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逝者，中国历来有“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的传统和说法。这个传统的力量是巨大而难以改变的，因为在中国这个农耕社会里，入土不仅是给死者以完整的尊严，还包含了后人对先人、生者对逝者的爱戴与亲情，体现了中国文化之所以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质——孝道。然而，在金钱过于喧嚣的今天，即使入土了，也未必能“大得起来”或“安生下去”，因为等待他们的，不一定就是死的肃穆与庄严，甚至寂静，而是可能被掘坟盗尸挫骨扬灰的悲惨下场。
近期发生在广东化州和广西钦州地区的尸体买卖事件，就是明证。
正像计划生育的国策颠覆了国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文化一样，殡葬制度的改革，挑战的同样是沿袭千年的文化观念和习俗。广东化州部分村民坚持传统土葬，殡葬部门为节约土地推行火葬，矛盾为始终难以参与市场经济的殡葬行业，制造了一个难得的发财机会：一方面他们以8000元以上的高价卖出允许土葬的许可证，另一方面则以2000元的标价收购不计来源的尸体充数。于是，一个需求和厚利回报的市场形成了。只要有人肯把良心扔掉，假装人性不复存在，肯冒十恶不赦去盗尸贩尸，规则就会被激活，尸体交易市场就可以启动了。而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推进的，交易市场不仅在一个地区形成，还向周围辐射，大有昌盛之势。活人，就这样“吃”起了死人。
这让我们不禁凭空打了一个寒颤：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人间啊！村民坚持土葬固然是陋习，但上级定下火化的硬指标是不是就是惟一的解决之道呢？尤其是，当尸体成为某个部门、某些山民获取暴利的资源的时候，这桩买卖所揭示的，就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改革的代价，一种社会进化过程的必然，而是直刺人心人性，毁灭人伦人道已经到了难以称之为“人”的程度。尽管我们早已经厌倦了职业的动荡，世风的变迁，信仰的迷失，道德的沦丧；
也已经习惯了食品不安全，医药不安全，治安不安全，楼房不安全，甚至交通、服饰等等，等等，应该安全的一切都在不安全。可是，当尸体骨灰也不被放过、也不安全的时候，我们仍不免从骨缝之间，从人性最纤细的那根神经末梢，感到瘆得慌。佛教有六道轮回之说，从茹毛饮血到直立行走、再从衣冠楚楚到大摆死人筵，一些中国人终于三步并作两步，完成了兽人与人兽之间的轮回。在剩下的角逐中，社会究竟是摆脱“人道”进入“天道”，还是脱离“人道”，进入“畜生道”（其实，此喻何尝不是侮辱了畜生），谁也不知道。
我们今天需要叩问良知，寻找让我们瘆得慌的根源。
“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但那多发生在灾害之后的饿殍遍野，无可奈何。像今人这样衣食无缺的情况下，居然也会“活人吃死人”，要不要上史书呢？上了史书又该怎么写呢？世人和后人又会怎么看呢？自然灾难是历史，人性灾难也是历史，同样影响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不应也不能回避。人类历史说到底，也是一部人心发展史和人性发展史。人不是生而高贵的，是在传统宗教信仰情爱良知文化这些内在力量的打磨下，去除粗鄙邪恶的杂质，才开始一天天灿烂光芒的。然而时下中国一些地方所发生的一切黑暗，莫不与这些精神源泉的干涸、内在力量的毁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从不畏天地不敬神明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到改革开放20多年拜金主义不遗余力的涤荡，中华文化的精髓在一次次的冲击中，首当其冲的大都是最优秀最高贵的精华。人们没有信仰，文化没有根基，心灵没有敬畏，行为没有束缚，因此，人性往往同时也就丧失了对良善的执着与坚守。所以在很多问题上，对体制对政府挖根溯源的诘问时，我始终还抱有更深层次的疑问：政府是谁？体制是谁？难道他们不是和民众一样，是由无数个“人符号”构成的吗？
他们是的。那从来就不是冰冷的一片虚拟，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没有一个细胞，不是清晰的，生动的。
在世风遽变的问题上，民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看起来是“鸡生蛋蛋生鸡”扯不清的关系，其实互为表里。如果把他们都作为人归结到一个群体，然后再被齐齐拽到宗教信仰文化的面前，就能看出，这些内在力量和人是土壤与树木的关系，属于第一层递进；
而民众和权利行使者（政府或体制的代表）则是第二层递进。正是由于这些内在力量遭到了从皮到核的毁坏，才导致今日中国一些地方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假冒伪劣产品都繁多，伤风败俗灭绝人伦的事情都广杂。贪官污吏和贩尸走卒，原本就是同样堕落的人性在利益的小胡同里扭作一团。
因此，叩问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撼动社会良知的底线，我们必须要找回或重新构建属于我们的文化，和那些精神力量。让人性站到一个共同的良善基点，文化基点，信仰基点，不再分崩离析。除却尘垢，重构高贵，绽放光辉。只有这样，社会才真的有希望。事实上，为了民族尊严，为了社会和谐，为了生存文明，为了人之所以为人，以及为了我们不再想起什么都瘆得慌……我们也必须这样，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