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大西洋两岸的政治人物开始相信人民不知道自己的最大利益是什么。乍一看，欧盟宪法的反对者好像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在法国，鼓动投票反对欧盟宪法的人往往是出于保护自己的福利制度的意图，因为他们担心这个制度会受到由盎格鲁撒克逊新自由主义支配的机构的影响。英国的欧元怀疑论者则反对布鲁塞尔的官僚机构和勃勃雄心。在荷兰，反对者担心丧失自己的国家认同，害怕土耳其加入欧盟。还有一些人纯粹把全民公决纯粹当作向民意代表政治领袖发泄不满的方式。
欧盟面对的民粹式反应的混乱结果已经被欧盟技术专家拿来质疑这种否决布鲁塞尔的全民公决是否合法。从布鲁塞尔技术专家的角度看，法国和荷兰选民大比例的否决欧盟宪法只不过是政治上无知的选民发出的混乱信号。按照媒体的逻辑，赞成欧盟的人士常常把对欧盟的抵制看作缺乏理性和不可理喻的。
反对欧盟的运动把从前政治上的敌人左派和右派，反对资本主义欧洲的极端左派和怀疑任何外国东西的民族主义极端右派结合起来。由于观点截然相反的两派力量的短暂结合不可能持久，欧盟的某些支持者觉得有必要尽可能将欧盟宪法遭否决的意义最小化。
然而，认为法国和荷兰全民公决的结果和民众对欧盟的态度没有多大关系显然是自我欺骗。人们投票从来不是简单、直接的事情。人们并不是简单的接过从上面递来的东西，按照政治领袖的指导来投票，他们的投票行为受到很多的动机和感情的影响。有时候人们投票支持他们渴望的东西，有时候他们的选票代表了挫败他们政治领袖的负面意图。
教训一下政治领袖是具有民主思想的选民让人尊敬的传统，甚至像丘吉尔这些人都领教过。投票决不是简单的说是或不是，而是表达一种观点。它可以代表拿起武器行动起来，也可以表示寻求帮助。所有这些复杂和矛盾的影响不能脱离这个事实：当人们投票对欧盟宪法说不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表示反对，反对这个欧盟宪法。
欧盟宪法的支持者不应该从如下事实中得到安慰，即反对者是出于不同的甚至矛盾的动机来反对欧盟的。法国专栏作家和法国极右翼力量在许多问题上观点相左并不必然减少反对欧盟的民粹反应的意义。它可能实际上表明在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左派右派的传统区分已经失去了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反对欧盟宪法的人提出了各样的问题，他们都表达了疏远自己政治团体的意识。如今，这个反应常常被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或讨厌政治的心态所促使。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政治人物或政治团体信仰的价值观的反叛。
下等阶层的人关注的基本上是国家和社区问题，而精英阶层往往有全球性的视野和胸襟。在法国，反对欧盟的人绝大部分来自下层阶级，投票热烈支持的人往往是法国文化，经济和政治精英集团的成员。
全民公决也是一场价值观的冲突，在美国被称为文化战争，一场关于什么是合法权威的冲突。人民对欧盟技术专家的管理和宣传感到困惑茫然。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欧盟不是他们自己的成果。正是由于像荷兰说不的行动存在引起人们关注反对的重点缺乏合法性。公众和政治人物在感情和政治态度上的疏远已经成为欧盟明显的特征，这已经并不让人吃惊了。
那些真诚拥护欧盟团结的人需要探讨法国和荷兰选民表现出的幻灭感。确保人们在欧洲感到自在舒服远比哄骗人民接受来自布鲁塞尔的另一套自上而下的统制令更重要。首先，这意味着否决了反对民主的假设以及政治精英对投反对票的民众表现出的偏见。
妖魔化人民
不管针对欧盟宪法的民粹派反应是对还是错，投票反对的行为被政治专家们贬低的方式恰恰暴露了他们强烈的反民主色彩。好像是这些政客以此试图解释他们和选民的疏离，指责公众骂公众无能。大西洋两岸的政治人物已经得出结论人民的问题是不知道自己的最大利益是什么。
这种心态尤其在自由主义和左派知识分子和思想家中盛行。
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在他的美国畅销书《坎萨斯怎么了，保守派怎么赢得了美国人的心》（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How Conservatives Won the Heart of America）中说“美国政治生活的全部历史就是人民总是得不到自己的根本利益。”不然，他们怎么能投票支持共和党呢？在最近法国和德国全民投票之事进行的激烈争论中，非常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人们太愚蠢了不懂得公共生活的复杂性。
欧盟副主席马戈特•瓦尔斯特伦（Margot Wallstrom）在自己的博客上评论说宪法是非常复杂的东西不适合投票表决，这样做会导致许多人“使用全民公决回答一些没有提出的问题。”
按照这个观点，既然不能相信人们理解法律文件的微妙问题，重要的决定只好留给专业政治人物来决定了。欧洲议会自由民住派议员安德鲁•都弗（Andrew Duff (MEP)认为征询选民意见是偏离正常工作的行为。法国和荷兰公决后，他说“这个经验提醒我们将欧盟宪法提交给不愿配合的全民公决去碰运气是不是合适。人民不仅被看作政治上的文盲，还被描述成为容易受到蛊惑民心的政客煽动的头脑简单者。在布鲁塞尔的眼中，只要批评反对欧盟计划的人都是煽动分子。
正如欧洲议会主席巴罗佐（Jose Manuel Barroso）说，欧元怀疑论者已经越过了“民主的界限进入煽动宣传。”他说一个民粹派的趋向试图通过将复杂重要的问题简单化来破坏我们试图建立的欧洲。
在美国，这个心态一直系统地被民主党积极分子所宣扬，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许多蓝领工人投票支持共和党。按照民主党最有影响的自由派思想家乔治•拉克夫（George Lakoff）的说法，“人民并不必然按自己的最佳利益投票。”那种认为民众头脑简单或容易受骗上当的观念让一些民主党积极分子抱怨接连两次总统大选失败是因为人民太笨了。有一个自由主义者麦克尔•格鲁沃特Michael Gronewalter）说“礼貌客气和理智的谈话在有知识的人中间是有用的，但是对于公众来说并不合适。”他说 “我真的认为我们自由主义者总体上肯定更聪明，更理智，受到更好的教育，理应劝说人们接受我们公平和合理的观点。听众即使真正留心的话，也并不总是能听懂的。我怀疑问题不在演讲者而在听众。“听众”这个民众的另外一个名字，被隐含地指责没有听懂聪明的政治领袖发表的复杂观点。最近以来，报刊常常批评这群显然不可救药的无知选民没头没脑地拥抱所谓的宗教右派分子的政治观点。
在美国，左派对宗教右派日益增长的影响心存恐惧，因为他们担心很难把普通人的感情和文化生活结合起来。不过他们不是试图克服这个障碍，反而更愿意讨论那些容易受到宗教右派煽动的人的无理性。左派对宗教右派的谴责间接表达了对相当一部分选民的思想能力的批评。根据一位民主党积极分子的说法，美国公众已经成为一种“快餐式选民”，好像美国人患上了集体注意力缺乏紊乱症。在欧盟，这些桀骜不驯的公众被当作一群落后的外国恐惧症患者。在欧盟宪法被法国和荷兰否决后，自由民主派议员安德鲁•都弗对欧盟宪法反对者性格分析为既不民主也不自由。他对议会杂志说“这些反对者是一帮种族主义者，恐外症患者，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幻灭的中间左派分子，和笼统的讨厌鬼。从历史上说，政治精英对公众舆论有时候特别关心有时候非常敌视。许多对公众舆论的经典研究尤其是从自由主义视角写成的文章往往对研究的对象持非常负面的看法。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人民缺乏能力做对他们有利的事的失望经常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
无一例外的是公众舆论被看作“问题”。美国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 1922年的研究《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指出了经典的观点：他警告说选民中绝对无知者的比例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大，这些人是精神上的儿童或野蛮人，是煽动者的天然猎物。
这个公众舆论的观点主导了盎格鲁-美国人这个问题的看法。经常的情况是一再重复这个假设公众并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最有利。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帕杰尔（Edward Pager）1929年争辩说“公众舆论常常对最无私为公众福利奋斗的人是最残酷的。”
所以指控民粹政治为心理不正常和缺乏理智的倾向有很长的历史。麦克尔•卡静（Michael Kazin）在其重要的研究《民粹劝说》（The Populist Persuasion）中注意到冷战期间在美国，民粹主义成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最大梦魇”。他们指责群众性民主，极权主义和工人阶级的缺乏理性是麦卡锡主义兴起的罪魁祸首。确实，他们对麦卡锡主义充满仇恨就像如今他们对宗教右派的敌意一样。对“美国白人天主教工人，老战士，位于社会结构中间的牢骚满腹的家庭”更加不信任和厌恶反感。这些人曾经是如下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如工业工会主义，产业工会联合会，1930年代和40年代的人民阵线。但是十年以后，他们被看作自由主义的敌人。
从前的自由主义者曾经担心人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下降，现在他们开始纳闷这个“漠然”是否成为貌似灾祸实际让人得福的事情。克里斯托弗•拉旭（Christopher Lasch）在《真实唯一的天堂》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中说，他研究民众对自由派精英的反叛。
精英对民粹主义的恐惧和如下观念相联系即“下层阶级”的观念被他们残酷的成长经历所扭曲。据说工人阶级的成长经历让他们容易接受反民主和独断极权的做法。冷战时期最有影响的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评论在这方面是经典的。“总结起来，下层阶级的成员很可能童年时期经历惩罚，缺少关爱，容易冲动，攻击性强，所有这些经历倾向于导致种族偏见，政治极权主义，千禧年新宗教（chiliastic transvaluational religion）中表现出来的根深蒂固的仇恨。”
英国很有名的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分析了情感上文雅的中产阶级和情感上无知的工人阶级的对比。艾森克声称“中产阶级保守派比工人阶级保守派更温和，中产阶级自由派比工人阶级自由派更温和。中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比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更温和。甚至中产阶级共产主义者也比工人阶级共产主义者更温和。”
李普塞特和艾森克对下层阶级的政治行为的病理分析至今仍然继续影响左派的态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曾经说对进步运动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的拉克夫（George Lakoff）把布什的支持者归纳为被严厉父亲道德支配，对抚育和爱护充满敌意的人。这是说他们道德低下的另外一种说法。他们当然比不上自由派人士，人家显然有“爱心家庭养育”用艾森克的话说，自由派人士比投票支持布什的俄亥俄粗人更温和。
通过两种不同类型的道德感的人的对比，拉克夫和他的支持者可以说服自己相信这个神话---他们的道德优越感使得他们输掉了选举。这样一来，反而证明了他们和口口声声攻击的目标宗教右派一样喜欢打道德牌。两者的区别是拉克夫看见了“心理之光”，而那些“受严厉父亲道德约束”的人选择了“宗教之光”。
这种认为公众太愚蠢了根本搞不懂美国自由派人士崇高和复杂的理想的观念表明了他们蔑视人民的意识。而且，它不加批评地把造成当今政治生活的弊端和问题的责任转移到了头脑简单和没有知识的选民身上。从这个立场看，2004年克里大选失败不是自由主义政治无法结合广大民众的无能，而是因为选民的思想狭隘。
这个态度并不局限于美国。不久以前，英国左派人士指责撒切尔时代的出现是由于受到工人阶级极权主义的影响。左翼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把撒切尔主义归纳为一种带有极权色彩的民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诱导了部分工人阶级。他们认为让人头晕目眩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自私利益的结合产生了强有力的右翼民粹运动为撒切尔提供了草根支持。
那时候，取笑“埃塞克斯男人”（Essex Man）和“埃塞克斯女人” （Essex Women）非常流行，他们被认为是对左翼领导人崇高目标不屑一顾反而支持撒切尔的自私自利、缺乏理性、追求实惠的人的代表。如今，他们用类似的说法解释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 (UKIP)和英国国民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 (BNP)在工人阶级选民如Barking地区中取得的可怜的进展。
民粹主义要呆在这里了
左派人士或自由派思想家很少直接指责人民在公开宣称反精英的文化中的心态。这种老套观念如果指向少数民族或别的社会阶层可能招徕谴责。难怪蔑视往往通过委婉语点头和眨眼转移掉。
60年代的时候，民粹主义的批评者指责头戴“硬帽子”和“追求实惠”的工人阶级。今天在美国，这种态度是通过如下的词语来表示的如“"Nascar Dads", "Valley Girls, "Joe six-pack" or "rednecks"” 拉克夫声称布什在"Nascar Dads中受欢迎是因为他们都支持严厉父亲的道德观。冷战时期旧的理论“极权色彩的工人阶级”已经被循环来帮助自由主义者解释自己和日常生活社会脱离的孤独意识。落后态度的病理学根源可以在拉克夫老套的保守派教养子女的糟糕质量上发现。
在英国，"Nascar Dads有另外的名字，他们被称作"chavs", "white van men", "Worcester Women" or "tabloid readers"而不屑一顾。既然有人根本没办法被动员去从事进步的事业，最好的行动方式就是孤立他们，尽可能减少他们对社会的影响。
财富杂志驻东南亚记者澳大利亚人埃里克•埃里斯（Eric Ellis）最近在英国观察家报撰文指出“澳大利亚对指控科比（Schapelle Corby）走私毒品到印度尼西亚表现出激动和恐外歇斯底里。”这可以是个鲜明的例子说明民粹主义鼓动者被那些以作为自由派全球理想为傲的精英分子的把持。埃里斯写到“人口学家伯纳德•索特（Bernard Salt）说科比事件戳穿了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平等主义的神话。索特以前就指出澳大利亚像许多国家一样有受过教育的少数民族，但是文化和全球理想的精英指导其政治，经济，大众文化，把持基本的市场。”
埃里克•埃里斯继续写到“但是精英在这件事上没有预言事情的结果。人们一直在谈论红脖子政变"redneck coup"。这个闹剧没有结束的迹象。刚刚新任命了一位律师处理我们的科比的上诉。我上个星期遇见了他，他没有让我失望，他名字叫胡塔比（Paris Hutapea），携带两把手枪（贝瑞踏a Beretta 和华瑟a Walther）笔挺的蓝西装，引人注目的星型图案，开悍马汽车（Humvee）上班。他的手指上戴着蛋白石和钻石戒指。他和科比的姐姐Mercedes应该会赢。
把民粹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当作敌人的倾向表明对民主政治的虚弱的坚持。毕竟，民粹主义的支持者占人民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他们需要像对待那些观点更聪明的精英分子一样得到认真对待。
必须指出的是，民粹主义运动受多中不同的相互矛盾的动机的影响。对政治体制和精英分子的幻灭让人们采取一种针对其他群体的狭隘的你我区别对待的态度。但是民粹运动常常受社会团结的愿望的驱使，受平等冲动的渴望的推动。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许多民粹运动如宪章运动就和左派政治有关。正如卡静（Kazin）注意到的，过去一个世纪中美国的民粹主义语言一直是激励左派运动的灵感。只是在1940年美国的民粹政治文本开始从左派转向右派。原则上说，没有理由为什么民粹的想象力应该被某个政治声音所独占。
民粹运动可以被妖魔化也可以被看作要求真正履行民主责任的呼唤。这么多人选择强烈反对欧盟宪法并不是一件坏事。和严厉惩罚选民冷漠和政治厌恶相比当然更好些。它当然提供了机会让对话和民主重生。不幸的是，政界人士平常总担心大选时投票率下降，认为这个现象比失去对欧盟先副的公决更好些。
这样的技术专家反应或许帮助限制损害的程度，但是它不能让民粹主义离开。
政界人士这么讨厌民粹主义运动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亲身感受到这是对他们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直接挑战。价值观的冲突在欧洲最近举行的几次全民公决中已经变得明显。那些投票反对的人使用的语言让政界人士从道德上从感情上不可理解。政治人物在谈论补贴资助，透明，效率，人权，和协议，而他们的反对者在讨论日常生活问题。正是由于这些反对声音的存在，让人们质疑越来越技术化和官僚化的寡头政治的合理性。
目前，这个运动还无法对付或采取行动。与此相对的所谓反资本主义或“让贫穷成为历史”运动越来越吸引人。这些运动并没有挑战流行的政治文化，实际上他们强化了它。难怪政客们俯下身来称赞反对贫穷的运动。重要的英国大臣们鼓励人们在七月召开8国首脑峰会时走上爱丁堡街头抗议示威。参与这个活动的游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被政治精英当作自己的运动。
相反，面对民粹运动政治人物感到脆弱和尴尬。不管这些运动有什么局限，它们提醒世界政治精英更感兴趣的是怎样是自己避免日常生活的压力而不是关注现实世界。他们说他们担心的是政治冷漠问题，他们最不希望的是公众真正关心参与政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组织更多全民公决时要考虑再三。我们应该感谢反对欧盟的运动提醒我们民主只有在人们愿意让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到的情况下才存在。
译自：“From Europe to America: the populist moment has arrived”By Frank Furedi
http://www.spiked-online.com/Articles/0000000CABCA.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