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锦荣说，自己就和《追捕》里的杜丘一样，想尽办法逃避治疗。他先把药吃下去，张开嘴给医生检查。等医生走了，就到厕所抠嗓子眼吐掉。他甚至收买了一个送药的护士，在检查服药时对他网开一面
昨日，广州千万富翁何锦荣状告广州市脑科医院侵犯人身权一案，在荔湾区法院第四次开庭。双方就医院收治何锦荣是否合法、医院是否篡改门诊病历等展开激烈争论。
在何锦荣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自认为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康的他送进精神病院的，是他的妻子。
――《南方都市报》4月15日讯
绑架
相框里穿着白衬衫和花裙子的年轻男女站在越秀公园的假山前，男人的手搭在女人的肩膀上，周围是欢乐的人群。很多年过去了，照片已经有些泛黄，相框也蒙上了尘土，1985年夏日的阳光看上去温吞而孤独。
在另一张照片上，他们靠在一张嫩黄色的沙发上，微笑着面对镜头。房间明亮，沙发和地板上摊满了毛绒玩具。
20年之后，照片中的男人何锦荣坐在相框下面的沙发上，他的婚姻面临破裂。
时值深夜，房间里一片安静，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来自钟表“滴滴答答”的走动。窗帘拉开了一半，从街上透进来的光线给客厅的每一个物件都留下了阴影。
敲门声是在2005年12月21日凌晨响起的，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急促。何锦荣走过去刚一开门，三个彪形大汉就闯了进来。
他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发生什么，一记铁拳就把他打得眼冒金星，鲜血顺着鼻孔直往下流。
“他们说我‘走白粉’，”3年后，何锦荣回忆。他爬起来，想要反抗，但一把铁索锁住了他的脖子，接着右手和左脚被铐在了一起。他就这样被抬下楼，毫无尊严地塞进了一辆白色面包车。
“他们的动作非常专业，”何锦荣说，“我当时想，完了，我被黑社会绑架了。”
就在这时，借助引擎启动时的光亮，他看见了坐在车后面的人――那是他的妻子和儿子。他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一定是陈燕芳在找人报复他。
噩梦
在广州市脑科医院的诊疗室里，五六个医护人员围上来扒光了何锦荣的衣服，给他换上病人的服装。他说自己没病，但医生不为所动。“你越是说自己没病，他们越是把你当病人看，”何锦荣说。
他徒劳地挣扎、求饶，像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乞求宽恕。当他被“大字形”地绑在床上时，他突然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将要经历什么。
“我试着和医生解释。我和他们说，我和妻子正在闹离婚。她把我送进精神病院，是为了侵吞我的财产。”
但是没人相信这个“疯子”的言语。医院的病情记录单显示，医生认为他的申辩是典型的被害妄想。很快，何锦荣被初诊为疑似偏执型精神病，留院观察治疗。
那晚，何锦荣感到了真正的恐惧。他被关在医院11楼的重症监护室，同屋的5个人都是严重的病人，经常乱喊乱叫。束缚带依然绑着他的手腕和脚腕。他盯着天花板，一夜未睡，生怕哪个病人会突然扑过来。第二天一早，广播声响了起来。何锦荣看到护士给他拿来了抑制神经的药物――情景如同日本电影《追捕》。
何锦荣拒绝服药，他坚持认为自己没病，激烈地反抗着。一个医生走过来说：“要么你自觉一点，要么我们就强行注射了！”
何锦荣继续反抗，两个护士就过来按住他的头，把一根输药管顺着鼻腔直插进去。这招终于让何锦荣不堪忍受，他决定“配合”。
何锦荣说，自己就和《追捕》里的杜丘一样，想尽办法逃避治疗。他先把药吃下去，张开嘴给医生检查。等医生走了，就到厕所抠嗓子眼吐掉。他甚至收买了一个送药的护士，在检查服药时对他网开一面。但何锦荣知道，只有出去才能真正脱离险境。
何锦荣的母亲已经80多岁了，基本上每天都到医院来和医务科的人说理。老人屡次以跳楼和下跪相逼，但放人的请求始终遭到拒绝。医院说，按照精神病院的出院规定，当多名监护人在治疗意见上出现分歧时，医院倾向于听从第一监护人（妻子）的意见。
“我哥哥找了派出所、司法局，甚至托人找到市政府；我十几个朋友来到医院大闹，”何锦荣说，“但是医院仍然坚持第一监护人同意才放人。”
几天后，他妻子提着水果和清远鸡来到医院。何锦荣本想借此机会，求妻子把自己放出去。没想到话不投机，何锦荣再次怒不可遏。
“她带着两个律师来看我。谈了几句，就拿出一份财产委托书，让我签字。委托书上写着，在我住院期间，公司的财产由她代为处理。”何锦荣说，“我当时气得抓起委托书，朝她脸上摔了过去。”
医生护士纷纷行动，把“病情发作”的何锦荣按住，她则转身恨恨地走了。何锦荣说，此后的探访，他妻子都没再进来，只是站在门外与医生说话，而自己生意上的往来，也只能隔着铁门签字盖章。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经济大权，”何锦荣说，“除非把我杀了！”
虽然他的情绪越来越低落，但却始终抱着一丝逃出去的希望。他整天筹划着，像准备越狱的囚徒――依靠妻子的怜悯显然不可能了，他只有靠自己，但医院对他的监管异常严厉。
何锦荣曾让朋友带来衣服，把自己“调包”出去，但探访时护士的眼睛时刻都盯在他身上。他让哥哥给他带来运动跑鞋，打算趁“放风”的时候越墙逃跑，但“放风”的申请被驳回。他甚至想过让外地的公安以“提堂”为由把他“救”出来，但最终依然前功尽弃。
“我听医院的人讲，只要给14万，就可以在这里包吃包住一辈子，”何锦荣说，“我当时怕极了，担心自己要在这里度过余生了。”
何锦荣渐渐感到了绝望，仿佛和外面的生活断掉了联系。白天鹅宾馆的早茶、云影花园的豪宅，那些从前的享受似乎已变成遥远的往事。
“我不停地鼓励自己，”何锦荣说，“这是一场保护财产和尊严的战争，我不能妥协，不能让步。”
然而现实则令何锦荣难以启齿。每周两次，他和其他病人一起，被拉到公共浴室洗澡，在女护士的监督下脱光衣服。
“这是绝大的侮辱，”何锦荣说，“那些病人都无所谓，但我无法忍受。”
他拒绝再去洗澡，只在洗手间用冷水冲?。很快，他开始发烧。在一片迷蒙当中，他梦见骨头里充满了泡沫，泡沫中浮现出一个女人的微笑，继而恐惧摄住了他。
何锦荣说，有不少人对他的遭遇表达了同情。一个离过婚的护士每天来找他聊天，把自家煲的汤带给他喝。几家媒体记者混进来，伸出猎奇的触角。何锦荣一次次地向他们倾诉着经过，但每当人去屋空，他依然感到慌张。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成为别人嘲笑或者同情的对象，”何锦荣说，“所有的人都会这么说：一个被妻儿送进精神病院的××富翁。”
财富之路
一份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内地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约30万人，其中广东4.6万人，占全国15%。
何锦荣，就是这4.6万人中的一个。
1955年，何锦荣出生在广州番禺。父亲是资本家，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因为出身不好，何锦荣经常受到班里同学的歧视。
那时候，学校里大都是工农子弟，放学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学朝他扔石头。班上搞“一对红”互帮互助，但却没有女生愿意和他结成一对――因为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反革命”。
1972年，何锦荣高中毕业。他悲观地发现，进国有工厂的机会都给了出身好的同学，他只分到一个旅馆清洁工的职位。何锦荣至今觉得，那是不公平待遇，虽然他正是靠这份工作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他每天收拾床位，打扫房间。日复一日。有时旅客在房间的痰盂里方便，他还要负责把它们清理干净。
住在旅馆里的大都是生意人，他们的谈吐见识让何锦荣崇拜。有时，一些旅客会给何锦荣一点小钱，让他跑腿买些东西，办点事情。见他聪明伶俐，逢年过节还会送来一袋米、一尾鱼。
“那是我经商的启蒙，”何锦荣说，“也许和父亲的基因有关，我觉得商人是一个时代最聪明的群体。”
一年后，当何锦荣再和那些进入国有工厂的同学交流时，他发现自己明显比他们思维活跃很多。
当时已值文革后期，百废待兴的躁动最先在广东沿海地区出现。在一位旅客的指导下，何锦荣开始做起服装加工生意。他靠着旅馆积累下来的人脉，从纺织品厂买来积存的布料，拿到小作坊加工，然后再把成衣卖给人民供销社。
1974年，何锦荣的大哥偷渡香港。此后家里每月就能收到一笔数目不少的钱。没有人敢公开提及此事，因为偷渡意味着叛逃，但家里的生活却因为源源不断的港币而悄然变化。在信里，大哥向何锦荣描述香港的生活。在一张照片上，他看到大哥穿着牛仔裤，站在维多利亚湾前。
“我当时觉得那里就是天堂。”何锦荣说。
1975和1976年，何锦荣两次尝试偷渡。他趁着涨潮爬上黄埔码头的货轮，但命运之手却把他推了下来。他被一个同伴出卖，送到番禺的一个小岛上劳教数月。
“那人曾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没想到他会那样对待我”，何锦荣说，“从此我对亲密关系都很难信任。”
等何锦荣再次回到旅馆，那些旅客告诉他，邓小平主政的时代来了。他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仿佛一夜之间，他感到自己的机会骤然增多。
和很多敏锐的投机商人一样，他开始干起倒买倒卖的生意。他从香港旅客手中低价收购牛仔裤和T恤衫，卖给大陆人；又从广东、广西的农村收购银元，卖给香港古董商。
利用旅馆络绎不绝的资源，他从不同商贾手中买来电阻丝、铁箍和支架――都是最低价，然后雇人组装成电炉。何锦荣说，当时一个电炉可以赚两块钱，一天能卖十几二十个，而他在旅馆的月工资不过34.5元。
真正赚大钱是从1986年开始的。何锦荣听从一位旅客的建议，投身化工业，代理红棉牌油漆。两年后，他决定离开旅馆，专职经商。他的化工企业越做越大，同时开始涉足食品和储运。繁忙的生意往来，使他经常提着装有六七十万现金的皮包奔走在路上。
当时实行的“双轨制”帮了何锦荣的大忙。他可以利用人脉关系，以内部价买入，再以市场价卖出。
“这里面难免有违法之嫌，但谁管得了那么多呢？”何锦荣说，“那是一个无所畏惧的新时代。”
家庭危机
何锦荣曾经有过一个恋人。他们感情很好，但是她的家庭传统，觉得何锦荣赚钱的手段不够体面。最终，在他和一个香港人之间，女孩选择了香港人。这给了何锦荣很大的打击。
“女人都是虚荣的，”何锦荣说，“男人挣钱无非就是为了满足她们的虚荣。”
在失恋的日子里，何锦荣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她比他小6岁，对他格外照顾并且专一。她的家里恰巧能提供做服装生意的场地，于是何锦荣务实地和她谈起恋爱来。
共同创业的日子，是何锦荣夫妇最幸福的时光。虽然不时在小事上会有争吵，但他们一起做生意，一起赚钱，在旁人眼中是令人羡慕的一对。
他们曾经遍游欧美。一张张照片记录着他们在自由女神像、巴黎圣母院、尼亚加拉大瀑布前的快乐时光。1985年，他们在中国大酒店举行了奢华的婚礼。同年冬天，他们有了儿子。
那时候，改革开放已让广东成为淘金者的天堂，更让商人成为时代的宠儿。人们纷纷下海经商，“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财富变成衡量一切的标志。
时代大潮似乎也波及到了何锦荣的婚姻。随着生意越做越好，何锦荣发现，身边的女孩也越来越多。他并不吝于逢场作戏或者一掷千金。在他看来，这无涉道德，不过是财富使人自然而然地转变。
“生意场上的人，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何锦荣说。
他和朋友出入欢场，也去澳门豪赌。一次从赌场出来，一个朋友告诉何锦荣，他即将被妻子扫地出门，因为他们离了婚，而房子写在妻子的名下。这让何锦荣心头一震，他恍然感到“危险”原来无处不在。
“我必须牢牢掌握经济大权，”何锦荣说，“这样凡事才有主动性。”
如今，何锦荣承认，他对妻子的管束不无出于保护财产的目的。一次，他在东亚酒店大堂看到一个男子把手搭在妻子肩上。
“我奔过去就给了那个男人一拳，把他的牙都打掉了，”何锦荣说，“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蹦出的都是‘出卖’、‘背叛’这样的词。”
此后，何锦荣开始限制他妻子和异性的交往，不时检查她的手袋和衣服。 “不为别的，”何锦荣说，“我担心她会被别的男人利用，谋我的财产。”
何锦荣的事业依旧蒸蒸日上，可他的夫妻关系却渐渐变得紧张。他们总为一点小事就摩擦出火药味。一次又一次，他们从日常琐事上把问题扯开扯远，最后以何锦荣的暴力镇压为结束。
1990年，他妻子向法院提出离婚。根据当年的诉讼状，她认为何锦荣多疑、暴躁、易怒，动辄对她拳打脚踢，并对她进行经济封锁。她在诉讼状上说，何锦荣对自己的行为也表示过忏悔，但之后仍然一意孤行。
那一年，儿子5岁，他们最终像很多中国家庭一样，因为孩子而妥协。
可他们的婚姻却变得有些微妙。
一天，何锦荣在她的梳妆台里发现了一摞照片，那是陈雇用私人侦探，把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照片拍了下来。他继续翻检，发现了她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御夫术”广告。那是一家公司的业务项目，教妻子如何把丈夫管得服服帖帖。
“我警告了她，”何锦荣说，“我告诉她不要搞小动作。”
但为了息事宁人，何锦荣把一家冷冻行分给了妻子打理。
一度，何锦荣把希望寄托在了儿子身上。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儿子念的都是最好的贵族学校。初中毕业，何锦荣把他送到英国，进入一所寄宿制私立学校。
“一年预科，三年高中，四年下来费用超过两百万，”何锦荣说。但就在2005年，他收到学校来信，告诉他儿子在学校已经旷课半年。
那晚，何锦荣和妻子芳心平气和地谈到了儿子的前途。何锦荣决定让儿子回国，但是陈燕芳坚决反对。在电话里，何锦荣告诉儿子，现在找钱越来越难，他供不起他在英国这样挥霍了。
对此，儿子显得有些不屑一顾：“你对侄子可比对我好多了。”“那是因为他们比你有出息，”何锦荣回答。
在被送进精神病院9天前，儿子回国了。何锦荣开车去机场接他。一路上，儿子不时抱怨父亲把房子挂在他哥哥名下，对侄子比对他更好。他要求何锦荣给他买车，但遭到了拒绝。
当儿子最终问出那句“财产怎样分配？”时，何锦荣强压住怒火说：“是你的终归会是你的。”
报复
据他妻子管理的冷冻行的员工马文回忆，在何锦荣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前一天，夫妻二人因为财产和儿子留学的事情曾发生争执。就在冷冻行的档口，何锦荣突然掐着他妻子的腰，把她举起来咆哮：“你信不信我把你丢下楼去？”
第二天晚上，一家三口在外面吃饭。饭桌上的气氛滞重而沉闷。没等饭吃完，儿子就撂下筷子走了。何锦荣和妻子铁青着脸，开车回和平西路的家。
当她拿出钥匙准备开门时，何锦荣突然从后面卡住了她的脖子，抓住她的头发，往铁门上撞去。撞门声甚至惊动了隔壁的邻居。
“他疯了，他想杀了我！”她说。
半小时后，神色慌张的她出现在华林街派出所，儿子也赶了过来。他们向警察陈述了何锦荣的暴力行为。
“这是你们夫妻的事，我们不管，”警察说。
“他疯了，他想置我于死地！”
“如果你觉得他疯了，可以带他去精神病院，”警察说，“我们管不了。”
现在，无法断定是不是警察的这句话提醒了他妻子。当晚，她和他们的儿子来到脑科医院，办理了入院手续。她告诉医生，何锦荣已经有20多年的精神病史，比一只发怒的狮子还危险。
“到后来，我已经不敢再说妻子陷害我，”何锦荣说，“如果我坚持我的观点，医生就会怀疑我有病。”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单调而无奈。每天早上，何锦荣喝完稀粥，坐在床上看报纸。中午吃过饭和一个病友打一会儿乒乓球。晚上，那个离婚的护士会过来和他聊天。何锦荣说，他管她叫姐姐，因为怕她有非分之想。
就在何锦荣感到麻木的那天，医院通知他可以出院转为门诊治疗了。为了征得第一监护人的同意，医院给他妻子发出三封律师信，但均未得到回复。不过在何锦荣母亲的强烈要求下，医院还是同意让何锦荣出院。
出院那天，妻子和儿子没来接他。当城市的喧嚣再次如潮水般涌向何锦荣耳际时，他流下了泪水。
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等何锦荣回到家，他发现门锁已经换了。他给陈燕芳和儿子打电话，空洞的忙音仿佛一把把利刃扎在他耳朵上。
第二天，何锦荣找人把家门撬开，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副洗劫一空的景象：家具、首饰、西装、提包甚至几十对皮鞋都不见了。这时，他接到了法院的电话，说他妻子已经起诉离婚，并要求分割家产。
何锦荣感到怒火中烧，他决定对她进行报复。他申请了财产诉讼保全，这样，公司的股权和房产在诉讼期间就不会被转移。接着他注销了冷冻行的营业执照，然后以虐待罪把妻子告上了法庭。
“我要惩罚她，”何锦荣说，“用法律的手段。”
然而，审判结果却令何锦荣大失所望。“我败诉了，”何锦荣说，“法院认定她送我去精神病院，是正常的就医行为。”
一度，这令何锦荣感到难以理解。一个正常人被送进精神病院，强行治疗一个月，这难道算是正常的就医行为吗？他百思不得其解，到最后甚至对自己的精神状况也产生了怀疑。为此，他甚至跑到重庆精神病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结果再次燃起了何锦荣心中复仇的火焰。很快，他以侵害名誉权为由，把广州市脑科医院送上法庭，要求对方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00万元。
一石激起千层浪，何锦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他因此结识了很多有相同经历的朋友，“他们都在看着我，”何锦荣目光炯炯地说。
时过境迁
如今，3年多过去了，何锦荣诉脑科医院一案仍然处于审理状态，这令何锦荣始料未及。
“法院在用拖延时间的办法暗示我们撤诉，”何锦荣愤愤地说。他认为，“他们不想开启精神病院败诉的先河，因为这样一来，一波起诉精神病院的浪潮在所难免。”
现在，除了法院偶尔打来电话，何锦荣已经很少再去想这个案子。他甚至对她也不再怨恨，现在，她的身份已经成了他的前妻。20多年的婚姻在财富面前化为一摊泡影，留下的不过是几张泛黄的照片。
只是对儿子，何锦荣还感到心痛。出事之后的两年里，他给儿子打了无数次电话，那个尽职尽责的“小秘书”也不厌其烦地接待了他无数次。他写了几十封电子邮件，皆如石沉大海。
后来，何锦荣调出了儿子的手机通话记录，给联系最多的一个号码打了过去――那是儿子的女朋友。他约她出来吃饭，让她转告儿子，他可以不计前嫌。
“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他的父亲。”
不久，何锦荣打听到儿子去了美院学习国画。他托人找到那个老师，想让他帮忙安排一次会面，但儿子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课堂上。
不过何锦荣始终相信一条听起来有些残酷的逻辑：儿子最终会来找他，“当他需要钱的时候”。
终于，2008年3月的一个下午，儿子来到了何锦荣的办公室。他看上去朴素了很多，仿佛从豪华的外壳中分娩了出来，完全没有了以前富家子的神气。他说，他现在跟着母亲做一些冷冻行的生意，每月只有不到1万块钱的收入。
那天下午，阳光明媚，他们坐在摆着功夫茶的圆桌前谈了一下午，如同两个精明的商人，谈论生意上的往来。何锦荣说，他最终答应把二沙岛的房产过户给儿子。
那晚，儿子急着要回去，他们没有一起吃饭。看着儿子匆匆离去的背影，何锦荣突然问道：“你那时为什么和你母亲一起把我送进精神病院？”
儿子沉默了片刻，苦笑了一声：“当时你不给我经济上的承诺，我不能再背叛我妈了。”
时过境迁，何锦荣说自己已经不再是野心勃勃的商人。他停下了其他生意，只保留一家储运公司，维持日常开销。他想找个信赖的人，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可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现在，何锦荣的未婚妻是他公司的会计林靖（化名）。1995年，林靖就来到何锦荣的公司。那时候他们很少讲话，直到出事后，聊天的次数才渐渐多起来。何锦荣发现，他和林靖是同一天生日，她也离了婚，女儿跟丈夫去了大洋彼岸。
林靖长得并不漂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问何锦荣为什么选择林靖，他都笑而不答。如今，时过境迁，当我们再次问起这个问题，何锦荣终于不再讳言。
“在我出事的时候，是她替我管好了钱，没被前妻拿走，”何锦荣说，“我相信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