿旺晋美说：“噶厦政府的意见，我们必须坦诚地向中央人民政府报告。噶厦当局不赞成解放军进藏。西藏东、北与内地相连，只有南面与印度毗邻。如果边境有事，再请解放军进去。如果这样不行的话，还可以把藏军扩大，并编成解放军的一部分，对外宣称已有解放军了。”李维汉指出：进军西藏以解放和保卫边疆，是中央的既定方针。西藏交通不便，一旦有事，军队很难及时开进。从噶厦的五个条件看，西藏上层部分人有三点错误和不切实际的想法：一是仍然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二是想拖延以观国际形势变幻；
三是怀疑解放军进藏是为了整藏族，这不对，要整，打败了整更容易，何须谈判？
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又重申了对谈判的基本态度：英、美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露骨的，阻止西藏和谈代表赴京谈判即是证明；
巩固国防极为重要，解放军必须进藏；
解放军进藏后，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实行区域自治、军政制度；
达赖保持原有地位；
西藏地区内部各派关系，应本着团结精神协商处理。从双方的立场来看，进军西藏，可谓谈判的第一个难点，双方在此僵持了很久。
阿沛·阿旺晋美是西藏和谈代表团中最开明、最早倾向和谈的人，而且同中央人民政府方面已有一段接触，因此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力争首先说服他。作为列席代表、政治翻译的平措汪杰，是每次深谈的在座者。中央人民政府的和谈代表以历史文献说明，中央政府派军队入藏早有先例；
而且西藏长期以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央人民政府派军队保卫自己的领土、保卫西藏人民，岂不是顺理成章之事？力拒解放军进藏，于情于理相悖。在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持论有据、逻辑严谨的理念面前，部分噶厦和谈代表感到再难以坚守不允解放军入藏的条款。又经过反复权衡利害，特别是注意争取藏军总司令凯墨安旺堆、达赖姐夫彭措扎西的首肯，总算是统一了认识。第一道难关，跨越过去了。
三、巧解心结
在广袤的藏区，“天上的太阳、月亮，地上的达赖、班禅”的民谚深入人心，由此可见达赖、班禅间的和洽及在西藏的地位。可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桌前，却没有班禅和堪布厅的代表；
且在噶厦带来的五项条款中，竟有“请勿听班禅、热振的挑拨”一语。
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同为藏传佛教黄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大弟子。师徒三人，对黄教在藏区的产生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藏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被称为“尊贵的师徒三人”。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是情同手足的师兄弟，自转世制度形成，历代达赖与班禅都互遵长师幼徒之仪，相互尊重，情深谊笃。然而此时何以至此呢？
这与清代后期，国势衰败无力护卫边疆，朝廷对少数民族政策失误，引起其离心倾向有关。２０世纪初，英国侵略军进犯西藏，清廷一方面无力守边，一方面也希望不太听命的１３世达赖的势力有所削弱，没有积极支持抗英作战。西藏抗英以失败告终，清廷驻藏大臣联豫在达赖出走印度后，假皇帝名义取消１３世达赖封号，将９世班禅曲吉尼玛迎入拉萨，出任摄政。此事虽遭曲吉尼玛坚决反对，但却为后世达赖与班禅间的不和，埋下祸根。加之噶厦政权和班禅本寺扎什伦布寺的部分官员，为了一己私利，不顾大局，屡造纠纷，推波助澜，更深化了矛盾与隔阂。
后来１３世达赖重返西藏，九世班禅又因噶厦和堪布厅的关系恶化，于１９２３年底逃往内地，双方结怨更深。１９３７年末，空怀重返故土夙愿的九世班禅，在青海省王树圆寂。１９４９年６月，国民党政府确认在青海访得的灵童宫保慈丹（即贡布才旦），继任１０世班禅。８月，１０世班禅在青海境内尔寺坐床，但达赖及噶厦当局一直未予承认。
新中国成立后，１０世班禅立即给毛泽东、朱德致电祝贺。１９５０年１月，班禅及堪布厅又致电中央人民政府，“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亦对１０世班禅十分尊重，在西藏和平解放谈判时日确定后，特邀他也赴京。谈判前，周恩来亲自指示：在谈判过程中，要十分尊重和充分听取班禅和堪厅布主要成员的意见。李维汉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平措汪杰和乐于泓布置说：此次谈判要涉及达赖和班禅的团结问题，要他们做阿沛·阿旺晋美和其他噶厦和谈代表的工作。平措汪杰说他们接受任务时，思想上毫无准备。果然，当中央人民政府和谈代表提出要将有关班禅的内容写入谈判协议时，西藏和谈代表们反应强烈。他们说：中央人民政府关于谈判的１０项条件中，本无此内容；
噶厦当局，也只是交代和谈代表赴京讨论中央和西藏地方的问题，根本没谈班禅的事。李维汉郑重地申明：班禅问题必须包含在协议之中。班禅在宗教上与达赖地位等同，在藏区有着极大的影响和感召力，已明确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班禅，能同达赖及噶厦政权和解，返回西藏，对解放军进藏，对西藏地区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走向幸福繁荣，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但西藏和谈代表坚决不谈班禅的问题，理由是九世班禅寂后，曾在青海、西藏、西康地区遴选出三位灵童，究竟谁是真正的九世班禅转世灵童，达赖、噶厦当局尚未表态。也就是说班禅的确定还是问题，怎么能谈他和达赖、噶厦的关系和在西藏的地位问题呢？何况代表们没有噶厦的授权，一定要谈的话，必须等待请示。双方各不相让，谈判又一次陷入僵局。要打破僵局，首先要拿出确定１０世班禅合法地位的确凿证据。李维汉立即指令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范明，迅速查清班禅合法性的问题。范明很快得到了１０世班禅地位合法的部分证据，有原国民党政府颁给１０班禅的封册和印鉴等。
１９４９年春，国民党政府欲自南京搬迁时，班禅堪布厅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计晋美百般设法，催促、运动国府尽快批准班禅转世灵童，使李宗仁代总统在６月３日颁布封文：“青海灵童宫保慈丹，慧性澄圆，灵异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继任为第１０世班禅额尔德尼。”此后即派国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赴青海与国府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在塔尔寺主持了１０世班禅坐床大典。这即表明１０世班禅的确认，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仪轨和制度的。
当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出示了１０世班禅的封册和印鉴后，西藏的代表仍拒绝将班禅的问题纳入谈判的范畴，因为噶厦与堪布厅的积怨太深，不可能由一次谈判而冰释；
谈班禅问题，也容易引起达赖、噶厦当局的忐忑和疑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孙志远在休会间隙，单独与噶厦和谈代表们晤谈。这次晤谈持续了１０个小时，阿沛·阿旺晋美详细介绍了达赖、噶厦同班禅、扎什伦布拉章的历史渊源，进入本世纪后的龃龉纠葛，通过班禅条款的难度。显然，是达赖和班禅之间源远流长的友好相处历史，启发了孙志远，他提议：在关于达赖和班禅地位、职权的条款中，都写明固有的地位和职权，并做出解释系指１３世达赖与９世班禅和好时固有的地位和职权。难题似乎迎刃而解。双方都维持和好时期的固有地位和职权，既保障了达赖原有的地位、职权丝毫不受损伤地得到延续，也消除了班禅回藏可能侵蚀达赖权威的疑虑。这层意思阐明后，西藏代表们不再抵制把班禅的问题写入谈判协议。
关于和平协议的条款大部分都讨论通过了，相对在谈判桌两边的人，都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李维汉在与阿沛·阿旺晋美晤面时，提出只需再将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一款讨论通过，谈判就可告结束了，请阿沛·阿旺晋美先和西藏的其他代表打个招呼。这次谈判，实在是太难为阿沛·阿旺晋美了，许多难度大、敏感性强的问题，都是通过先说服他，然后再做其余西藏代表的工作的。但他毕竟是噶厦政权的首席代表，有些问题他想通了，要劝说其他人，还必须等适当的时机，并且得从各方面思虑周全。所以他在同李维汉晤谈后，一直考虑着找个合适的时候扯出这一话题。
两天过去了，李维汉估计阿沛·阿旺晋美已和西藏代表们打过招呼，便在谈判时提出要把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写入和谈协议。不料平措汪杰刚刚把他的话翻译出来，竟如一石激起轩然大波，除了阿沛·阿旺晋美外，其他西藏代表均艴然恚色。他们高声质问：“你们中央代表怎么总是一会儿生出一个新想法，一会儿生出一个新想法，强加给我们？”有的甚至揎袖捋臂嚷道：“我们已经有了噶厦政府，再搞个什么军政委员会，不是在我们的脖子上又骑上个人吗？”李维汉不知阿沛·阿旺晋美尚未商量妥当此事，见西藏代表们吵吵嚷嚷有些纳闷。经翻译明白了吵嚷的内容后，他不免也有些怒形于色，说道：“不是早打招呼了吗，怎么是一会儿一个新想法？在谈判初始，申明我们的五点基本态度的时候，就提到了 ‘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实行区域自治、军政制度’的内容。你们这样吵闹，哪里是诚心谈判的样子？“这前所未有的对立，几乎使谈判濒于破裂。平措汪杰感到在这种气氛下，是无法继续谈下去的，就把李维汉的气话，翻译成：“李代表的意思是暂时中止谈判，请代表们先回住处休息。”平措汪杰随西藏代表团一起回到他们的住地北京饭店。回到住地后，多数代表的怒气仍没缓和。直等到他们的吵嚷渐渐平息，平措汪杰才开始向他们做耐心细致的解释。他告诉代表们，军政委员会并非针对西藏的，解放军解放的所有省份，都随之成立了军政委员会，这是一个过渡性的政权机构。
但西藏的代表们一再咬住“成立军政委员会，就是在我们脖子上又骑个人”不放。平措汪杰思忖了一下，发问道：“又骑个人？那你们说说看，将来军政委员会成立了，最高首脑会是谁呢？还不是达赖喇嘛吗？怎么会是脖子上又骑个人呢？”平措汪杰冷不丁的自问自答，使西藏代表们内火顿时泻了，细细一琢磨，觉得如果由达赖出任军政委员会最高首脑的话，的确不存在谁骑脖子的问题，不禁相觑自窘。一消除抵触情绪，事情就好商量了。凯墨安旺堆对平措汪杰说：“你说的有道理，我感到你确实是为西藏民族的利益尽力。散会时你没有按李代表的原话翻译，他的气话我听懂了。”在平措汪杰反复解释了他们提出的种种疑虑后，西藏代表终于同意恢复中断了的和谈。
从西藏代表团住地出来，平措汪杰直奔李维汉办公室，此时已是晚上。李维汉一见他就问：
“西藏代表团是不是在卷铺盖卷，准备走啦？”“不，在反复说服后，他们同意写入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有关条款，谈判明天可以恢复了。”“是吗？”李维汉喜上眉梢，平措汪杰遂简要叙说了经过。听罢他的叙述，李维汉立即拨通了电话：“主席，我是罗迈。平措汪杰同志来了，现西藏代表已被说服，在协议中写入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已经没有异议了。”电话听筒里传出了毛泽东的声音，平措汪杰回顾说：“那是我第一次聆听毛泽东的声音，听到他刚刚做出的指示，我的心情很不平静。由此我知道了，我们的整个谈判工作，都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关注和指导下进行的。”
四、大功告成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下午，《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仪式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和西藏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增顿珠分别在《协议》上签字盖印。
《协议》共有１７条，主要内容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
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巩固国防；
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对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其收入不变；
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
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为保证协议的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组。
自清代末期以来，西藏同内地中央政府关系危若垂丝的历史，以《协议》的诞生和尔后的落实而宣告结束了。
在《协议》签字当晚，李维汉主持的庆祝酒会上，李维汉首先举杯说：今天的第一杯酒，应该敬给平措汪杰同志，他为和谈的成功立了大功。此时，噶厦的代表凯墨安旺堆也来到平措汪杰身边，对他说：“我也认为第一杯酒应该敬给你，你是这次谈判的功臣。”酒会刚结束，平措汪杰就因极度疲惫，突然虚脱晕倒了。
签字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党举行盛大的宴会，庆祝《协议》的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以及首都各界知名人士１８０余人出席作陪。
噶厦政府和谈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和１０世班禅及堪布厅的官员们，都参加了宴会。平措汪杰说：“这是噶厦的官员和１０世班禅的第一次会面。虽然噶厦的代表们在有关班禅条款的《协议》上签了字，但达赖、噶厦当局尚未对此表态，所以他们还是回避同班禅的接触，但这次回避不了了。”中央把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都安排与毛泽东同在一桌。毛泽东以他的伟人魅力，消弥了近代历史给达赖和班禅间遗留的芥蒂。宴会充满喜庆的气氛，毛泽东围绕西藏，谈古论今。我第一次领略了时代巨人磅礴恢宏的襟怀和经天纬地的学识。毛泽东对班禅、阿沛·阿旺晋美说：“你们西藏在历史上很是了不起，你们的吐蕃王的军队两次打入长安，唐朝皇帝都慌慌张张跑了。唐朝有个常胜将军叫薛仁贵，他征西时曾入东部藏区青海附近，吃了大败仗。”这信手拈来的一段历史，寓庄重于诙谐，既融洽了气氛，又紧紧扣住眼前的政治斗争主题，毛泽东挥洒得如行云流水。接着，他话题一转说道：“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谈结束后，平措汪杰陪阿沛·阿旺晋美返回昌都。８月，入藏的解放军开始向拉萨进军。王其梅任先遣部队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平措汪杰任党委委员。当９月初，先遣部队进入拉萨市时，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就是王其梅和平措汪杰。
１０月２６日，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的主力部队到拉萨后，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中央西藏工委。中央人民政府派驻西藏的代表张经武任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任副书记。在工委九成员中，平措汪杰是唯一的藏族委员。
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的１９５４年春季，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１４世达赖和１０世班禅，平措汪杰又一次在重要的历史时刻，充任翻译而置身在侧。一年前，他在陪西藏佛教代表团赴内地参观访问后，因就任中央民委政法司副司长，留在了北京。
按照藏族佛教界的说法，毛主席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无量佛的化身。三位至尊至圣菩萨在人间的化身，聚首一处，实在是异乎寻常的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