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1999年，王学泰在他的代表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引用了闻一多先生(原话来自于英国学者韦尔斯的《人类的命运》，闻一多在《关于儒•道•土匪》中引述过来)的这句话。
学界曾有人将王学泰研究的“游民文化”，与余英时的“士文化”、吴思的“潜规则”，并称为“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三大发现”。
在多次采访中，王学泰一再阐述他所定义的游民：“凡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没有稳定的谋生手段，迫于生计，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都可视为‘游民’。有没有文化并非是决定性因素。”
“游民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意识到，只有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才会改变现有一切。他们不理会秩序、欢迎冲突，甚至欢迎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
“当然，这里闻先生指的‘土匪’和‘土匪意识’，也就是我所说的‘游民意识’”――文中，他进而表述。
目光犀利的受难者
“这是一个在旧诗词、旧小说熏染下成长起来的人物……他追慕的人格是：看破红尘、苏世独立、清高飘逸、不骛名利、放荡不羁、冷嘲热讽的亡臣隐士。他向往的生活是：一屋线装书、一壶清茶……他最终决定去追求丰富的学识。这样，他就有了傲世人不学无术的资本，生活就有了内容和乐趣。任何新事物的缺点、失败他都欣喜，它都用来证明自己是时代目光犀利的受难者。”
1960年代，闵家胤偷偷为自己高中时的同学、老师“立传”。他笔下的这位“受难者”便是王学泰。后来，他们还分到了同一所大学，而且同院同系，1980年，他们又成为中国社科院里的同事。
闵家胤在电话里笑道，“念高中时，我们都在65中学五班。班上五十多名男生，我是班长，而王学泰是落后生。”
当年，王学泰有一特色：上课爱睡觉。“有一次上俄语课，他又在呼呼大睡。俄语老师把他叫起提问。他睡眼惺忪，没头没脑答了一句，‘Cnamb！’（中文“睡觉”）再看他那张胖脸，全班哄堂大笑。”从此，王学泰有了一个绰号：Cnamb。
“说他落后还不在这事上。那时候，大跃进、大炼钢铁、下乡劳动、学校迎接外宾，运动一波接一波。王学泰在班上却是个‘观潮派’，有时候还冷嘲热讽，为此，全班给他专门开过会。”闵家胤接着说。
“我不喜欢耗费时间、永无休止的运动、开会，厌听‘假大空’那一套，我觉得那很像表演，大家说一些谁也不相信的空话……我只爱跑图书馆读书，读几本能够点燃好奇心的书。这种想法是大悖时运的，因此在校方眼中我就是落后分子。我也有自知之明，不溷迹于积极分子之中。”日后，在悼念同窗的文章《野驴顾惟乔》中，王学泰继续揶揄那股“时代洪流”。
那时，他偏好文科，尤好古典文学。人至暮年，他对闵家胤说起，有3部书自中学时便紧随他：《史记》、《杜工部集》、《鲁迅全集》。
“还有一本书，他终生难忘――《元曲别裁集》，那是遇罗克送给他的。”闵补充道。
在《一本书的故事》里，王学泰回忆了好友遇罗克：“他在四班，由于都是学生会下属文学组的成员，我是组长，有时举办一些活动常常请他帮忙，所以往来就多了起来。我们私下常常议论一些文学和人生问题……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海聊是在美术馆对面的平房上，一连聊了3天，那时正逢全市消灭麻雀，他很感慨，对我说：人生是不是就像那被驱赶的麻雀一样，永远没有止息之处？”
“我和遇罗克常常争论，或者是抬扛……后来他对我说：学泰，你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不合时宜，坚持下去要犯错误的。”
不料，遇罗克一语成谶。1958年10月，王学泰随校下乡参加农业大跃进，“我们翻的这一块地是普通地块，只翻一尺五寸深，明年亩产万斤小麦。另外一块试验田深翻一丈二尺，由老乡们自己翻，那里明年亩产120万斤……当时我不到16岁，又长在城市中，根本不了解翻地在农业生产中有什么作用，但120万斤这个数字令我很好奇。劳动休息和同学闲聊时便问，120万斤小麦到底有多少。在旁边指导我们翻地的一个农民插话，一麻袋才装200斤小麦，小麦还别太干了。”
老农不经意吐出的数据，经他一细思量，“120万斤小麦要占多大地清晰起来。”
学习会上，他问教导老师：“一亩地怎能产120万斤小麦呢？它要装6000个麻袋，平码在地里要堆6层呢。”
“你是认为这根本不可能么？”老师追问道。
“什么样的麦秆能把这6层麻袋挺起来呢？”他说到这里，会场突然沉默了，生怕其他学生被毒害似的，老师匆匆宣布散会。
“第二天刚刚出工，年轻的教导主任在会上板着一副面孔宣布：王学泰和王某某到队前来……紧接着那位女连长也走到前排，拿着一张事前准备好的发言稿，在全体同学面前指控我的罪状。”王学泰在《生活的第一课》里写道。
“受到批判后，我变‘懂事’了。报考大学时，班主任为我的操行分评了一个‘良’。幸好有这个‘良’，我才勉强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哪怕它是当时最差的一所大学。”王学泰轻轻喘息。
北京工农师范学院开学当天，王学泰与闵家胤相逢时，大为吃惊：我是落后生，所以给分这儿了，你这积极分子怎么也分到这儿了？
事隔多年，两人才获知，当年高考录取，考分根本不作数，完全看政审。审卷只用4个图章：一是可录取机密专业；二是可录取一般专业；三是降格录取；四是不宜录取。“我俩估计都因家庭关系，打上了第三个戳，遇罗克则是打上了第四个戳，他就算第二年再考也是落榜。”王学泰压低了声音，“那年，许多优秀毕业生因此名落孙山。我与遇罗克毕业后再没见过面。”
他最后一次听到好友的消息，是“文革”来临，“遇罗克又一次针对风靡一时的‘老子英难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荒唐的‘血统论’，发表了《出身论》，被判死刑。”
“表现好”就是揭发别人
大学期间，王学泰与张闻天的儿子张虹生是好友。1959年，张闻天被打为“反党集团成员”，全国通报。“那阵子，我常看见王学泰与张虹生上政治课时，坐在后面小声交谈。”
“1962年，学校并入北京师范学院，我与王学泰接触渐少。当时，他与我俩的另一高中同学文?私下交流频繁。”闵家胤说，“在工农师范学院时，张虹生经常与王学泰讲一些党内消息，他把这些转述给几个关系紧密的同学，包括文?。而系里对文?早有看法，将他定为‘内定反动学生’。毕业搞‘清理思想运动’时，文?顶不住，就把王学泰交代出来。
“当年，北京每所大学要揪出一个正牌反动学生，在全校进行批斗。王学泰渐成学院攻击‘重点’。学校要批斗他的那天，他起初并不知情。有人猫在宿舍里写大字报――‘把死不交代的反动学生王学泰揪出来’，被同宿舍的另一同学瞧见，赶紧通知他大事不妙。
“王学泰一听慌了神，抱起所有的日记，连夜上交党支部，表态自己如果还有什么思想问题，就请党支部在日记里摘取。多年后，我还与他开玩笑，那天在院里撞见他，算是明白面如死灰是怎么回事。”闵家胤笑道。
“运动中，眼看同学一个个过了关。轮到我汇报思想时，按同学之前讲的内容讲了3个小时，可政治辅导员根本不理我。后来党支部书记把我叫去，批我没把反省到点子上，让我老实交代与张虹生之间的关系，我才知道张虹生在新疆为他父亲翻案出事。”王学泰回忆道。
1964年8月，他大学刚毕业，即划为“反动学生”。次年1月3日，发配北京昌平区南口农场二分场劳动改造，直至1969年。
南口是个风口，卵石遍地，极艰苦。在劳改学员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后来导演了电视剧《大宅门》的郭宝昌也在其中。
“在农场，王学泰睡上铺，我睡下铺。”郭宝昌痛快谈起了至交，“但那时，我们还彼此戒备。”
“劳改队对待我们这些人，有一非常管用的统治方法，就是给人一个希望，谁表现好就能早点出去。所谓表现好就是揭发、勇于和别人斗争。生存环境恶劣、扭曲，人性毫无尊严可言。大家都必须隐匿地、很有技巧地不犯错误，尽量保住性命。
“我们的生活主要就是劳动与认罪。每周总结、每月总结、每半年总结，年终还有总结。王学泰是个特别爱说话的人，尽管他谨慎小心、老实干活，但揭发他的言论问题总比我要多。不过他笔头子厉害，认罪书一般写得好，印象中他被批得不多。”
为何研究游民
从南口出来后，王学泰一度被“搁在教师队伍中改造”，“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尔后，他下乡锻炼，与北师大中文系主任廖仲安分在一起。由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让师生二人甚为相投。“廖先生曾被周扬定为‘红秀才’。他跟其他人说：你们认为王学泰反动，我觉得他很进步。”闵家胤忆道。
1972年，王学泰在北京琉璃厂结识了一帮书友，时常聚在一起，畅谈“不太尖锐的话题”。一次，他从一书友处借到了传说的预言奇书《推背图》，后转借大学同学章某。他俩曾交心：“当时社会混乱，江青以特殊身份乱政，对此有所感慨。另外，我们对当时搞得声势极大而且弄得人人自危的‘批林批孔’运动都认为‘另有所指’。”
章某又将《推背图》借给了文化馆干部顾某。王学泰写道：“这位顾某曾当着样板团面骂江青，让人给告发了。此时正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顾某的言论和他的高干子弟身份引起高层注意，抄了他的家，《推背图》复制件出现了。那是个草木皆兵的年代，于是由他追到章姓同学，老同学牵扯到我。”
1975年初，因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有些不恭言论，王学泰被拘留了。先是关押在北京市看守所。1976年7月2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一名预审人员向他坦言，“我俩没冤没仇，你也没把我们家孩子抱井里去，今天我审讯你，是因为挣这56块钱。”
判决两天过后，唐山大地震，“人们惊醒了，一个个呆若木鸡，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后来听到许多犯人狂敲铁门，大喊大闹……”
狱中，王学泰“阅人无数”：猥琐的老强奸犯；“佛爷”（小偷）；能自制粮票、油票、火车票的刑事犯；出身贫农，因牢饭能吃上“刚煮出的饺子”，反让探监的家人视为享福的“现行反革命”；还有“眼里揉不进沙子”，发现国家大事出了问题而上书中央的政治犯老崔；以及“文革”之初，在凛冽寒风中散发传单，抗议“文革”反人道因而被判无期的老祝……
“算起来，我在贫困落后的农村呆过近十年、在监狱里呆过三四年，可以说，底层社会各色人等都见过一些。监狱里关的人，95%跟社会上一样，有好有坏，差不太多。另外5%里，有四成是极好的人，有六成是极坏的人。这两类人都在社会上极少见。我在最坏的人身上，不仅看到了人性之恶，甚至是社会之恶的浓缩。我为什么要写游民？就因为我在狱中净看到这些人、这些事。”
“荷兰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感言说，‘我有幸生在一个小国，这个小国即使做点蠢事对世界危害也不大。’我们生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做点蠢事就对世界危害挺大。作为中国人应该关心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至于我，快奔70了，到了这个年纪就是‘3个一样’了：钱多钱少一个样，屋大屋小一个样，连看男女都一个样了。有人问，以前的坎坷经历没让你有过恨？我好像天生就不会恨，我相信人性有光明的一面，这个世界还值得留恋的就是人性的光明。”
这个世界还值得留恋的
就是人性的光明
1990年代初，王学泰正式开始探讨“游民文化”。
最初，他想写的是通俗小说与秘密会社之间的关系。研究过程中突然发现，“游民”恰恰是联结两者之间的一座桥梁。“通俗小说的产生源自江湖艺人述写自身的经历，这经历就是游民的闯荡。游民作为个体，很难在社会上生存，他们需要一个组织化过程，最后组成了秘密会社。”
“那会儿申请研究经费还挺困难。我将通俗小说定义为江湖艺人，或者说是游民的自我表达，包括我对《水浒》、《三国演义》里，充满了游民文化与意识的评价，让所里的同仁视为荒谬。恰好董乃斌（现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时任研究所副所长，与我关系不错，比较了解我的想法。于是，他向大家表示，我们支持学泰研究一下吧，尽管他的观点大家还不理解，但我们试着看看，它到底怎样荒谬。”
撰写《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期间，王学泰编辑了包括秦晖、雷颐、水天中等人的一套随笔丛书，名为“学人文库”，其中也有他自己的一本《燕谭集》。
“当时出版社想做点宣传，请我联系一些著名学者揄扬一下，我认识的人不多，但恰恰与李慎之先生的女儿李伊白很熟，于是请她捎上这套书给她父亲。本来想让李先生就其中有关西方学术的随笔谈谈想法，不料几天过后，老爷子打来电话，说看了我的《燕谭集》，对其中有关‘游民文化’的部分特别有兴趣，问我还有这方面的作品吗。我说我正做着一个项目就是有关游民文化，基本写完，有三十多万字，您愿意看我可以打印出来给您寄去。
“我在文中引用三国刘关张结义时的一段故事，引起他的共鸣。这是一个反映游民心态的故事。据明朝成化年间刊印的《花关索出身传四种》唱本所说，汉末刘关张聚义之初，刘备指派关羽、张飞各自到对方家里杀光全家老小几十口人，以杜绝‘回心’，只因张飞一时心软，放走了关羽怀孕的妻子胡金定，后生子关索。关索长大后认父归宗，为关羽拒绝。关索大怒，翻脸威胁，如果不依他，他便投奔曹操，起刀兵捉拿自己的父亲等人。这些观念都是与宗法传统大相背离的，反映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游民进行冒险生涯时的心态。”
“李先生感慨说，‘我入党时，介绍人问我，你爸爸要是反革命，你敢不敢一枪毙了他？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也不敢想这个问题。’难道非要把革命与不革命搞得如此对立？这绝不是正常人的反应。”王学泰反问道。
一个月后，李慎之在电话里说，他认真地看了书稿，“希望我能就朱元璋问题深入地谈一谈，他有兴趣给这本书作个序。”
《发现另一个中国》――李慎之所写的这篇长序中，字里行间折射出他对于“游民文化”牵动中国社会变迁的密切关注――“游民阶级在我国社会力量强大，他们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他（杜亚泉）认为秦始皇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可是革命一旦成功，他们自己就贵族化了，于是再建贵族化政治，而社会组织毫无变更。他说这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会革命，只能说是‘帝王革命’。”
只有在民主运动中才能学习民主
人物周刊：《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出版至今已有11年了，其间，您对游民文化的研究是否有变化？
王学泰：2007年，我又出了《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订本，字数由原来37万字，增加到近60万字。在增订本里，我提出了“江湖”的概念。
简而言之，游民是指脱离宗法秩序，从宗法社会中出来的人。他们出来后，很多根本生存不下去，死于道路。但也有些经过奋斗生存了下来，逐渐磨练成为江湖人，形成了江湖。
江湖不是一个有形的组织，里面当然包括有形的组织，比如一些秘密会社、山头等，但总的来说，江湖是一个“场”。就像只要有电子活动的地方，就形成“电场”。只要有江湖人，这些江湖人按照江湖规则办事，那就有了江湖。江湖既在城市，也在乡村，既在通衢广陌，也在大江大海。即使上层社会也有江湖。
人物周刊：既然上层社会也存有江湖，游民意识与他们的意识是否有重合？
王学泰：为什么最底层人的要求有时能与最高层想法重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都关注最切近的利益。游民关注眼前，因为明天醒了还没有饭吃，而高层关注眼前那是因为自己的位子问题，这是一切利益之母。
人物周刊：书中,您还谈到社会变化存在一个“治乱周期率”，200年一个轮回？
王学泰：对，不到公民社会、法治社会，永远脱离不了这个周期。解放前那几十年，统治者并非有意识要让社会全面退化，只是统治力的疲弱，因此任由社会腐败，大家非常厌恶。解放后，政府希望用一种质朴的文化或说所谓的“同志式文化”来取代传统文化，却不知道这种看似质朴的“同志式”的文化实际上就是“李逵式的文明”。很多人都赞扬李逵，我说那是他没坐在你身边，坐你身边你就会感受到什么是“李逵式的文明”。
中国这60年是一个极特殊的时间段，执政党力量强大把国家弄得很完整，过去统治者鞭长莫及的地方，现在是无远弗届。“文革”“破四旧”，几乎所有的穷乡僻壤，都会有人主动把“四旧”扫光。统治力强弱也有其两面性。我们是个整体性很强的一个国家，但也非常容易破碎，这就是说“强”既能使国家完整，但因其力强大，也在自觉不自觉地破坏这整体性。
另外，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缺少自生的机制，一切都靠政府组织，这既增加了统治成本，又使得它缺少弹性。一个组织太刚性也是易碎的。
人物周刊：您的书中提到，“农民的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主体意识沉睡状态下，即使取消强制，造成的也不会是自由，而是宗法式的散漫”，今天的农民是否依然如此？
王学泰：对。农民长期缺乏教育，本身不具备组织能力。宗法解体之后只能成为游民，无目的地在大地上行走。而游民经过游走与奋斗，特别是在与主流社会及与他相同的游民奋斗与博弈中，逐渐江湖化。游民成为江湖人甚至是老江湖时，他自然会有一种江湖意识。江湖是皇权专制社会解体的产物，总体来说，江湖是无序的。金庸幻想“一统江湖”，真的“一统”，就不是江湖了，那是建立一个新的朝代了，那就是另一个皇权专制社会了。所以我说江湖是散漫的，它在破坏着旧的皇权专制王朝，也在修复着皇权专制制度。
去年，我在岭南大讲堂上讲过，我们需要的是江湖社会还是公民社会？江湖社会就是一种无序状态。所谓公民社会也就是现代法治社会。要实现公民社会，最重要的是实施公民教育，公民懂得了自己的权利义务、增强了自主能力，社会自然而然就会形成自生机制。有了自生机制的社会才是稳定的社会，这正像有了免疫能力机体才是健康身体一样。这种社会进步不是谁代替谁，也不是非得要打碎什么东西。新生的东西是靠自己的生命力取代老朽。暴力解决不了复杂的生命问题。
人物周刊：您不赞同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存在“游民”？
王学泰：你说今天的民工跟游民有多大区别？但我不能这样直说。我怕引起社会情绪反弹，因为人们对于游民这个词的理解大多还是负面的。我呼吁要让进入城镇的农民生根，这在过去是让农民有土地，现在就是建立各种保险制度，真正实现他们应有的权利。
人物周刊：怎样通过游民社会观照中国现代社会？
王学泰： 我觉得中国除了有三教之外，还有一教就是游民文化。希望大家关注游民文化这个问题，关注才能自觉抛弃游民文化。我们老讲阿Q，实际上阿Q就是一个游民。但阿Q精神具有国民性，就是说阿Q的一些游民思想可能在每个人的身上多多少少会有体现。怎么来的非常复杂，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途径就是建立公民社会、法治社会，这是中国的前途。
人物周刊：中国社会近年来的仇富、仇官，民粹主义的泛滥，与游民文化有关？
王学泰：这是一种没有规范、没有底蕴的思想，就是凭感觉凭印象、凭自己短浅的利益在反对。游民意识就是这样，没有原则、没有信仰、没有理论上的追求，他也不用去追求，我们也无需去责备他。因为生活在底层，没人告诉他这些，或者告诉了也不足以说服他。
人物周刊：您说过，个人的发展与利益共同体之间存在永远的矛盾？
王学泰：这个矛盾永远解决不了，只有制度化的民主才能比较好地协调共同体利益与个人权利意识觉醒之间的矛盾，使事情不会闹得更坏。
顾准生前曾提出过，“娜拉出走后怎样”――新中国取得胜利后，社会怎样建设？他认为应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让个人权利得到张扬。
我并不完全否认共同体的价值，共同体是组织个体生存和发展的保障，人完全脱离了群体无法生存。共同体对于个体的限制和某种程度的剥夺不能完全避免。就像西方政治学者说的，这是必要的恶，虽然恶，但没有它可能生活会更糟。但也因为它是“恶”，才要对它的权力进行限制，使个人的权利得到生长。
人物周刊：您说过专制主义才产生游民，这是一种规律么？
王学泰：对。因为在公民社会，人有所归，即使是游民也可以得到解决。但专制社会不行，游民或是凝聚成力量，建立自己的最大权力，形成一个新朝代，或是被消灭掉。过去的游民造反与皇权专制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这不是道德判断，而是现实判断。不是在说专制社会是好是坏、农民起义是好是坏，只是说当时的造反只是修复皇权专制的一些手段。
人物周刊：有不少人担心，正因为中国人缺少参加公共活动，没有经历民主的训练，实现民主很难？
王学泰：孙中山曾说训政是有道理的，民主有赖于群众的参与，群众要实现正确地、有效率地参与就要经过学习与训练。但是不能想象等到全国人民都从民主训练班上完了课、毕了业，再搞民主，也没有这样的训练班。训练也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毛泽东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正确，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人民只有在民主运动中才能学习民主。永远不搞民主，人民就永远不会有参与民主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