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当陶希圣还是北大法科（后改称法学院）法律门（后改称法律系）二年级学生时，胡适先生已出版《尝试集》，旋即又有《胡适文存》第一集出版。因为陶希圣读的是法科，与文科无涉，没有上过胡适的课，但一直尊他为师。即使后来两人共事，陶在给胡适写信时都称“适之师”，但胡适并不认为陶希圣就是自己的学生。只有一次不确定的“例外”，那是在胡适去世的前两年，国民党在台湾鼓噪修宪或修改临时条款，其目的是为了争取蒋介石三连任。对于这件事，胡适与雷震等人坚决反对。其中有一则报道披露，在陈诚官邸的一次宴会上，胡适提出三点质询，第二点即“我有一个‘荒谬绝伦’的学生陶希圣，他说修改临时条款不是修宪……”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加以辨解，说“你的学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场的王世杰也附和：“不修宪，连任的问题也可以谈谈”……这些在胡适日记中确实可以读到，胡适称“这一则报导，大致不错。不知是怎么传出来的”。但这毕竟是剪报上的说法，胡适在日记中并没有明说。执以胡适的为人及性格而论，在那样重要的场合下，尽管会提及陶希圣关于修改临时条款不是修宪这一问题，但绝不会说“我有一个‘荒谬绝伦’的学生陶希圣”这样的话。陶希圣知道后，即对报端表示：“我们应当维护北大这位大师的尊严，不使其玷污于谣言制造者之手，现在关于胡先生的谣言是太多了，我们对于谣言的办法，就是不理”。胡适去世后，台湾《传记文学》举办过一次座谈会，陶希圣旧事重提，说“这不是胡先生的话，因为胡先生从来不说我是他的学生”。不过，陶希圣与胡适的交往却又非同寻常，当年陶卷入“汪日密约”中进退失据、焦虑不安时，惟一想到可以写信表达心声的人就是胡适；
若干年后，蒋介石敦请胡适出任行政院长一职，派的就是陶希圣秘密赴北平去向胡适说项，这一历史细节大概鲜为人知，人们更多的只是知道在这之前，同样是胡适的朋友王世杰曾经为邀其出任政务委员一事费尽不少口舌。
1931年上半年，年仅三十三岁的陶希圣在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任教。这时突然接到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学生会的一封电报，邀其担任该校的教授；
陶当时不胜诧异，为何聘请一个教授要由学生会来出面？未出三天，北平复驰来一电，这是母校北京大学法院院长周炳琳给他发来的一份通知，亦即邀请担任北大的教授。对于陶希圣来说，这似乎无以推脱，他当即给中大校长朱家骅先生写了一封信，说明“北京大学是我的母校，母校的聘约不可推辞”，同时又给北平师学大学史学系学生会作复，表示自己已接受母校北大的聘书，预备到了北平之后，“愿意兼任师大史学系讲师”。朱家骅用人心切，冒雨来到陶希圣的宿舍，再三表示挽留之意，说“一个大学的风气，以中国文学及史学两系为枢纽。他的计划是一步一步对中央大学的文史两系，力求充实”，并称已邀请顾颉刚也到中大史学系来，由此劝说陶希圣不要走。陶希圣对朱家骅一再解释，说无力抵抗母校的聘约，而且“学问还差得很远，愿意回到母校，力求上进”。就这样，朱家骅在大雨中告辞，陶希圣后来也形容自己是“在大雨中告别了中央大学”……胡适大陶希圣九岁。自陶到北大任教成了同事之后，两人相处得一直彬彬有礼，以陶希圣的话来说，就是“各守各的分际”。这时《独立评论》已创刊，每月在译学馆（北大三院）左首的清华同学会聚餐一次，陶希圣偶尔也去，但不是独立评论社的社员。“九一八”后，胡适在对待国事的态度上有所转变。有一次，在文学院院长办公室，胡适对蒋梦麟、陶希圣说：“我一向主张世界和平，从现在起，我是爱国主义者。”这一期间，胡适、蒋梦麟、梅月涵、周炳琳、陶希圣等人，经常在一起聚首晤谈，针对复杂多变的时局交换意见。1935年11月19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邀请北平各界人士至中南海居仁堂谈话，宣布华北五省自治。胡适与傅斯年当场慷慨陈词，表示反对；
宋有了顾忌，敷设几句便宣布散会。胡、傅二人回到学校后，在深秋的黄昏中，立即邀请教授们在马神庙二院一间教室里集会，通报居仁堂之事。经众人商讨之后，一致认为在北方如此危情之下，北大的教授、学生只要还在北平一天，就应做好二十年的打算。甚至议到图书仪器一概不搬，万一平津失守，学校南迁，只要搭几座茅棚，照样可以讲学诸如此类的细节。随后胡适等人发表反对华北自治的声明，产生巨大的影响。陶希圣当时就感到“这一股惨淡刚健之气，真是可以开金石、动鬼神”。陶希圣甚至认为，五四之前，在中国学术界引领潮流的人物是梁任公；
五四以后，则就是胡适先生了。
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胡适在北大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北大学生于他多有疏离，甚至有学生给他写抗议信，认为“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胡适没有动摇，尽管在事实上“这一有组织的暗中运作不是胡适少数人‘安心求学’的口头劝说所能抵抗得住的”。以余英时后来的考证，“一二·九是刘少奇主持中国北方局的一大杰作”。在陶希圣的记忆中，“一二·九”开始时只是一次规模很小的学生请愿，是北大学生自发的，其动机是反对华北自治。这一天“稀稀落落约有百余人，但随后各校皆有行动，其中活动较厉害的是中国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们也以这几个学校为多”，后来则发展到普遍罢课。就在这时，在北大教授每月一次的餐会上，文学院教育系教授尚仲衣提出“我们现在要实行抗战教育，为什么还要教这些课？”胡适听了立刻说：“仲衣，你不要曲学阿世！大学教育就是大学教育，没有什么抗战教育。”陶希圣当时帮着胡适说话，同时又感到适之先生“义正词严，有大勇气，大魄力”。一周之后，即陶希圣认为的“一二·一六”事件，事态则更为严重。陶希圣这样说：“现在有人把‘一二·九’这笔帐挂到共产党的项下，实在是错误，也可以说是荒谬。……‘一二·九’是北大学生自发的，‘一二·一六’才是所谓学联会鼓动起来的。从此北大就和其他大学，形成对立的形势。一二·一六之后，北大学生大会在三院礼堂开会，我站在后排，只见胡先生上台将要讲话，有一部分学生搓地板，胡先生指着他们说‘你们有话就站起来讲，这样子，下流！下流！’多数学生鼓掌，把那些预备闹事的学生的气焰给压下去。胡先生讲了一番话，劝大家沉着，勇敢，上课讲学。大会决定不罢课，北平的学校也就不罢课了……”这一段文字见诸陶希圣1986年5月22日一次正式谈话，两年之后他就去世了。对于“一二·九”尽管今天可作新的审视，但陶希圣当时对胡适在这场学生运动中所坚持的大局观以及理性态度慨然系之，以致当宋哲元下令搜查北京大学三院、清华大学、中国大学，有三十多名学生、三位教授被捕时，陶希圣立即去找胡适商讨解决办法。陶希圣对胡适说：“现在这些军政当局者都是我班上的偷听生，与我很熟悉；
再则二十九军都是从乡下投军行伍出身的，看到秀才举人都觉得了不起，相当尊重，大学教授起码算举人进士，今天教授们若肯出面与他们打招呼，他们必然高兴，问题好解决；
三则国立大学若与二十九军站在一起，则今天的华北局面尚可支持，否则情势更加恶劣。况且二十九军宋哲元等果真附日、亲日吗？不是的，他们与国立大学师生同样爱国，不过为应付日本不得不如此，所以我们应谅解，共同来维持北方局面……”胡适在听清楚了这一番话后，当机立断，对陶希圣说“你去”……陶希圣随即找到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据理力争。次日，军方即停止了对各大学的搜查，被捕学生和教授也相继开释。这一结果胡适当然是很满意的。
陶希圣晚年在《潮流与点滴》一书中说：“有人误解我是胡适之派。其实，我和他在治学方法与讲学精神上，大不相同。北京大学这时包容着各种学派和学说，而章太炎先生学派有些教授是向左翼靠扰了。在国难中间，我与胡先生是站在一起的……”据陶希圣回忆，当时章太炎门下除了钱玄同是站在胡适这一边的，“其他的通通是反胡的，很奇怪的是他们也通通左倾了。他们并不晓得共产主义、人民阵线，可能纯为‘反胡’”，这些人当中有北平大学女子学院院长范文澜、中国大学讲述三礼的教授吴检斋，以及马叙伦等。从陶希圣在《独立评论》先后发表的二十二篇文章来看，其中一半是关于民主政治与宪法问题的。尽管在某些问题上，他的见解与胡适互有出入，但陶希圣在此时提出“开放党禁”这一敏感问题，深得胡适的赞许。台湾学者陈仪深认为“把这时期的陶希圣称作‘民主论者’还是恰当的”。胡适曾写信给陶希圣，评说他这个人没有“名师益友，但为文所向无敌，是不是运气使然？”陶希圣这样回复：“武松打虎走沧州路，打尽天下无对手，但遇见张青与孙大娘，忽然心生感激与亲切。而我见您的批评，亦生类似的感觉”。在另一封信中，陶希圣又说：“假如先生愿作我的导师（诤友），我也愿作先生的谏臣。相反的思想有时是相成的。不过像我那样意气用事的文字，和‘郎当’式的东西，收不到相成的效果，只供人家以趣味罢了……”由此可见，陶希圣虽然对胡适一向尊以为师，却又愿以谏臣的身份而相随，真可谓“各守各的分际”，相辅相成了。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史坛上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尽管“其学术价值一直为政治的强光所遮蔽”，仍有待于今天的人们对于“食货学派”有一个新的认识，但“陶希圣在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特殊政治角色”却是不容忽视的。
“西安事变”发生时，胡适明确表示不支持张学良。当时国民政府下了三道命令：一，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常务委员代行职权；
二，行政院长一职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
三，特派何应钦担任讨逆总司令。有一天，北大教授又在丰泽园聚餐，一向出言谨慎的胡适此时竟也有点冲动，对陶希圣说：“希圣，你们国民党有读书人，否则无法下这种命令，这是春秋大义。”陶希圣说：“……我推想这件事处理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可能是戴（季陶）先生。”胡适说：“我不是国民党，我一向反对国民党、批评国民党，但是今天我要加入国民党。”陶希圣说：“你若加入，我做介绍人”。这件事我们只能当作胡适一时之心情，毕竟后来也没有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次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聚餐时，东北大学农学院院长金某亦在场，他刚从西安来，急切要与北平的教授们见面。他一再解释说：“汉卿先生见中国无法两面作战，向委员长建议抗日不反共，未为委员长接受，故有此兵谏……”陶希圣回忆，胡适当时就直言相告：“什么叫兵谏，这在军纪上是犯上，是不当的，蒋委员长如有差池，中国要倒退二十年……”实际上，胡适当时就有电报并以北平各大校长的名义告诫张学良，“陕中之变……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这与陶希圣后来的述说基本相一致。这时的胡适作为北平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人物，对国事的态度实际上也代表着更多人的想法。“七七事变”当晚，北平市长秦德纯在中南海邀请胡适、陶希圣、罗隆基等人商谈国是。当时宋哲元已避回乐清故里，北平由秦德纯一人勉力维持。秦对众人说：“丰台已经被日本人占了，日军又侵入长辛店演习，情势危急，我们也没有别的话说，只有一句话，希望上面不要听信小报告，相信宋哲元先生和二十九军是可靠的，是爱国抗日的。”罗隆基则接过话头，说：“华北特殊化，形成一个缓冲地区，也是好的。国民党既是退出，何不让各党各派来玩一玩，活动活动呢？”话音毕落，胡适当即指着罗隆基说：“努生！你这是什么话。你知道我一向批评国民党反对国民党。但依训政时期的约法，国民党行使政权，等于日本的天皇，倘若我们政府要求天皇退出日本，日本人将怎样答复。国民党因为抗日，遭日本逼迫撤退党部，而你们各党各派在华北活动，若是抗日还不是会被日本赶走；
如果不抗日，那你们做什么呢？你的话说错了。”胡适1937年日记自6月21日起即未记，到7月20日才恢复，陶希圣的这一段忆述实可看出胡适当时复杂的心情。之后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牯岭茶话会，胡适在会外与蒋介石还有过一次单独谈话，已知这时战争已不可避免了。8月，到南京后，蒋介石又约张伯苓、胡适、梅贻琦、陈布雷、陶希圣等人在黄埔路官邸午餐，张伯苓一开口就老泪纵横，说自己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蒋见状说：“抗战胜利后，我还你一个南开大学。”胡适则对蒋介石说，张自忠为了北平这座城市与日本人签订停火协议，以免城市遭到敌军的破坏，这件事在国际法与惯例上，是合法的，不应被谴责……又说：“两国作战，一方面作战，一方面还是有交涉，外交部亚洲司高宗武这个人很好，可用。”9月，胡适去国远行，陶希圣、陈立夫、罗家伦、王世杰等人前来送行，胡适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坐在星光下，听空中我们的飞机往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心里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有许多朋友的首都。”不久，胡适即奉命出任战时中国的驻美大使；
陶希圣这时也离开了北大，从此弃学从政，并卷入了一场复杂万端的政治旋涡中。其间，他两次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信，倾述衷肠。
1947年行宪，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后因货币制度改革受挫，“自应负责去职”。1948年10月，陶希圣在北平与胡适见过面。一日，陶希圣突然接到黄埔路官邸的电话，命其立即赶到。蒋发问：“你上次到北平去，胡适之先生对你说什么？”陶希圣说：“胡先生只有一句话，要我只能报告你一人，不能对任何人说，那就是翁咏霓不能做行政院长。”陶还说，当时自己就问适之先生：你和翁咏霓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为什么说这话？胡适坦诚言之：“蒋先生谬采书生，用翁咏霓组阁。翁咏霓自在长沙撞车以后，思想不能集中。同时，他患得患失，不知进退，他对朋友嘻嘻嘻的一笑，没有诚意，而对部下，则刻薄专断，他不能做行政院长。”这番话显然讲得很重了，而且又是要转告给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如果没有高度信任，胡适大概不会对陶希圣说出自己心中的如此焦虑。蒋介石显然早有谋划，对陶希圣说：“你现在就去北平请胡先生来担任行政院长，所有政务委员与各部会首长的名单由他开，我不加干涉。”陶希圣当日下午三时乘坐蒋安排的空军飞机抵达北苑机场，又在北京饭店给胡适打电话。胡适则说已知道他来北平的任务。胡适在1948年11月22日日记中只有一句话，“陶希圣从南京来，奉有使命来看我。可惜我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若干年后，陶希圣透露：当时他说明来意，胡适却说“这是美国大使馆及三两个教授的主张，那是万万做不得的！”又说：“你看，现在满地书籍，都没有收拾，我根本不能动，我一动，学校里人心就散了！”谈到后来，胡适幽默地说：“我可以做总统，但不能做行政院长。”因为他认为目前这部宪法，既不是总统制，也不是内阁制，如果他做总统的话，就提名蒋先生为行政院长，这样可以造成一部内阁制的宪法。陶希圣也不无幽默地说：“你若是做总统，我谋个小差事。”胡适问，想做什么差事？“我做总统府的副秘书长”。胡适说：“你就做正秘书长嘛！何必屈就副秘书长。”“正的，太忙了。”其实，这是两个友人之间的弦外之音，胡适又怎会去做这个总统呢？两人约好第二天再谈。第二天上午八时许，胡适就来到北京饭店。陶感到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因为新闻记者太多了。胡适则说：“你这次来，是背着黄包袱，我非来拜望不可。我们就走，到我家去。”于是两人又折回胡府。谈话的最终结果自然是胡适不愿去南京组阁，陶希圣深知胡适内心“不愿放弃独往独来的自由”，立即打电话给空军华北区司令徐康良，请他派人来取给蒋介石的电报稿，将胡适的这个意思奉告。蒋介石拟请胡适出任行政院长的事情就这样悄然发生又悄然结束，虽然在所谓行宪时期蒋某人仍具有一定的“提任之权”，但却可见胡适一以贯之“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的坚定立场。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其引退文告由陶希圣执笔完成。这一天，陶希圣连代总统李宗仁的电话也不愿接，而是与胡适、叶公超一同登紫金山，“我们三人直上山顶，俯瞰南京，一时感慨万千，无话可说”。4月，胡适赴美前夕，蒋介石从溪口打电话给在沪上的陶希圣，请胡适在临行前去一趟奉化。陶希圣回忆道：“我接到电话，便去看胡先生。他说：‘抗战初期，我由南京往美国，您到上海路来送行。今天我打算去美国，您来送行。十四年了，人还在，山河已改了。’言下不胜感慨。他又说：‘我应该去溪口，拜望蒋先生。我想了一下，还是不去的好。我就是这样一直往美国去，能不能替国家出一点力？总是尽心去看着做。请你把这个意思转达蒋先生……’”陶希圣心生凄凉：胡先生就这样走了……4月6日，胡适与王世杰在雷震处用过早餐之后，即乘坐十一点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船离开了上海，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大陆。
陶希圣与胡适的交往并非始于北大任教期间，而在北伐时的上海。那时胡适与徐志摩等人在办《新月》杂志，风行一时。陶希圣在上海办一个小刊物，叫做《社会与教育》，有时也批评《新月》的文章，与《新月》作家打过一两次笔墨官司。那时陶希圣经常与胡适见面，但胡、陶二人过从甚密应当是在北大之后。在中国现代史上，陶希圣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自诩一生只有两种武器，即一张嘴与一只手，亦即演讲与写作，前者被时人誉为政论家，后者是经常写社论主导言论。但由于他对胡适自始至终有一种敬佩之情，并且有过如此讳莫如深的特殊交往，足以让史家细察待辨其中的一些奥秘。陶希圣眼中的胡适是没有经过人为修饰的胡适，也没有更多意识形态的色彩，因而他对胡适的评价显得更加客观而真实：“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场合，一举一动，恰好适应这个场合，无论是演说，或是谈话，总有不失自己立场而又适应这个场合的一番意义。胡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学者。这话说起来容易，做到的人却是少而又少。再从反面设想，假如一个人无论在什么场合，一言一行，总有些不适应，无意义。这便可以反证胡先生为人行事，立言作文，真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断乎不是寻常的人可以想见与做到的……”想想胡适在历史上还真是这么回事。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尤其是面对知识与权力的两难之境，处处显见高明与远见，同时又不失自己的立场。这样的人在当时不多，即便在今天也微乎其微，书生陶希圣月旦人物的眼光也真够准的。
原载2005年《随笔》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