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学、各位朋友：你们好！
承蒙教务处的信任，我作为咱们新浙大成立后的第一批校区巡回学术讲座的12名演讲者之一，能与这么多非人文学科的同学交流心得，感慨万千。
常听前辈们说，46年前的浙江大学本来就是一所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还享有“东方剑桥”之美誉。她不仅拥有竺可桢、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等一大批家喻户晓的科学家，还拥有张荫麟、张其昀、谭其骧、姜亮夫、夏承焘、严群等一大批名扬四海的人文学者。1952年的院系调整，就把一个完整的浙江大学分割成四家。46年后的今天，几经沧桑，四家总算归于一家，总算恢复了一个学科齐全的浙江大学，也才有了今天多学科的校区巡回学术讲座。但何时重振“东方剑桥”之雄风，也许还有待全校四万余名师生的共同努力，海内同行都在拭目以待。我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面对那近乎“剪不断。理还乱”的校史，感慨良多。
刚才主持人说了，海报也写了，今天的讲座主题是谈咱们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也许有的同学会产生怀疑：请历史系的教师来讲现代化，是不是“江湖郎中”来了？请同学们注意，咱们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并非才从今天开始，早在近代所谓“自强新政”时就已启动。而“自强新政”，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洋务运动”，恰恰属于历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再说，如果用人文学科的眼光来看今天的现代化，比起从统计或技术的角度来谈现代化，也许会有些差异，但差异并非坏事，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思考就往往来自于认知差异的启发，也就是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今天的讲座打算谈3个问题：一是我国以往现代化成效不大的主要原因；
二是如何看待当前现代化建设的成就；
三是如何看待我国在21世纪的前景。这3个问题，分别涉及我国现代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每个问题其实都是大题目，两个小时的讲座，只能选取其中相对有代表性的话题与同学们交流。由于第1个问题比较复杂，而且时间与空间的跨度很大，准备多花点时间，作重点解释。同学们都是祖国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后备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祖国的未来，欢迎同学们提问。据说，今天出席讲座的还有来自现代化建设第一线的校外听众，我也感到很高兴，也很想听听他们的声音。
关于“现代化”的概念，我国历史学界内部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包括台湾学者在内，还有部分学者喜欢把近代史上的现代化进程叫做“近代化”，试图以此来区别于今天的现代化，这种区分在学理上是否说得通，在历史学界还容易引起争议。这是因为，以技术革命为先导、变小农文明为工业文明的中国现代化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某些阶段性的变化，呈现某些阶段性的特征，但彼此的时空联系显而易见，不便人为地断裂开来，有关阶段性的变化与特征也不一定非借助于不同的概念来表述不可，这样的表述不仅不便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尤其不便于说明事物的本质。
不过，人们都把曾国藩于1861年创办安庆内军械所、试图仿制西方坚船利炮视作中国早期现代化或“近代化”的开端，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争议。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目睹英法联军的猖獗之后，带着“自强”的理念，率先引进机器生产，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从70年代开始转向“求富”，创办民用工业，包括航运、纺织、采矿、冶炼、铁路、电报、邮政等。这些官办的民用企业还刺激着民办工商企业的兴起，后者就是人们常说的“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的对等词应该是外国资本主义，人们却把官办的民用企业排除在咱们的民族资本主义之外，好象这些企业的创办者就不是咱们中国人，这些企业不属于咱们中华民族的企业，这当然说不通。我想，如果那些“洋务”官僚的后裔为此提出诉讼，他们肯定能打赢这场官司。
清政府的“自强新政”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早7年，其成效却比日本差多了。30多年后，在日本挑起的甲午战争中，庞大的中国被一个岛国打得落花流水。在此之前，黄头发蓝眼睛们通过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侵华战争打破了一个所谓“天朝上国”的神话，但还算给中国留下一点关于“东方大国”的体面。但是，经日本一打，连这点“东方大国”的体面也被一扫而光。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随之而来的是爱国书生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的变法呼声与戊戌年间由光绪皇帝发号施令的“百日维新”。可惜好景不长，一个席卷全国的变法运动被大权在握的西太后慈禧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谭嗣同等人成了紫禁城权力格斗的牺牲品。
等到本世纪初年八国联军血洗京师之后，饱受逃亡之苦的慈禧才发现都是她当家的错，才急急忙忙号召变法，宣布“新政”。
军事上，大规模编练新军；
经济上，大办实业，鼓励民间投资设厂；
教育上，兴学堂，派留学，废科举。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清政府于1905年派遣5名大臣欧美与日本的宪政，第2年宣布为实行君主立宪制做准备。再过两年，又被迫宣布准备的期限，以9年为期。这时，光绪皇帝和慈禧在两天之内先后死去，3岁“儿皇帝”溥仪的父亲、25岁的载沣以“摄政王”的身份主持朝政。在梁启超、张謇等人的号召或影响下，广大和平请愿者要求迅速召开国会，载沣一伙强行把请愿运动镇压下去，请愿者们则纷纷向反清革命队伍靠拢，加速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
有位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对于许多谋求现代化的国家来说，19世纪的最后25年显得很重要。如果哪个国家在这25年内发展上去了，事情就好办得多，否则就很被动。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势力明显操纵和压制落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情况来看，这种见解不是没有道理的。清朝政府搞了30多年的“自强新政”，结果既没有富国，也没有强兵，举国上下都感到失望，“自强新政”的主要干将李鸿章从此以后还抬不起头来。为什么会这样，就值得我们认真讨论。至于被日本打败后，好不容易激发起全民族的图强意识，造出变法声势，只因遭遇一次宫廷政变，就被顽固守旧势力绞杀得差不多了。即使是本世纪初年的“新政”，虽然使中国的国防建设、经济发展、人才培养与民众政治热情的调动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但国际环境与改革者的内在素质、国内社会环境等都很糟糕，外表很热闹，实际上很肤浅，而且捉襟见肘，险象环生，加速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
关于晚清时期现代化成效不大的主要原因，许多中外学者都作过分析，见解很不一致。在我看来，有三个因素最值得注意。
第一、“夷夏之辨”的陈腐观念
《春秋左传》说：“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久而久之，“华夏”一词就成了文化与文明的代名词，所谓华夏民族或中华民族就成了该民族自身文化优越感的一个象征性符号，随之而来的是对周边民族的轻蔑，“夷”、“戎”、“蛮”、“狄”“胡”等词都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贬义词。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他的这句话影响很大。其实，“未闻”并不等于未有。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地混合体，华夏文化属于典型的多民族混合型文化，这种混合经过春秋战国、西晋、东晋、五胡十六国，再到元朝和清朝，始终没有间断过，而“德华兽戎”、“以夏变夷”、“尊王攘夷”等观念又始终伴随其中。只认可“用夷变夏”却反对“用夏变夷”的卫道者们早就忘记了他们所奉为华夏正宗的东西原来就有“夷”的成分，历史上并没有纯而有纯的“夏”或“华夏”。
平心而论，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所谓“用夏变夷”也并非毫无根据。由于从前华夏民族所遇到的周边的“夷”都相对落后一些，后者的社会经济发展都明显低于属于滚动概念的华夏民族，往往是周边落后民族从整体上模仿和吸收华夏文明，而不是相反。居高临下的朝贡体制取代了平等互利的中外交往。即便是武力强大的征服者，像元朝的蒙古人和清朝的满洲人，也是仿效汉族的典章文物制度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用夏变夷”就容易在咱们祖先的大脑中形成一种刻板印象。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用大炮和商品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的西方不速之客既是侵略者，又是前所未有的先进者和强者，“用夏变夷”已经完全不管用了，惟有“用夷变夏”，才是根本出路。用魏源的话说，就是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说，就是要“变成资产者”（《共产党宣言》）。由于近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不是以和风细雨的平等方式进行，而是充满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残暴与自私，如果真的有人要去“师夷”，国人除了存在“夷夏之辨”的思维障碍之外，还会遇到相应的感情障碍，以强盗为师原本就是一件十分痛苦和难堪的事情，何况，咱们中国人还是一个很讲名分很要面子的民族。思维与感情的双重障碍，就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步履艰难。君不见，魏源的呼喊在神州大地只是浪费表情，应者寥寥，却在异国日本遇到不少知音，日本朝野将他的《海国图志》一版再版，成为明治维新的重要参考书。他的同乡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力排众议，小心翼翼地将他的“师夷”主张付诸实践，却也常常遭到群起攻之，郭嵩焘作为近代第一个驻外使臣，他的结局最悲凉，死后连一个谥号都没有。八国联军侵华时，还有人想找郭嵩焘出气，扬言要把他的尸体挖出来，以谢天下，好象八国联军大举侵华的灾难就是他惹出来的。在吵吵闹闹的改革进程和争权夺利的老节目里，那些顽固守旧者往往以爱国者的姿态大打出手，一呼百应，泛道德主义在近代中国很有市场，那些立志进取者反而容易当作过街老鼠，无论是“洋务运动”的发起者曾国藩，还是后来居上的李鸿章，他们的日子都很不好过，不是经常当被告，就是夹着尾巴做人。虽有满腹牢骚，也只能在日记里或给朋友的书信中私下发一发。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局限于晚清时期，值得深思。
顺便提一下，我国史学界在总结“洋务运动”成效不大的原因时，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辈只引进了西学的“皮毛”，却没有同时引进西学的“根本”，只引进科学技术和坚船利炮，没有同时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我总觉得这不像在说历史，而是像说政治神话，我在1985年提交兰州洋务运动史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则提出疑问：曾国藩等人当年只引进了一点“皮毛”，都弄得那么狼狈，如果真的引进政治制度，又能怎样？不会败得更惨吗？如果洋务官僚没有引进政治制度是“洋务运动”不成功的主要原因，照此推论，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就应该成功，因为它们都程度不同地引进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但它们也偏偏令人失望。这时，许多学者又转换话题，说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悲剧完全可以证明，西方的资本主义方案在近代中国行不通，它救不了中国。这样的说法至少是自相矛盾的。既然说行不通，却还要苛责洋务官僚不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究竟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第二、皇朝政治的周期性衰败
这种衰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周期性的社会矛盾与政治腐败加剧，二是紫禁城的政治素质与治国能力周期性地下降。
先就周期性的社会矛盾与政治腐败的情况而言，对中国古代史稍有了解的同学都知道，许多朝代在建朝初期，一般都懂得江山来之不易，也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都能开明廉洁、轻徭薄赋，尽快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从而使物产丰盈，人口繁衍，人民安居乐业，所谓“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都大致如此。换了几朝皇帝之后，就开始出现土地兼并，豪强称霸，官场腐败成风，社会矛盾上升，到了晚期更加厉害，加上人口膨胀与天灾人祸，甚至还有外戚专权或宦官跋扈，不得安宁，只好等待新一轮农民起义来改朝换代，让起义首领或哪个军功地主新建一朝，又从开明廉洁做起，先由盛到衰，再以新换旧，周而复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于这种现象，国内有学者称为“超稳定结构”，国外有学者叫做“高度平衡陷阱”。尽管也有不少学者反对这些提法，但不等于说那种由盛到衰，以新换旧的周期性皇朝政治危机就不存在。
再就统治者的政治素质与治国能力来说，几乎每个朝代也存在由强到弱的周期性衰败现象，既与皇朝本身由盛到衰、由治到乱的局面相适应，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局面。中外学者一般都承认，嘉庆以后清朝皇帝显得一个不如一个。道光皇帝人虽不坏，也希望能对得起祖宗，但才识平庸，鸦片战争的惨剧只是让他打了一个哈欠，然后又做他的“天朝上国”之梦去了。咸丰皇帝是一个玩得很忙的花花公子，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睁眼看看外面的世界。他把允许外国公使驻京这一条款看成洪水猛兽和奇耻大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宁愿放弃关税收入，也想收回这个条款，结果使英法联军借此重开战争，直至血洗京师。他在《北京条约》签订的第2年死去，由唯一的儿子载淳即同治皇帝接位，载淳的生母就由昔日的贵妃变成同治一朝的皇太后，即西太后慈禧，她带着才满6岁的儿子君临天下，也就是所谓“垂帘听政”，同治皇帝还不到20岁就死于性病，慈禧就让才4岁的侄儿兼娘家外甥载?接位，继续做她的太后，前后把持朝政达48年之久。慈禧的文化程度并不高，还常写错别字，但智商不低，很有心计，她的主要精力不是用来精心治理国家，而是如何施展权术，经营自己的小天地，她的胸怀好象还装不下偌大一个中国。历史研究往往喜欢划派，有人说她属于“顽固派”，还有人说她属于“洋务派”，我总觉得，她好象都是，又都不是，她就是她——一个君临一切的主宰，顽固老朽也罢，开明干才也罢，王公也罢，汉员也罢，都不过是她玩于股掌的几颗棋子。在一个由男性世界唱主角的国度里，慈禧略施小计，就让那么多王公与汉员服服帖贴地拜倒在她的脚下，一拜就是整整48个寒暑。哪怕像袁世凯这样手掌北洋劲旅的强悍奸诈之徒，也只有在慈禧死后才敢调皮。我总觉得，如果根据社会学的角色分工原则来看，慈禧作为嬪妃出身的女人，她也许是成功的，但作为主宰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命运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最高当权者，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却是很遭的。这既是爱新觉罗皇朝的不幸，也是近代中国的不幸。至于慈禧的后继者——宣统朝的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无论见识还是手腕，都比慈禧更糟。
第三、民族矛盾的复杂性 在近代中外民族矛盾的两极，既存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中华民族的反侵略的矛盾，还存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同中国小农文明的矛盾，这是十分陌生和棘手的政治难题。用李鸿章的话说，近人所遇到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而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除了中外民族矛盾之外，还存在国内的满汉矛盾，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
由于国内满汉矛盾的存在，出自少数民族的清朝统治者总觉得内心空虚和不安。大敌当前，统治者不是尽可能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励精图治，一致对外，对于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而且在本国范围内属于先进行列的汉民族，仍然采取防范和压制的政策，对改革顾虑重重，总是带着弱者心态，担心改革会把权力改到汉人手里，总担心汉人“保中国不保大清”，不仅对一片诚心支持朝廷改革反对暴力反清的爱国书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放心，而且对曾经赴汤蹈火把清皇朝从灭顶之灾中解救出来的曾国藩等人也不放心，常常以内耗的形式毁坏中华民族内部那已经相形见绌的政治资源，既分散了督率国人全力对外的精力，又使迫在眉睫的改革打打停停，反复无常，使中外之间的差距越拉越远。
我个人觉得，要想理直气壮和卓有成效地走“师夷之长技”的理性之路，从根本上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除了应当果断地抛弃“夷夏之辨”的陈腐观念、扭转皇朝政治周期性的衰败局面之外，还应当从切实解决国内的满汉矛盾入手，把防范和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的国策改成尽可能调动这个基本的社会群体的积极性，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共谋我中华振兴之路，为现代化建设扫清障碍，直到我中华民族昂首挺胸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历史发展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当清朝统治者接连失去振兴朝廷也振兴国家良机的时候，要想切实解决满汉矛盾，单凭预备立宪期间宣布的准许满汉通婚、旗人自谋生计等官样文章是无济于事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恐怕就是孙中山领导的暴力反清了。至于孙中山等人的反满思想充满汉族主义的内容，需要予以理性分析，那是另一回事。在评价辛亥革命的必要性与历史功绩时，人们往往对暴力革命的重要性讲得比较多，如果能适当注意满汉矛盾的解决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重要联系，也许更显得深刻些。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的现代化略有起色。如果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可以用于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则应当承认，袁世凯虽然不是革命者，但属于有办事能力的建设者，他采用内行治国，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重视金融体制改革和现代教育，在他当政的4年内，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像教科书讲的那么糟。如果能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要顺畅得多，问题是他搞专制独裁，排斥异己，还怂恿特务活动，尤其是公开践踏民国，想借君主立宪制当实权皇帝，建袁家天下，造成长期的政治动荡和北洋军阀的内部混战。
蒋介石在1928年基本上统一全国后，社会经济也有明显增长，据统计，在抗战前的10年里，尽管遇上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国民经济平均年增长率还能保持在8—9%，当时的上海就以东方明珠的姿态展示在人们面前，香港还无法和它相比。但蒋介石也搞专制独裁，排斥异己，也怂恿特务活动，不仅围剿共产党，还迫害其他民主人士。国民党内部也经常四分五裂，不仅党外开战，连党内也开战。抗战结束后，满目疮痍，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中共中央也在认真思考“和平民主新阶段”，国共两党携手建国的机会已经到来，但蒋介石仗着军事优势，不肯让步，使两党关系再次破裂。结果，国民党军队一不堪一击，只好败退孤岛台湾，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的欢呼声中重建家园，承担起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百废待举，举国上下扬眉吐气，团结一心，现代化建设的大好时期已经到来，经济生产恢复很快。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对国家建设的历史条件、长远战略与近期目标都讲得很实在，也很具体，其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党内民主生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和表述，都与22年之后影响深远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有关表述十分接近。可惜从第2年开始，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社会舆论的善意批评对中国共产党所造成的所谓危害，发动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先党外，后党内，部署所谓“引蛇出洞”，再一网打尽，这一网就打了50多万。接着又是“大跃进”，然后又是为期10年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革文化命，大革知识分子和说真话者的命。政治运动像打仗一样，一个紧接一个，几乎人人自危，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老百姓很难吃饱饭，连牙膏、白糖、豆腐等日用品都要凭票购买，或者走后门。那些数不清的闹剧和笑话，后人听起来都很难相信那都是一些真实的故事，都是父辈或祖辈亲身经历过的，每一个故事都包含一份代价。在那50多万右派中，如今没有平反的只剩下几十个了，可见，无辜者实在太多，其中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就占了不少比重，工农兵很少。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让那50多万错划的“右派”充当建设国家的主力，如果让那么多政治运动都改成经济生产运动和科教兴国运动，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恐怕还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恐怕可以叫“社会主义中级阶段”了。可见，坚持货真价实的唯物史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何等重要！
只有回顾历史，才会深深地感到改革开放20年来的现代化成就来之不易，很值得我们珍惜。可以断定，尽管我国现代化建设已有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但真正有声有色和像模像样的现代化建设还是在最近20年。尽管清朝末年的“新政”就曾经出现社会转型的迹象，也明显不如小平先生领导的最近20年。20年来，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教育上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不说别的，我们这个雅致、气派的演讲大厅和功能齐备的多媒体演讲设备，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如今男同学与女同学的发型、衣着都显得多姿多彩，不说在20年前，就在80年代中期，还会被教师和家长指责为“不像话”，“既不像人，又不像鬼”，或者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我是20年前走进大学校门的，当时，国家高考制度刚刚恢复，男同学与女同学的服装布料和颜色几乎就没有什么区别，最时髦的是黄色军装和兰色工作服，很少见到红色、绿色和花色，无论是出身农村，还是来自城市，个个都打扮得像贫下中农。什么复印机啦，彩照啦，只在报纸上见过。传呼机、磁卡、卡啦OK更是闻所未闻。前不久，我女儿见到我们大学同学的集体照，还大吃一惊，说：“没想到你们既像土八路，又像兵马俑，既土气，又呆板。”我老实告诉她：“那是历史的见证，比你的集邮册还珍贵呢！”我心里明白，如果没有这20年的巨变，这照片就太小儿科了。
不过，我们还应当同时看到，虽然20年来的成绩很大，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不小，我们实在没有自满自傲的理由，小农文明中就有容易满足的传统。由于从前很不讲究现代化建设，很落后，如今大搞现代化建设，有10%左右持续不断的年平均增长率，其成效就比较容易体现和感受出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人家虽然只有5%左右的年平均增长率，但仍然不是小数目。就拿一个平时的功课不太好的同学来说，如果他由50分进步到了60分，虽然一下子把考分提高了20%，但并不能说他的成绩如何理想；
如果另一个同学由85分进步到90分，虽然只提高了5.8%，但他的成绩还是要比前一个好得多，这两个提高率的差别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绝对值的差别，这是我们在欣赏增长率时要适当注意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现代化建设中，还是在日常工作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增长率和速度，而是成本效益。坦率地说，近20年来的发展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也付出了许多昂贵的代价。至于这些代价哪些该付，哪些不该付，或者不该付那么多，都值得认真总结，各行各业和全国人民都要高度重视成本效益，不要大手大脚图热闹。
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的观点其实是有针对性的，但有不少人把列宁的观点教条化和绝对化，以为历史评价只要看比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就行了，不需要考虑成本效益，这很片面。我觉得，历史评价不仅要看是否比前人提供了新的东西，还要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提供多少，又提供了多少，其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在现代化建设中，动用那么多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大气、水、土地表土与矿藏等自然资源都在拼命地利用，不发展才不可思议，关键是看究竟发展了多少，是否符合国家法令和法规。如果某个城市应该增长1个亿，结果只增长8000万，那也不是什么伟大的贡献。如果增长了1个亿，却乱吃乱花乱送乱拿，浪费2000—3000万，也不是什么惊人的成就，还应当依法追究责任。如今全国每年公款吃喝就花掉2000个亿，还不包括洗桑那浴洗掉200个亿。
21世纪即将到来，在地球村，几乎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像在赶集，都特别怀有一种跨世纪的激情，真有点普世化。饱经近代百年沧桑的中国人民也是如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不要以为21世纪就是咱们中国人承包的世纪，尽管某些西方人士也说过，21世纪可能是中国崛起的世纪，我们没有理由头脑发热。要注意某些西方人士说此话的用意，他们主要是担心所谓“黄祸”，提防咱们中国的强盛，我们更要注意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各位朋友：天上并没有林妹妹，21世纪也没有为咱们中国人准备独家享用的牛奶和面包。新世纪的征途需要我们不卑不亢地走过去，而不再是站在自卑与自傲的两极跳来跳去。不管别人是怎么夸奖我们或嘲笑我们，让我们沿着小平先生开创的现代化道路，脚踏实地，用汗水和老茧托起明天的太阳，圆一个国富民强之梦，那是几代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梦啊！
（录音与整理：刘海东 杭梦之 经本人审阅）
说明：应浙江大学教务处之邀，本校历史系教授、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特邀委员郭世佑博士于1998年12月在本校5个校区作巡回学术讲座（5日上午：西溪校区；
9日下午：之江校区；
16日下午：玉泉校区；
18日下午：华家池校区；
19日下午：湖滨校区），虽然没有讲稿，但郭先生侃侃而谈，轻松幽默，深入浅出，现场问答也相当精彩，深受各校区听众的欢迎。由于现场提问与回答的录音效果很差，我们只好删去这一部分。
（载《中国人文启思录》第4卷，华中科技大学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