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一报社在今年春节前收到一张特别的贺年卡，上面打印着示威留言说，“只要豁得转，谁也告不倒我。你们这些记者又没有权，报(曝)了我的光又怎么样？老子还是照样当官，而且还要当局长。”落款自称“贪官”韩书记。北京、河南、重庆等省市的一些报社也收到了内容相同的这种“示威贺卡”。这种普通的邮政贺年卡都是以“重庆市江津区西湖镇党委”的名义发出的。记者查实，重庆市江津区西湖镇党委确有一位韩书记，此人现已调任江津区公安局副局长。
西湖镇党委有关人士说，可以肯定，发“示威贺卡”的人不是他所在的单位和韩某本人，而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背后人为操纵，此事如何处理镇党委正在研究。
这件事看起来象是一场恶作剧。很可能是一位对“韩书记”有很大意见的人搞的，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引起人们对这位“韩书记”的更多注意，达到发卡者所希望实现的结果。但这一事件所显示的所谓“贪官”与媒体叫阵的表象，却十分令人玩味。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社会公众中形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共识：有意见难提、有冤屈难伸时，最终的救济渠道不是政府官员，不是法院，而是媒体，最好是上“焦点访谈”。但中国十三亿人口，想上“焦点访谈”的即使只有万分之一，也有十三万之巨，显然不是一个“焦点访谈”所能容纳。退而求其次，在中央级别以下的其他各类媒体曝光，也不失为含冤受屈的小小老百姓所要追求的目标。这样的目标其实也不易实现，即或胆大的媒体曝光了，处理结果如何也很难说，譬如彭水诗案被若干媒体热炒，当事者彭水县委书记被指滥用权力大兴文字狱，最后此人获得平调了事。而这事发生在全国首创并推行行政问责制的重庆市，若在其他没有推行问责制的地方，可能是书记好官照做，受害人监狱照蹲，所以对炮制彭水诗案的某书记而言，平调的结果算是大幸中的不幸，对受害者来说，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这说明媒体曝光并非如老百姓们所想象的那样效力神奇。我们看到某些法治国家的官员一旦有不轨行为被媒体曝光之后，立即威风扫地，自动辞职是常见的结果，继续赖在台上死磨滥拖或者与媒体公开叫阵的极少，即便有后一种情况，这种人还会面临议会的穷追不舍，检察机关的追查，法院追究，最终的下场更为不堪，所以自动辞职不失为明智之举，成为当事者的最佳选择。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主要原因不在于这些国家的媒体特别强大，媒体的强大仅是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公众高度的民主与法治意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制度的完备。在这些国家，媒体的曝光意味着追究问责程序的启动，媒体之强大源于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和一整套完备的法律制度的支撑。
这里形成的是一种互相保障和促进的格局，社会公众的民主法治意识和现代法治制度是媒体之所以强大的基石，而媒体的强大反过来又对前者发挥保障和促进作用。我们的问题是，现在的社会媒体在国家民主法治建设中的作用并不凸显，也未强大到令不法官员恐惧的程度，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靠山不硬。靠山不硬则不足以权势匹敌，如果体制上财务上完全为权势者所操控，则只能为尊者讳，决不敢放胆直言。即便有个别媒体乍起胆子来说几句，环顾上下左右，如果纪检监察部门没有反应，公安司法没有回音，党委人大没有说话，只能自觉无聊，收兵大吉。此时媒体的感受是，“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丁洋里叹伶丁”。彭水诗案中力加披露和跟踪报道的那些媒体恐怕难免感受这种孤独，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个中滋味，由这些孤独的媒体去细加品尝。
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现实生活中，“贪官寄贺卡”公然与媒体叫阵的事确实已令人难以想象，但暗中较劲、轻视媒体监督作用甚至操控当地媒体的事还在现实的情理之中。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国家所面临的一大任务是，着力构筑媒体与政府、媒体和其他国家机关的良性互动关系，强化社会监督，实现权力的制衡。在现实生活中，媒体的强大彰显民主法治制度的强大，媒体的孱弱其实体现的是民主法治制度的缺失，这也是“贪官寄贺卡”事件所带给我们的冷思考。