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更直接地切入社会深处，但不知移民或流动人口中至今还在为基本生存奔走的那部分人，对本届双年展会有何种反应。 记者：我注意到，不少媒体将双年展关注的群体界定为移民，但我认为所谓“快客”还应该包括流动人口，后者是更需要关注的群体。
张晴：我同意。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我查过资料，1８43年开埠时，上海人口才20万左右，到了1949年达到540万，其中本地居民只有15％，流动人口占大多数啊。1958年实行户籍制度后，移民就不大可能了。但上海是中国经济发达城市，流动人口还是源源不断地涌入，出差、开会、包括非常时期的外调和串联等，上海的地域文化对全国有很大影响。人口学家预计，到2040年上海大都市圈的人口将达到一个亿。
记者：本届双年展比以前几届更关注社会，关注民生，这出于何种考虑？
张晴：自第一届威尼斯双年展开幕以来，全世界已经出现了120多个双年展，同质化的倾向相当严重，通常的双年展都会邀请庞大的艺术家队伍，艺术家的规模一般会达到或超过100人。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我们为了抵抗同质化趋势，策展人团队与参展艺术家花了不少心思。最后确定这个主题，除了上述意图，还希望呼唤更多的艺术家回到生活本身，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也是时代的要求。
再说一个问题，欧洲的移民是国与国之间进行的，而在中国，移民是在城乡之间进行的，目前有超过两亿人涌向城市，速度非常惊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个现象。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中，这个现象将越演越烈，由此产生的矛盾也不容小视。由此产生的失落、迷茫、激奋、愤恨、狂喜等，都会反映到文化与心理层面，影响城市的品质。
而且上海这座城市是不停流动的，外乡人涌入上海，上海人又冒险出国打工，寻求发展。本土文化在这三十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融合、变异、兼容……现在连正宗的上海话，年轻一代的上海人也不怎么会说了。
记者：双年展确定这个主题，艺术家能在多大的程度上给予理解？
张晴：我们挑选的艺术家都是很优秀的。他们也是快客，甚至是飞来飞去的国际快客，那么他们对城市移民和流动性是有切身体会的。所以从作品本身看，就极具震撼力，并具有多义性和批判性。我们还请来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以人民广场为中心对城市的历史进行一番考察，他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从档案局、图书馆里查找资料，梳理历史，有些结论甚至挑战大学教授的研究成果。比如他们考察出，人民广场在一百年前的场景，曾经是稻田和芦花荡，还有一部分是坟场。
记者：“快城快客”这个主题在很大程度上以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为表现对象，但我们要警惕艺术家将他们当作道具。
张晴：我们在选择艺术家时是相当谨慎的。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这个情况，比如有某个画家杀了人，我们不能对所有画家都持怀疑态度。
记者：艺术家以当代艺术的形式切入现实、关注民生，那么绝大多数在上海这座移民城市为生活而艰辛工作的外来人口对这次展览会有何种感情反馈，你们想过没有？
张晴：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时代，又在多元文化冲突的背景下，不能对一次艺术展事的影响力抱有过高的期待。但是我们在努力扩大影响，向社会表达关切。比如我们做了一大批黑板，拿到社区、工地以及外来人口集聚区，请他们写下自己与这座城市的故事，然后再拿到别的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展览。我们还有不少互动项目，也会主动与“快客”们进行善意的沟通。我们还将贾樟柯的作品《三峡好人》拿到现场来播放，更直接地关注移民问题。告诉你吧，我们有一件《干杯系列》的作品，放在展厅显著位置，画面上是一群收工后的民工，聚在简陋的工棚下一起喝酒。他们赤身露体，身上布满油垢污迹，形象不雅，但是他们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他们有故乡，有思乡之情，但平时只能通过喝酒的方式怀念故乡与亲人，宣泄情绪。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双年展也许不感兴趣，但我们有责任亲近他们，关注他们。我知道，一声呼唤是不够的，但呼唤总比沉默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