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一、问题与研究假设
本文基于1998年在3个城市所进行的问卷调查资料，从代际流动的角度，通过分析中国城市社会在制度转型过程中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相对流动机会结构）的变化，试图对制度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规律进行探讨。
在由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精英群体，包括整个社会分层结构，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是“循环”（更替和重组）还是“再生产”（延续和继承）的问题，以及制度变迁与社会分层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引发了大量的研究和激烈争论。本文分析了转型前后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的再生产特征，并且指出在市场转型的背景下，阶层再生产在改革前后两个时期具有显著的延续性。在作者看来，制度转型过程中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变化一方面受到经济机制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将受到体制转轨过程、市场建立的政治过程、路径依赖的特征、及存的社会利益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因而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本文的基本假设可表述如下：
由于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国家（即原有的权力优势阶层）主导的变迁过程，因而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变化将以“再生产”为主要特征。这一再生产特征有两个含义：第一，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阶层的再生产特征在阶层相对关系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市场机制的发展并没有导致这种阶层间再生产的模式发生“重组”或阶层结构的更替，原有的阶层再生产模式在城市社会的制度转型过程中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即：那些过去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通过不同资本的交换、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的优势，使得他们原有的代际再生产模式在向市场转型的变革中得到保持或延续。本文将这种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特征称为“双重再生产模式”。
本文以权力支配关系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包括权力优势阶层（单位负责人和中高层管理人员）、一般管理人员/办事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工人/农民阶层和自雇佣者阶层的社会分层结构框架。分析中引入对数线性模型方法，建立了包括父代地位、子代地位、制度转型和调查地点等变量的模型，通过分析代际流动的资料，揭示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变化。
二、分析结果
（一）将相应的调查数据带入饱和模型进行分析，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父代地位和子代地位间具有显著关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父代—子代地位间的关系不因制度转型和调查地点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这一分析结果表明，尽管1979年前后中国的体制和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迁，且我们的调查地点具有十分鲜明的体制转型的特征，但对父代—子代关系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二）将饱和模型中不具有显著性的关系排除，构成了代际流动的非饱和模型。通过非饱和模型，我们对于父代—子代关系的实质内容有了确切的了解。
与父代地位为“工人/农民”的子代相比：
第一，父代地位为“单位负责人/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子代，在获得“单位负责人/中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或“一般管理人员/办事人员”地位时具有显著优势；
其中，子代继承父代这种地位的可能性相对是最强的。但获得“自雇佣者”地位的可能性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第二，父代地位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子代，在获得“单位负责人/中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或“一般管理人员”地位时，同样具有显著优势。其中，子代继承父代专业技术人员地位的可能性相对是最强的。获得“自雇佣者”地位的可能性没有统计显著性。
第三，父代为“一般管理人员”的子代，其代际间的流动呈现较为复杂的情况：他们在获得“单位负责人/中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或“一般管理人员”地位时，与获得“工人/农民”地位相比具有显著优势；
但同样与获得“工人/农民”地位相比，他们明显地不可能成为“自雇佣者”（负向的显著性）。
第四，父代为“自雇佣者”的子代，其父代地位与子代各种地位间均不具有显著联系，这一方面表明父代的自雇佣者地位与子代的地位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继承性或非继承性；
另一方面也说明，“自雇佣者”的子代流动到其他阶层也没有明显的特征。
如果以自雇佣者作为参照变量，可看到父代为权力优势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代，其流向工人/农民地位的可能性虽然不具有显著性，但方向是负向的，也就是说，其潜在的性质是流动的不可能性。从阶层的“内固性”和“排斥性”特征角度来说，权力阶层和专业人员的代际流动对于工人/农民阶层具有潜在的排斥性，不过这种排斥性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程度。而一般管理人员阶层与工人/农民之间在代际流动上也没有显著联系，但方向是正向的。
三、总结与讨论
上述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及其变化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权力、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再生产性
代际间社会地位的继承或再生产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关系，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没有能够改变这种再生产的特征。特别是权力优势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其再生产的能力都不仅远超出了自身流动的能力，而且与其他阶层相比较也远超出了其他阶层。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阶层的继承性或复制能力远强于它们的流动性。
2、脑-体间隔
在权力、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管理阶层与自雇佣者和工人/农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线：第一，前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流动关系，与后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流动关系。第二，在父代的工人/农民地位与子代的权力优势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地位之间，其关系的潜在方向是负向的，预示了这两个阶层对于工人/农民阶层潜在的排斥性。
3、阶层再生产与相对流动性
可以看到中国城市社会中阶层流动性的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虽然不存在显著的跨越脑—体间隔的“长距离”流动，但存在着相邻阶层间直接的“短距离”流动。第二，一般管理人员阶层的继承性特征在代际关系中不是最强的。第三，脑—体之间的间隔并非完全的封闭，其排斥性部分是潜在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制度结构和转型过程为阶层结构的改变和阶层间的流动提供了一定的可能。
上述分析表明，在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意义上，在中国城市社会向市场体制的转型过程中，虽然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分配机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阶层相对关系的再生产特征却在两个时期保持了显著的联系性，阶层结构并没有因经济机制的变革而发生“更替”或“重组”。这一结果可从以下两方面得到进一步的解释。
第一，制度安排的相对独立性
在现实的社会行动中，包括在经济行动中，决定人们行动的逻辑具有多重性。无论在什么体制中，经济力量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政治、文化等因素从来都不会被排除在经济运作机制之外。社会分层模式及其变迁不仅包含了经济逻辑，还包含了其他逻辑，多种机制都将在这一过程中起作用。因此，政治权力和社会利益群体可以在经济机制发生变化时调整自身，不仅适应经济机制的改变，而且控制和影响经济机制的改变。
第二，国家主导的社会转型
国家主导的制度转型，即意味着由那些在社会中占有优势的群体所推动的、国家自上而下有控制地在市场化过程中重新配置资源以及权力的过程。因此，他们（它们）在这种转型中（包括向其他经济机制的转变）不仅具有相当的主动权，而且具有主导权力。在这一过程中，权力的延续或转移、政治市场化、地方文化传统、路径依赖的方式和程度，等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它们）在市场化过程中保持优势并在代际间传递下去的机制，因而决定了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结果。
（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原文约23000字。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