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不稳定？如何消除不稳定？ “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怀着对中国农民艰难处境的深切同情和对中国农村经济现状的深切忧虑，于2000年3月8日向国务院领导写了一封题为《一位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的信，真实地反映了当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现实。在某些领导看来，像李昌平这样的人就是不稳定，要消除不稳定，就要整治像李昌平这样敢于说真话的人。这就是某些领导的“不稳定观”。其实，在中国，持这种“不稳定观”的人，并不仅仅限于湖北地区的某些领导。像深受老百姓爱戴的董阳、夏一松等人所在地区的某些领导；
像沈阳贪官慕绥新、马向东之流，都是持这种“不稳定观”的。
本来向上如实反映问题、揭发检举各种丑闻、弊端及疏失的行为，对于清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维护社会公义和良知、维护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信心是举足轻重的，可谓是地地道道的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负责的爱国行为。然而，在中国，至今仍有某些领导似乎还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仍在恪守“眼不见为净”的信条，以为不报“忧”就没有“忧”了；
谁老报“忧”谁就是存心与“稳定的大好局面”和自己的“乌纱帽”过不去，就是不稳定的因素。这种“不稳定观”的核心内涵就是要老百姓逆来顺受，任其宰割和欺压。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我骑在你的脖梗子上屙屎，也不许你吱声和动弹，否则，便收拾你。或者割去你半截舌头（山西岚县李绿松）；
或者打得你“双眼当场失明”（安徽涡阳孙子超）；
或者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关你几百天（黑龙江省绥化市绥棱县农妇黄淑荣）；
或者送你到“教养院”，“‘教养’掉”你的“5颗牙齿”（辽宁沈阳周伟）或者把你打入大牢，“让你把牢底坐穿”（山西太原高勤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所以，在某些领导看来，像李绿松、孙子超、黄淑荣、周伟和高勤荣等这些好“贱嘴八舌”敢于抖搂“坏消息”，揭露官场“阴暗面”的人，都是不稳定因素，理所当然，都在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之列。
维护社会稳定，当然不错。诚如邓小平所说：“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也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所以，“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这是老百姓的共同心愿，老百姓也深知社会一旦乱了，不仅自己“什么也搞不成”，还要流血。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究竟应该维护什么样的稳定？如果维护稳定是以牺牲老百姓的自身权益为代价，是建立在老百姓的疾苦和控告无门、走投无路的血泪之上，是靠捂盖子和高压政策取得的，是打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幌子，让老百姓对某些“恶官”的“恶行”闭嘴，以维护其“乌纱帽”的稳定，那么，这种“稳定”又有什么意义呢？“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这话当然不错，但不能作机械理解。因为在这个“压倒一切”当中，诸如社会公正、社会正义以及老百姓诉说疾苦的民主权利是不能包括在内的。否则，这些一旦都被“压倒”了，那么，社会则永无宁日，也有悖于提出“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这个口号的初衷。因为，常识告诉人们：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就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连老驴老马被逼急眼了，都要尥蹶子，况且人乎？所以，必须给予老百姓诉说疾苦的民主权利以保障。不然，当某些领导把老百姓逼到不畏死的地步时，还谈什么社会稳定？这些都是不需要经过长篇大论的论证就能得出的结论。连古代的执政者都深谙此理：“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对此，作为今天的执政者，难道不应该铭刻于心，践之以行，做得比古人更好吗？
其实，社会存在着某些不稳定现象是很正常的，只要领导重视，从主观上找原因，及时克服和纠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采取正确措施，是不难消除的，因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某些领导讳疾忌医，以“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作为“尚方宝剑”，实施高压政策，掩盖矛盾，粉饰太平，不让老百姓讲真话，揭露问题真相。这种做法结出的恶果是，不知掩盖了多少恶官的恶行，不知伤害了多少老百姓善良的心，不知增加了多少怨恨……一言蔽之，不知积累了多少不稳定因素。因为它有红色外衣作包装，有党的身份作依托，又以人民的名义作口实。它要肆虐起来，对社会稳定造成的破坏可就大了。为了维护社会的真正稳定，笔者以为，与其频繁过分地强调“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这个口号，不如切实地把解决影响稳定的因素和消灭影响稳定的一切丑恶现象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不如真正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
载《同舟共进》2004年第1期，作者授权本站网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