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政治词汇中，"时代"是一个宽泛、抽象而且容易引起争论的概念。笔者力有未逮，不敢给当今的"时代"下任何定义，仅能就世纪之交的三五年里世界政治形势发生的变化，发表几点粗浅的看法。让我们先从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入手。
和平--但不够公正
冷战刚刚结束时，有人预言将出现一个"春秋战国时代"。然而事实证明，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列强争霸，已经不在我们的前瞻视线以内。局部冲突引发大国对抗的可能性可以基本排除。但是，这种"总体和平"的局面，也许可以视为"霸权治下的和平"，以区别于多极化或大国间均势维系着的和平。
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是美国同其他大国力量对比失衡状态下的和平。应当看到，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维系这种和平和稳定，而不是破坏现存的国际秩序。西方国家要不遗余力地保护生命攸关的中东石油通道，防止非洲的种族仇杀造成更大规模的难民灾难，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在朝鲜半岛、巴尔干半岛，美国今天都在努力维持和平局面，有时甚至积极调停。如果没有美国的一超独大，今日的世界倒是很可能走向"春秋战国"。
就像战争可以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一样，和平也有公正的和平和不公正的和平。由霸权维系的和平和稳定，在很多情况下是牺牲公平与公正的。它剥夺了一些国家和社会集团使用武力反抗霸权、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而美国却独家垄断着大规模使用暴力的权利，以各种理由发动像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这样"一边倒"的战争。美国企图剥夺中国使用武力遏制"台独"的权利和能力，是霸权稳定造成不公正的又一个例子。
各强国对美国不公正的单边主义强权外交都十分不满。但在国际战略力量失衡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国家出于实际考虑，不是采取联合抗美的"合纵"之策，而每每与美国"连衡"。尤其是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由于同美国相互依存程度深，意识形态接近，更希望"搭便车"，充分利用一段时期内的霸权稳定，维护各自的安全利益，只是在美国做得过头时出来"谏诤"一番。东中欧、中亚、中东等地的大多数国家，或对西方有所求，或怕"枪打出头鸟"，也不构成对美国霸权的重要挑战。关键在于美国拥有的不仅是力量的霸权，它还掌握着制度霸权和话语霸权。
当然，同任何历史上的霸权一样，美国也逃脱不了盛极必衰的命运，只是其衰落的时间、过程和方式难以预料。这一点，布热津斯基等许多美国战略家也看到了。他们想做的，不过是推迟美国衰落的时间，延缓其过程，充分利用这段时期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制度安排。
由此我们也应当看到，缺乏制度保障的安全是不可靠的安全。任何国家、集体和个人，无论自身多么强大，都不能单独地解决安全问题。因此，增强国力只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要推进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制度安排，首先是推出亚太地区安全体系的设想，这才是未雨绸缪。
发展--但不够平衡
美国为何要维系外部世界的和平？最重要的动因，是现时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较为稳定的世界政治环境。制造和出售军火的那部分西方公司财团也许能借局部冲突和军备竞赛发财，但绝大部分国际资本是要向政治安定、市场秩序比较规范的地区和国家流动的，而决不会流向自我封闭、激烈反西方、动乱危险大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以大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势力，也要在发展中国家主动营造有利于它们的政治环境，培养为它们服务的亲西方、亲资本的社会精英。西方政府同这些国际资本势力的利益和目标是一致的。
冷战的结束加速了世界发展中的两大失衡现象，即东西（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以及南北（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失衡。近一两年来，美国、日本和法国等欧洲国家政治向右转，表现了大资本势力在这些国家的影响扩大。近年来右翼势力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上升十分明显，其背后也有国际资本的支撑。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外部世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资本治下的发展"。所谓经济全球化，核心是国际资本向投资环境较好的地区流动。
这种"国际资本治下的发展"，加剧了发展中的多种不平衡现象：南北差距、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美国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都在拉大；
发达国家内部贫富悬殊；
发展中国家内部地区差异加剧、两极分化严重；
全球生态平衡遭到惊人破坏。
在发达国家里，美国继续集巨额资本、优秀人才、先进技术于一身，以创新精神推动生产力蓬勃发展，成为国际资本扩张的火车头。欧洲和日本的发展速度迟缓，创新精神不足，但社会相对平衡稳定。发达国家集中了资金和技术，将发展中国家"发展"成它们的海外市场和下游产品的加工厂。这种趋势将继续激化各种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当我们欢迎资本的时候，切不可忘记，资本扩张本身是不顾及平衡的，往往是以牺牲除GDP以外的其他社会发展指标为代价的。资本追求的是效率而不是公平。维护社会公正和公平，主要是政府的责任。西方国家经历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全球性战乱和暴力革命，又经历了冷战时期同社会主义的斗争，政治制度、市场规则和法律制度日臻完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比较协调，政府同企业在组织和功能上都是脱离的，由资本扩张所导致的国内发展不均衡由政府管制在可控范围之内。更兼有自由派的批评和"第三条道路"等呼声，不致出现政治上翻车的危险。
毋庸讳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冷战后开始"转轨"的国家，其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远未完善，由于发展不平衡而导致动乱的危险始终存在。如果亲西方、亲资本的倾向继续发展，作为社会平衡器的政府功能又不能同作为经济发动机的企业功能分开，政府同社会的关系就会进一步疏离和对立。资本的扩张和政府的腐败彼此结合，其国内后果和国际后果将会十分严重。在这方面，印尼、阿根廷等国家的教训必须记取，而欧洲经验比美国经验更加值得借鉴。
当前世界上的局部战乱和发展失衡都主要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战乱和社会动乱造成发展的停滞和失衡，而发展失衡又成为战乱和恐怖主义的根源，其中还有西方大国的干涉插手。各国反全球化运动的表面形式各异，在发达国家有排外的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有激烈的反美倾向，而它们的根源似乎有某种相通之处，即资本畸形地过度扩张所造成的严重社会不公和生态失衡，激起了普遍的愤懑和对前景的忧虑。
价值观与制度的重建
现时代的政治特征，还包括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的变化。无论是和平还是发展，都不能取代人们对社会公正和精神信仰的追求。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变革的进程，正在冲击着人们长期形成的地方属性、家族属性和国家属性，迫使个人和群体在新的环境下寻找新的自我。当两大意识形态的斗争不再成为全球思想纷争的主线之后，民族文化和宗教文明就走上了前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分别只有一百到两百多年的历史，而主要的民族文化以及基督教、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等，都有着一千年到几千年的历史，而且在所有主要的文化和宗教中，都出现了回归传统的所谓"原教旨主义"倾向。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尽管有其偏颇之处，但其推理过程和所举论据（如"冷战后伊斯兰世界的边界上到处流淌着鲜血"）却发人深思。
在美国，多年形成的以文化多元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正确性"，在9*11的冲击下向以国家忠诚为核心的"政治正确性"转移，"瓦斯普"（WASP，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新教）文化的主流地位是否会重新受到强调，尚待观察。在欧洲，随着部分经济和政治主权向欧盟的让渡，民族国家的意识逐渐为共同的欧洲意识所补充，其深处是悠久的共同历史和文化积淀。在中东和许多有穆斯林聚居的国家，伊斯兰信仰的凝聚力不容任何人忽视。在东亚，前些年提倡的"亚洲价值"虽然不再被经常提起，但类似2002年足球世界杯那样的活动，呼唤起人们对"我们东亚"、"我们亚洲"意识的热情，这在二十年以前是无法想像的。凡此种种，都说明文化属性、地域属性和价值观的重建是全球范围内同时发生的现象。
价值观的重建伴随着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重建。特别是前苏联东欧地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的制度探索任重而道远。"穆斯林国家能否建立现代民主制度"这一老问题仍然难以找到答案。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的制度调整比较简单，无非还是围绕着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展开。主要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由西方意识形态和制度主导，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在各国社会和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也是当今世界政治的特征之一。
"后后冷战时代"？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9*11之后不久提出，世界已经进入了"后后冷战时代"。现在看来，这一说法的内涵，不外乎指美国找到了"恐怖主义"这一主要威胁，为此形成了多国合作的局面，大国对抗的时代于是正式结束。
9*11对美国的撞击确实是意义深远的。它改变了美国对安全威胁来源的看法，使美国调整了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
它打破了美国国内安全不受致命威胁的神话，影响了美国国内政治议程，使美国将大量国家资源投入内部治安；
它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平衡，使以布什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巩固了阵地，压制了自由派在国防和外交问题上的发言权；
它突出了政府的功能，加强了美国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使一些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合理化。
但是，9*11是否有冷战结束那样一种划时代的影响，现在还难以断定。9*11毕竟是一个局部事件，仅仅是因为美国的强烈反应而搅动了世界，引起了其他地区的反应和调整。它只改变了美国国内议程的轻重缓急，而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将反恐列为国内中心任务。迄今为止，9*11悲剧没有出续集，布什政府有利用和夸大外部威胁以达到国内政治目的之嫌。即使是在美国，除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等少数城市以外，人们也很少感受到什么"战时状态"。本*拉登及"基地"组织是否有美国所称的那种能量和图谋，不得而知，但美国利用反恐来扩展势力范围，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同冷战时期的"主义"不同的是，"恐怖主义"既不是一项政治主张，也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缺乏固定的组织和领导，更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公开支持。"反恐新战争"作为美国的中心任务究竟能持续多久，连美国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因此，把9*11作为一个时代的开端，目前似乎更多地反映着部分美国人的感受，是否具有全局意义，尚待时间来检验。
（2002年7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