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油老板们在走组织化诉讼维权之路的同时，也踏上了反复上访之路。但现在，集体诉讼受阻，上访者及其律师也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护产者们何以走到这一步？
时隔半年，当媒体再次关注陕北油田案时，没人能想象到今天的状况。
2004年11月1日，《中国新闻周刊》首次调查陕西油田回收事件时，多位油老板都言之凿凿地表示——停止上访，要走法律维权的道路。为此，他们选举了靖边县的15名诉讼代表，并大致确定了据估计高达500万元的律师费的收取方式。这15名代表的背后，是靖边县的数百名油老板，和上万名参与投资开采石油的农民。而在整个陕北榆林和延安地区，共15个县里，据称共有“涉油”农民6万人。
其时，据油老板们的代理律师朱久虎介绍，油老板和涉油农民将集体提起行政诉讼，起诉陕西省三级政府。
然而，2005年5月底，共有7名油老板和涉油农民，以及律师朱久虎本人，被靖边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另有两名油老板在逃亡之中。
上访，还是诉前对话？
从外观上看，半年来靖边县城变化不大，依然黄土飞扬尘土满天。汽车站前的马路正在翻修，新建了一座星级酒店，名为朔方大酒店。5月26日凌晨，律师朱久虎就是在该酒店1118房间被刑事拘留。
变化最大的，是少了一群曾经非常坚定的维权者。记者根据半年前的采访记录，一一致电当时曾经接受采访的油老板，或是涉油农民，他们的手机基本都处在停机或关机状态中；
少数几个接通的，都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声音显得紧张。他们基本都不在陕北，已经远赴甘肃、宁夏等地。
通过努力，有几位涉油农民和同情油老板的政府官员开了口，讲述了半年来发生的事情。
律师朱久虎从2004年8月开始代理陕北石油案之后，以靖边为基地，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维权工作的建设、诉讼代表的选举、以及律师费的收取等工作中。
至2005年4月，诉讼准备过程基本完成。朱久虎的工作转为撰写起诉状。
4月初，诉讼代表决定向陕北地方政府递交一份诉前对话申请。实质上，开始了新一轮的上访。
几经周折，《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联系上了“诉前对话”的提议人——油老板冯秉先。
油老板和涉油农民的第一次上访高峰，是从2003年春夏之际陕北地方政府回收石油三权(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开始的。而冯秉先就是这次上访的积极参与者。
根据冯秉先提供的材料，冯本人曾经于2003年7月22日在北京被靖边县公安人员拘留，直至8月26日在靖边被“取保候审”，前后共35天。冯秉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次刑事拘留的罪名是涉嫌‘偷税漏税’。但一直到8月16日，税务机关首次介入前，公安局一直问的都是有关‘上访’之事。税务机关审查了大约一周后，做出了不能认定有偷税行为的结论。但释放时要求，‘保证出去后，不再上访，主动领取补偿款，做其他投资人的兑现工作’”。
但此后，冯秉先常年在北京上访，每次都只能以“偷偷摸摸”的方式返回靖边。
为什么递交起诉状在即，还要搞这个诉前对话呢？
冯秉先回答：“一般来说，产生纠纷的双方首先应该协商解决问题，协商不果，才起诉的。从‘陕北民营石油案’发生，我们曾多次要求与县、市、省进行对话协商，均告失败，最后不得已才选择了法律诉讼的办法。我们希望对话，但各级政府不愿与我们对话。诉讼在即的时候，我们还是本着先协商再诉诸法律程序的原则，要求和县、市、省政府进行对话协商。”
冯秉先坚持认为，要求“诉前对话”不是上访。但是在其他人看来，此二者已经很难区别。有些油老板和涉油农民则干脆称之为上访。
根据其他油老板的回忆，4月初，诉讼代表向靖边县委县政府递交了《诉前对话申请》，要求县领导代为转交上级。
4月12日，陕西省领导赴榆林视察工作。诉讼代表闻讯之后都赶到榆林市政府门前，要求面见领导，递交《诉前对话申请》。根据一位参与者的回忆，这天到场共有200多人，都是油老板，没有涉油农民：“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准备标语横幅。我们就是要见见面。”
约一小时之后，榆林市负责接待了油老板。有当事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位负责人当时的态度可以说很诚恳。他说收油井是正确的，是上面的决定。回收过程中，有些错误做法，但那犯的是‘美丽的错误’。”
由于这些油老板涉及榆林下属多个县，各县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来到了市政府。榆林市领导决定各县领导把各县的人“领回去”，先回县里对话。
冯秉先和朱久虎都没有参加此次行动。
夭折的妥协计划
4月14日下午2点，15名靖边县诉讼代表，和靖边县委县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在靖边县委办公室进行了对话。这是双方经历了两年多僵持状态后第一次坐在一起面对面讨论“陕北油田案”的解决方法。
此次会议之前，油老板已经获得消息，靖边县委县政府考虑可以对民营投资者追加大约50%的补偿。根据冯秉先的回忆，此次对话的一开始，就由县政协副主席王明光宣布了这一计划。
县委书记马乐斌一开始就对油老板说：“法律和对错的问题，只能到更高层次讨论。我们愿在我们的权力范围之内帮大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但是在对话之前，油老板已经讨论过这一方案，最后决定不接受。
冯秉先解释说：“补偿要有根据，为什么要给我们增加补偿，既然我们是非法资产，就不能领取补偿。如果我们在法庭上败诉，我们愿意把已经领的补偿退给你。”
油老板们的条件是，要么收回自己的油井，要么上法庭。一位参加此次对话的政协代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双方的谈判基础相差太远，对话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之后演变成了油老板方面逐个发言，而县委县政府四套班子基本沉默的局面。
对话一共持续4小时，没有结论。县里给出的答复是可以向上代为转达。油老板则给出了带有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三天之内作答的要求。朱久虎没有参加此次对话。有油老板回忆说此时朱久虎正在忙于完成起诉书。
上访、对话和扰乱社会秩序
5月11日上午9点，榆林市和延安市共300多名民营投资者，在陕西省委门前要求和省委省政府进行诉前对话。
当天，有不少穿着警服的人也在边上坐着，几辆警车停在路边，里面穿警服的司机在打盹。有几个妇女坐得离大门稍近了一点，警察派人来说服,她们就退到路边去坐了。油老板、涉油农民和警察相安无事，没有影响公共交通。
诉讼代表向省委递交了《要求省委责成省政府纠正违法行政行为意见书》和给省委负责人的信。
从上午10时到下午2时，9名石油投资者代表与省委秘书长、省政府秘书长对话，参加对话的还有省石油办、信访、公安部门以及榆林、延安两市县的负责人共30多人。
此次对话持续四小时，没有结果。结束之后，冯秉先当晚离开了西安。
5月12日上午,以榆林市市领导为主，政府再次与陕北石油民企代表对话。有参加对话的油老板回忆，这一天榆林市领导要求投资人不许上访和诉讼。
5月13日，少数投资者到省人大递交了《请求人大提起个案监督书》，到省政协递交了《请求政协进行民主监督书》。
5月14日上午，油老板和涉油农民各自散去，只有冯孝元、仝宗瑞等5人留下，准备16日投递材料。
当晚22时，冯孝元、仝宗瑞等在宾馆被刑事拘留。
截至记者发稿时为止，共有冯孝元、仝宗瑞等7名油老板或涉油农民被刑事拘留，冯秉先、孔玉明等在逃。
朱久虎没有和油老板一起到西安参加此次对话。
5月26日凌晨，朱久虎在靖边朔方大酒店1118房间被刑事拘留。
6月6日上午，律师朱久虎所在的北京杰通律师事务所收到了靖边警方寄来的刑事拘留通知书，刑事拘留朱久虎的原因是：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罪”和“非法集会罪”。
此前的6月3日，朱久虎家属委托的两名代理律师专程赴靖边，探望要求被拒绝。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提出采访陕西省委、靖边县委和警方，也都被拒绝。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冯孝元等被刑事拘留的罪名，也是涉嫌“扰乱公共秩序”和“非法集会”。
根据2005年5月1日生效的新《信访条例》，只能允许五人以下的上访。
而即使按照《新信访条例中》的“五人以下”规定，北京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祁永红认为：“规定五人以下的上访是合法，如今上百家民营企业每家出五个人，那么我们理解这也是不违法的。”
停滞的诉讼
5月23日，朱久虎律师被刑事拘留之前，律师团的成员祁永红和内蒙古几位律师按计划赶到西安，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行政诉讼起诉状。原告方为陕北民营石油投资者，诉讼总代表冯孝元；
被告为陕西省三级政府。
诉讼申请没有被陕西省高院接受。
一位律师向媒体介绍说：“陕西省高院认为本案是抽象行政行为，另外他们认为本案是政府正在处理当中，法院以这两个理由拒绝接收我们的诉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向陕西省高院申请采访，也被拒绝。
“由于朱久虎律师被刑事拘留，陕北油田案的行政诉讼目前不得不暂停。”律师祁永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朱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