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冲突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话题。但在人类进入21世纪后，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一古老的课题已经具有了与以往历史阶段相比完全不同的意义。
出现这一巨大的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程度有关。第一是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这种广泛的经济联系使世界各个地区原本并不直接来往的人们的生活开始与遥远地方人们的命运联在了一起。这种联系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包括政治文化与军事上的。如果说在传统的冷兵器时代，一个地区的战争对另一遥远区域的人们生活尚没有直接影响的话，今天，全球化的结果却使任何一个地区的冲突和战争都可能成为影响整个人类生活的事件，“地球村”上的每一个民族从此再也不可能超脱于全人类的任何一种冲突之外。
第二则是人类技术进步带来的威胁。二战以前，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形式的战争，都还不具备毁灭整个人类社会的能力，但自从核武器出现后，人类开始真正拥有了这种整体性自我毁灭的能力。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大国，不仅掌握了大量的毁灭性武器，还具备了相应的卫星监控和全球投送能力，于是，当今的和平与冲突的问题，就具有了在人类历史上完全不同的含义：它并不局限于某个国家和某个民族，而涉及到了全体人类的利益和命运。
二战后出现的和平学，既是对二战带给人类灾难的反思，也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怀。和平学的主要宗旨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各种团体之间冲突与化解的机制，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过去”的冲突遗留问题。不能处理好“过去”，也就无法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在众多学者参与研究的这一领域中，由南京大学历史系刘成博士翻译的英国学者安德鲁·瑞格比的《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被国外学者评为“是一本精心设计和文字优美的上乘之作”，对我们较为全面地理解和平学的基本内容，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
安德鲁·瑞格比是考文垂大学“宽恕与和解研究中心”主任，是著名的和平学学者，他自己认为，写作此书的一个基本动因是二战后人类的暴力冲突和与此相关的社会政治问题。全书共有九章，按其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关于全书的基本观点和写作思路。瑞格比承认，其基本思想在动手之前已经形成，一个重要的思考是，他发现人们既受到体系和制度的迫害，他们本身又在维护和复制这种制度。人们既是压制下的牺牲品，也是压制的支柱。（原书序言第11页）这是一个十分精辟的看法，换言之，每一种产生暴力的政治制度，都有一种难以摆脱的怪圈，即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尽管也许并非有意，但却在行动上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暴力制度。这也就使得任何要想彻底根除暴力政治体系的努力都会面临强大的阻力。这种人类天性的缺陷和人类制度设计的缺陷，使得不合理的暴力行为具有了某种“历史的合理性”。可以说，从人类有记载的历史开始，暴力冲突就从未中断过。同时，也因为这种暴力行为似乎无法根除，人类对各种暴力冲突的后果也就有了某种麻痹感，即便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二战浩劫之后，各种区域性的暴力冲突依旧没有停止。如何永久避免这种暴力冲突的怪圈？
瑞格比出于对人类命运深切的关怀，主张在正义的基础上由冲突各方，尤其是受害者一方能够在对手承认过错和罪恶的前提下宽恕对手。要受害者采取这样一种宽恕态度是不容易的，但如果能够做到，对一个社会摆脱冤冤相报的怪圈显然十分有利。
从文化的角度看，我们不否认这种宽恕文化的作用。的确，人类社会的成员在相互交往的时候，如果能够有一种宽恕而不是仇恨的文化存在，对于化解人类的冲突无疑是有益的。但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原来冲突的双方都是理性的，都能够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考虑对方的处境。“其中，人们试图从过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态度应该是特别重要的因素。在这个基础上，和平、真相与正义的条件日趋完备。在消除过去怨恨的情绪支配下，人们更愿意宽恕的愿望与日俱增，并渴望获得平静，从被宽恕的其他人身上发现人性的东西，而这些人曾经是他们憎恨和鄙视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宁愿选择朝前看的姿态，而不是死抱住分裂和破坏性的过去方式不放”。（原书中文版序言，第8页）
在一个原本分裂和充满痛苦过去的社会中，这样一种和解的情绪不仅能产生一种和解的氛围，而且的确有可能真正化解社会的矛盾，愈合一个民族历史的伤口。这样的设想和主张，不仅与基督教早期的教义十分吻合，就是在一些世俗化程度很高的社会，和解的呼声也总是能引起广泛的回应。正如作者自己所指出的，和解的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在正义、真相与宽恕性的“忘却”寻求一条合适的道路，使整个民族能够在一个相互谅解的基础上重新获得和平。“为了和平与安全的原因而过于担心暴力的再次降临，就会采取集体大赦和官方的忘却的方式，但这可能意味着真相和正义的丧失。同样地，如果将真相放置于其他价值之上，那么就要付出正义的代价——总之，如果供认罪行的结果是受到惩罚，作恶者为什么要坦白交代呢？”（原书第8页）的确，在一个国家中，如果对过去的犯罪行为，尤其是集体的犯罪进行彻底的清算，那么，它不仅将引起潜在的社会动乱，而且会埋下新的仇恨的种子。因此，选择放弃部分“正义”的和解方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似乎是必须的。
第二部分则是关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暴力冲突之后如何处理遗留问题的个案分析。书中分别探讨了二战后的欧洲清洗，西班牙的大赦，拉丁美洲如何处理关于真相与正义的问题，南非以大赦获取真相，等等，都有若干可圈可点之处。只有巴勒斯坦似乎是一个最糟糕的个案，因为不仅巴以之间尚未完全解决一些重大的分歧，就是巴勒斯坦内部，也有各种派别的“通敌”问题未能很好解决。总的来看，西班牙以及东欧一些国家，在暴力之后的和解方面，无疑取得了一定积极的进展。这些尝试，并不一定都十分成功，也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作为前提，但不能否认其中依然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唯有在巴以冲突剧烈的中东，问题较为复杂，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在2004年阿拉法特去世的电视新闻报道中，一些以色列人就在街上跳舞，高兴地说"希特勒死了"；
而不少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却比死了父亲还难过，这不由要令人想到著名的科佩尔的问题。他问布莱尔，阿拉法特以恐怖分子开始，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结束，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本·拉登也会被世人当作民族解放的英雄？在美国，这个问题是如此政治不"正确"，不但报纸不肯报导，就连ＡＢＣ放在网上的采访简要也将之略去。布莱尔也要坚持政治"正确"，回答只能很肤浅。他只是说，性质是不同的，９·１１死的人要多得多。但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武装人员冲到以色列平民家中，倒拎着婴儿把脑袋摔碎在石头上；
或在劫持游轮后，将坐轮椅的老人推到海里，性质也够恶劣的了。尽管如此，以色列为了和平，在签订１９９３年奥斯陆协议的同时，赦免了这些巴解恐怖分子，不再清算他们在协议之前犯下的罪行。毕竟，政治的目的是为社会建立秩序，而不是复仇或"血债要用血来还"。1而阿巴斯当选之后，巴勒斯坦内部赞成和解的呼声也开始占了上风。可见，尽管冲突激烈，只要有和平意愿，和解也并不是没有希望。
这些事例，生动地解释了瑞格比书中尽力体现的一种基本原则，即如果为了一个美好的和平的未来，如何面对过去对冲突双方都至关重要。如果死抱着过去的苦难历史记忆不放，那么，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仇恨就不可能化解，人类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和平。
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三方调解作用的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有效地进行社会和解，那么，第三方，即各种国际机构的介入，对重建国家和寻求一个民族内部的宽恕与和解都是十分必要的。其和解的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保证和平，揭露真相，伸张正义，最后是妥善处理过去。然而，要使这种调解努力获得积极的成果，最根本的还是要建立一种趋向和解的文化。这种文化应该是一种和平的非暴力文化，一种实事求是的文化，一种公正的文化，一种宽恕的文化。（原书第202－203页）而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承认作恶者依然有着人性的一面。实际上，这种认识应该是整个和平学构建的基础。
从人类有记载的历史看，人类的各个群体相互之间的竞争是一种常态。这种竞争产生的暴力冲突和战争，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人类社会不仅存在竞争，也有着持久的合作。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生物，不仅在一个群体内部的合作是必须的，就是一些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也可以通过合作来化解。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各种和亲，也许有当事者不得已的苦衷，但它同样显示了这种方式是人类各个不同群体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能够更好生存下去所能做出的最佳选择之一。研究法律的学者认为，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人类的法律一直交织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团体主义)的思考。前者使法律成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张扬与个人尊严维护的利器，使人类摆脱了野蛮与被奴役的境地。后者使法律成为人类合作与沟通的场所，并使人类摆脱了社会分崩离析的危险境地。而如今，欲使人类摆脱作为一个物种被毁灭的宿命，须倡导人与自然的合作与沟通机制。2这样的观念意味着，既然人类必须与自然合作与沟通，那么，人类的不同群体之间首先要能够合作与沟通，如果人类的不同群体不能够和谐地共存，怎么可能与自然和谐共存？在这个意义上，和平学的产生有其必然和深刻的社会根源。
二
和平学所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领域，这一领域涉及的学科太多，其研究工作所具有的难度也超过了一般的单一项目。由于人类社会的冲突与人类本身的各种利益相关，而全球化时代更是将这种利益冲突的可能范围扩展到了整个世界。于是，和平学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以及试图解决的问题也很自然地超出了较为狭隘的“和平”范围，触及到了目前我们关注的很多现实问题。
不可否认，瑞格比先生的著作在和平学研究的领域中可以称之为扛鼎之作。然而，也许是笔者对“和平学”过分的期望并由此产生的苛求，读完全书之后，却难免感到一种失望。因为即便是这样一本有着广泛影响的和平学代表著作，也缺乏一种应有的深刻和力度。在笔者看来，和平学所要解决的，已经不仅仅是战争与和平、暴力之后的宽恕问题。它真正面对的，应该是人类的全面发展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回避这一问题谈论和平与和解，总使人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
这是因为，人们在渴望和平的时候，首先考虑的问题是要生存，而且是要有质量的生存，如果连起码的生存问题都无法解决，和解与宽恕也就无法谈起。于是，和平学就与一个基本的发展问题有了必然的内在联系。实际上，从瑞格比书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能够在暴力冲突之后较为成功地获得和解的国家或民族，都具有几个十分重要的条件：第一，是双方都属于同一个民族，在文化与宗教方面没有大的冲突；
第二，是其政治制度的构架正在向民主制度转变或已经具有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性质。第三，则是整个民族的经济具有较好的基础，大多数人民开始摆脱为生存而挣扎的状态。第四，则是国际社会施加了广泛而正确的压力。从某种程度上看，只要暴力和冲突的问题局限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实体内，寻求一种和解的方式总是有可能的。毕竟，在当今的世界上，如果一个民族国家具有了较好的生存条件，政治体制也进入了一个理性化的发展阶段，那么，应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谈判，没有什么仇怨是不可化解的。西班牙、东欧和南非，基本上都拥有上述的条件，尽管也历经坎坷，最终还是取得了较为令人满意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民族和解，也应该引起学者们足够的关注。中国的文化革命，作为一场民族历史上的浩劫，在中华民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尤其是文革中翻来覆去的政治斗争，将全体国民都卷入进去，使各种人群之间的矛盾冲突根深蒂固。1978年后，人们本来以为化解这些矛盾至少需要几代人的时间。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这样的矛盾就已经被人们淡化了。这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采取了向前看的态度，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正是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通过时间逐渐地化解了中华民族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不能摆脱的阴影（这并不否认一些负面因素依然存在）。可以这样认为，没有一个发展的基础，化解这样的矛盾即便可能，也不会在如此的短期内看到成效。发展与和解之间的微妙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但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发生的如此重要的事件，在和平学的研究中却没有任何一位学者提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就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和不解了。
在不同的民族与国家之间，这种暴力冲突之后的化解显然十分困难。因为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度之间，和解并不仅仅是一种态度和认识的问题，它主要还是与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相关。比如世人所关注的巴以冲突，双方在和解道路上反复折腾的根本原因并不仅仅是个别领导人的固执和狭隘，而是它涉及到两个不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其中，除开宗教文化等因素外，国际社会对各方不一致的支持行为也是其冲突长期不能化解的重要因素。而以西方大国为主的国际社会，之所以发出各种矛盾的信息，则在于他们首先考虑的依然是自己的利益。
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今世界的冲突与和平问题，实质上都是西方扩展所带来的恶果。这并是说在此之前的人类社会没有矛盾和冲突，而是这些冲突都不具备全球性的影响。如果比较公允的看，在近代以来有影响的人类暴力冲突事件，基本上都与西方的殖民掠夺和霸权争夺有关。人类各个民族实体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而当今世界各国之间发展的极度不平衡，正是由于西方世界在近代以来的全球性扩张。不少西方学者也承认，第三世界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展而被创造出来的，而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的资源掠夺和经济剥削就是其贫穷和落后的主要根源。3 二战以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从形式上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但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依然具有一代甚至两代以上的差距。这种强烈的落差，加上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拥有了制定游戏规则的实际决定权，各种由此产生和派生出来的矛盾冲突无法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就只能通过各种不同的暴力形式显现出来。
发达国家在这种全球化的利益重组过程中可以说是占尽了便宜：首先是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不仅世界贸易使发达国家更富，还使得发展中国家更穷。
据统计显示，当美国的年平均国民收入为13，451美元，法国为10，260美元时，非洲的布基纳法索年平均国民收入仅为150美元。4进入21世纪，这种差距并未缩小，反而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问题的实质在于，只要这个世界上有资源需要开发，有开发者和被开发者，就必然构成债务关系。而且债务关系的衍生必然会带来越来越不平等的对资源的剥削与掠夺。发达国家的发达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不平等的资源剥削累积的成果。在工业文明通过差距不断恶性膨胀的今天，布兰德认为这构成的是“一种奴隶制新形式”。正因如此，在二战后的全球化过程中，尽管世界的财富总量急遽增长，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却越来越大。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7年，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9%，其GNP却占世界GNP的79.5%，富国人均收入与穷国人均收入之比已从1960年的30：1、1990年的60：1扩大到1997年的74：1，欧美国家居民每年花170亿美元给宠物购买食物，而发展中国家约有11亿居民缺少住房。5
这种差距，并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生产力或者说技术差距造成的，发达国家政府经常利用其大国的地位，利用其强大的国家政权力量，哄骗外国政府把有利可图的商业合同给予本国公司，从而损害外国的竞争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透明度国际”副主席沃格尔在记者会上说，所有主要出口国都利用他们的大使馆向所在国政府为本国企业促销。他说，“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乎道德”，但接受采访的私营企业领导人的看法是，美国政府大多数情况都是代表美国企业向外国政府施压。帮助撰写“透明度国际”这份报告的加尔通在伦敦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官员“主要在例如出售军火以及外援和贸易等问题上施加外交压力”。他说，“美国的另一个隐蔽的影响，是向贸易客户国的精英提供奖学金和保健福利”。这项调查还显示，虽然有国际公约反对贪污，但西方国家的政府与发展中国家做买卖时，对这些国家的贪污现象却听之任之。
发达国家在这种全球化的过程中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进一步加大自己与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等方面的差距，使自己永远保持在核心技术与其他关键性领域的优势，保持自己“标准制订者”的地位，并使自己的经济由消耗资源的简单工业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变。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环境保护兴起的1960年代，其中，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可以作为循环经济的早期代表。他认为，地球就像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要靠不断消耗和再生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如果不合理开发资源，破坏环境，就会走向毁灭。作为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经济形态，循环经济和知识经济一样，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近十多年国内外研究和实践都表明，循环经济改变了传统的线性发展模式，它通过不同产业间的组合和补充，形成生态工业网络体系，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和优化布局，充分利用资源和能源，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实行全过程控制，降低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实现环境与经济发展“共赢”。然而，发达国家并不希望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新型经济发展的过程“共赢”，它们对生产中依然还会产生各种有害废弃物的产业，要么将其全部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要么将这些废弃物“卖”给发展中国家，德国将有毒废弃物“卖给”印尼，美国将垃圾装在废纸里“出口”中国，都是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
一位中国院士说，今天占世界人口1/8的15个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到现在，已经消耗了世界上一半已知的矿产资源。剩下7/8的人怎么用剩下的一半资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众所周知，能源、原材料、水、土地等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保证。然而，地球上任何一种自然资源都是有限的。据有关资料显示，地球上尚未开采的原油储量已不足两万亿桶，可供人类开采时间不超过95年。在2250到2500年之间，煤炭也将消耗殆尽，矿物燃料供应面临枯竭。世界上的森林到1998年为止，已经消失了一半，而且还在以每年1600万公顷的速度减少。据估计，到2025年，全世界2/3的人口将受到用水短缺的影响，也就是说，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必须掂量着喝水。6然而，正是这个在传统社会根本不用担心的饮水问题，在全球化的形式下却开始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问题。其根源既与工业化有关，也与跨国公司的行为有关。跨国公司的崛起使全球市场同时又成为全球工厂，从而为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阶段奠定了最深厚的物质基础。长期以来缺乏可贸易性的“服务”实现了贸易国际化，使国际垄断资本对全球经济实现了全产业控制，从而把资本主义在产业层面上推向了国际垄断阶段。7
水的日益短缺使很多大公司认识到水本身作为商品的价值，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经销水资源。这种行为得到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WTO等国际机构的保护和支持。1999年，以向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贷款和减免其所欠债务为交换，世界银行成功地迫使莫桑比克将其水服务私有化。此事的直接受益者是布伊格－索尔公司，它得到了向250万莫桑比克人提供水和公共卫生服务的长期合同，每年可得约900万美元收入。世界银行在向许多非工业化国家提供贷款时都采取这种模式。资本主义世界对这种行为的解释是：政府主持的公共服务存在腐败，效率低下，私有企业才可以真正高效率地利用贷款。对此，本书作者指出，传统的小规模水交易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今天大跨国公司进行水交易的目的只有一个，即牟取利润。”“大公司一旦介入水的交易，他们往往成块地买断一个地区的水权，把该地区水都用光之后，一走了之。”“瓶装水商为了满足市场需要而到处寻找水源。他们在世界上很多乡村地区购买含水井的农田，把井水用光之后一走了之。在乌拉圭等拉丁美洲国家，外国瓶装水商买进大面积的土地，有时甚至买下整个水源系统，作为将来的储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抽光的不仅是所买土地的水源，而且是整个地区的水源。”于是，水的商品化就如所有矿藏开发一样，对原住民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对当地的生态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8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甚至要为过去不花钱的水而拼搏了。
当发展中国家还在资金、技术和环境污染的种种困境中苦苦挣扎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却已经进入了福利国家阶段。20世纪以来，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效应，产业转移与升级、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使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多数人口的中产化、白领化过程。传统的阶级矛盾趋向于缓和，而种族矛盾相对更为凸显。同时国际上的穷国富国矛盾或所谓“南北矛盾”，在存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种族矛盾。这样，种族问题便超越“阶级”问题成为发达国家政治思想界关注的焦点。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福利国家在弥合阶级矛盾的同时可能暗中强化了种族矛盾，因为福利保障越是发达就越难普行于世，享受这种保障的国民资格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就越突出。欧洲福利国家的“反移民”种族主义之活跃不能不说与此有关。92002年12月8日，当英国内政大臣宣布将有1200名阿富汗和伊拉克难民被允许进入英国并获得工作签证，以此作为对法国关闭加来难民中心的回应时，英国民众投票中有2/3的人反对接受更多移民。他们认为，剧增的移民人口只会招致灾难，由于移民的廉价劳动力，大部分工作会被他们抢走，不仅会导致犯罪增多，而且会改变英国社会的结构，使各个社区的关系紧张起来。10
这样一种极度不平等的南北发展态势，造成了一种新的结构性暴力。要改变这种局面，目前只能的最好选择是加强各种国际组织的作用，其中，联合国和世界贸易两个组织显然是最重要的。但在如何对待这两个组织的态度上，发达国家并不一致。从经济的角度看，世贸组织应该成为一个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一个有效机构。但多哈回合的谈判表明，发达国家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很难真正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境遇，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气量。因此，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弥补南北之间的鸿沟，发达国家还应该做更多的实事。至于联合国，作为欧洲的发达国家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已经发生了一些分歧，那就是，是否还应该让这样一个国际组织倾听到更多弱小国家的声音？联合国作为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地球村的“管家”式机构，本来可以做很多协调冲突，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工作，但由于发达国家始终将自己的利益置于最高位置，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奉行的文化霸权和军事霸权主义，使联合国在推动发展、化解冲突方面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于是，究竟应该通过何种形式的国际组织来协调人类的矛盾，化解各种冲突和仇恨，就显得十分渺茫了。
三
如果承认发展与和平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人们的眼光就不得不转向目前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因为当今美国一个国家的军费开支，就已经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把握着世界和平的命脉。一位欧洲记者曾说，美国人花时间讨论美国，欧洲人花时间在讨论美国。11这样的评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冷战后美国对世界其余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其中当然包括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从这样的角度看，当前和平学的研究中，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缺失，就是大多数学者似乎都回避了美国的作用，这一现象是发人深思的。在冷战后美国一家独大的形势下，无论是推动世界的和平事业还是经济发展，离开了对美国因素的考虑显然都是缺乏说服力的。美国的政府和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对当前世界的战争与和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一个谁都无法回避的事实。而美国的对外政策，既是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又在一定程度上由美国的社会价值所左右。就美国人自己的认识来看，美国的社会价值大致包括如下一些内容：1，民主的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2，犹太基督教的慈善价值。3，清教的工作伦理和资本主义。4，社会达尔文主义。5，新清教主义。6，父权制。7，婚姻和家庭的价值。8，“美国梦”。12对这些价值的具体解释各类学者往往有不同看法和理解，但我们却可以清楚地发现，在美国人自己承认的这些价值体系中既有相互融合的内容，也有具有深刻内在矛盾冲突的东西。它有极富理想主义人人平等的内涵，又有一种残酷竞争，崇尚个人奋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既有开拓的进取精神，又有一种保守的宗教气质。这样的社会价值体系，如果能被政治家善加引导，可以为世界和平做出很大的贡献，但如果不幸被引导上一种惟我独尊的极端主义道路，则可能引发人类历史上再一次的大规模冲突。在这样的形势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美国新保守主义在政治上的崛起就格外引人注目了。新保守主义者主张，“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贯穿一种明确的道德目标，应当认识到，美国的道德目标和美国根本的国家利益几乎总是和谐的。美国能赢得现在的强大地位，不是通过采取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外交政策，也不是消极地等待威胁的出现，而是通过积极地在国外促进美国的统治原则——民主、自由市场和尊重自由。”这意味着要向独裁和极权主义政权施压要求其变革，“目标不是威尔逊式理想主义的奇想。向独裁和极权主义政权施压的政策有着实际的目标，最终会带来战略收益。”“在全世界支持美国的原则只能通过不断地运用美国的影响来维持。”在一些情况下，通过对友好国家的援助，可以获得这些影响。但“有些时候，这意味着不仅支持美国的朋友和向其他国家施加不大但连续的压力，还要在伊朗、古巴或中国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最终目的是带来政权的变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不应该盲目地与每一个国家‘打交道’，而不问其政权的性质。”13遗憾的是，这种咄咄逼人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在布什上台之后成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我们在2005年布什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并没有发现美国愿意为世界的和平事业尽到自己的责任，反而通篇强调要在全世界捍卫、扩展美国式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否包含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是否包含着使发展中国家人民免受匮乏的自由，以及免受美国飞机轰炸的恐惧的自由，布什总统却不愿加以说明。这就不能不使真正爱好和平的人们心中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毫无疑问，美国已经拥有了左右世界局势的能力和意愿，美国本身的价值体系也直接影响着人类未来的命运。一个单一国家的价值体系能够直接对整个世界发生影响，自工业革命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这种状况由于美国价值体系的复杂性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即如一些学者所说：美国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国内，一部分是国外。就国内而言，它堪称最伟大的民主国家，就国外而言，它是帝国主义。因此美国是 ‘民主帝国’。布什主义建立在两个支柱上：第一，美国将会动用一切力量来保证其自身的军事霸权；
第二，美国拥有采取行动的先发制人权力。这两大支柱结合到一块将支持两类统治权：美国凌驾于国际条约和责任之上的统治权；
对臣服于布什主义的国家的统治权。这就像是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所描述的：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为平等。14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大师罗伯特·卡根就公开声称，美国必须拒绝遵守某些国际条约，如国际刑事条约和东京议定书等等。他说，美国“要支持武器控制，但是不要总是支持。它必须实行双重标准。”15按照这种标准，美国总统布什在向参众两院议员发表二零零五年国情咨文演说中称伊朗“仍然是支持恐怖主义的首要国家”。他指责伊朗试图发展核武器。布什说，美国正和欧洲盟国合作发出明确信号：伊朗“政权”必须放弃核武发展项目，并停止“支持恐怖主义”。而伊朗总统哈塔米则在1月26日做出回应，称美国是世界安全、和平与人权的头号威胁。16
于是，一场新的战争似乎又在酝酿当中。2005年2月14日，布什总统正式向国会提出，为今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以及其他一些海外项目拨款819亿美元。然而，当美国财大气粗地为战争拨款时，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却十分小气。根据蒂莫希·卡登·阿什在《自由世界：美国、欧洲、西方之惊人前景》一书中提供的数据，2003年，欧盟提供了360亿美元作为国际经济援助，而美国拿出的钱只相当于欧盟的三分之一；
就是这点援助，美国还附带了许多条件，比如80％的援助款项要求购买美国的产品和美国的服务。所以，阿什认为美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吝啬的。17当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是将促进人类发展的和平事业放在首位，而是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其他民族之上，不断挑起“先发制人”的战争时，人们有理由怀疑，和平学研究的重点是不是应该放在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上？是否应该将说服美国人民支持和平、支持他国的发展作为和平学的第一任务？
基尼系数是反映一国社会分配状况的指标，目前公认的标准是，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好”，0.3—0.4之间为“正常”，超过0.4为“警戒”。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6，表明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拉美平均0.522的基尼系数，意味着该地区不少国家已经相当接近甚至超过了0.6的危险状态。就一个国家而言，其基尼系数过大，也就是贫富差距过大会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发展，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也是很多国家政府进行相关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是，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是，在一个全球化的地球村，如果富国和穷国的差距过大，这种“基尼系数”在什么水平上会引发冲突和战争，会影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却没有任何一个学者进行研究，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缺失。如果我们放眼当今世界的各种冲突，我们就会发现，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和平的环境，人们无法有效地发展，而没有适度的发展，一个社会也不可能真正获得和平。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的怪圈。那么，如何破解这一怪圈？
从常识看，由于这一课题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的若干领域，也涉及到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学说的一些基本原理，寻找一种使人信服的简单回答肯定是困难的，所以，我只是希望，破解这一难题能够成为和平学进一步研究的主要内容。或许假以时日，人类的智慧终会寻找到通向未来的光明大道。毕竟，除开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分子和居心叵测的利益集团，绝大多数人还是愿意与其他的人类团体和谐共存的。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二期）
【注释】
1 皇甫茹“阿拉法特的悲剧转折”转引自《世纪中国》网站2004-11-18
2 郑少华《生态主义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3 David L. bender & Bruno Leone, the third world, greenhaven Press, 1989, USA, p17.
4 David L. bender & Bruno Leone, the third world, greenhaven Press, 1989, USA, p16。
5 夏兆农“世纪之交的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问题”转引自《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5期，第14页。
6王华超“从我国日益突出的后发劣势说起”《文汇报》2004.06.14 版次:5
7何秉孟等“新自由主义研究”转引自《世纪中国》网站：2004-09-24
8田松“保护水，保护我们的权利”转引自《南方周末》2004-09-09
9秦晖“反对种族主义：以自由的名义——评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转引自《世纪中国》网站，2004-09-17
10 "我们不能接受更多的移民" 《英国卫报》2002-12-8，转引自《南方周末》“纵览：国际”栏目2002-12-12，A12。
11 温·斯蒂芬森“大西洋联盟的分裂”转引自《世纪中国》网站，2004-12-31
12 Phyllis J. Day, A new history of social welfare, Prenrice Hall, New Jersey, 1989, p5.
13 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Foreign Affairs，75/4（July/August 1996），pp.18-28。
14 索罗斯“美国的世界角色是什么?”转引自“tom财经”网站2003年5月日。
15 威廉·布卢姆“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利坚帝国”转引自《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 ，第10期。
16 高兵强: “美国又挥大棒 ，叙利亚、伊朗欲"联合御敌"”《人民网》2005-2-23
17 见端“不要等地球真的烧起来”《文汇报》2005-2-16，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